一、自由贸易的中国场景
当我们今天对美欧国家在贸易上和汇率上的压力感到烦恼时，请不要忘了，这其实是对中国竞争力的称赞。就在若干年前，不少中国人还在为进入WTO而惶恐。有人说，狼要来了。
然而自“入世”以来，我国的贸易顺差却逐年上升。2002年为303亿美元，2003年225亿美元，2004年为319亿美元，2005年7月底已达约500亿美元，有人预计，今年的顺差将超千亿。要知道，这是在石油价格高涨，中国石油产品进口耗费了大量美元的情况下的顺差。中国人逐渐淡忘了“狼来了”的预言，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如鱼得水。中国政府的自由贸易热情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向东盟建议建立自由贸易区；对香港特区实行“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对上千种香港产品实行零关税；对台湾地区的一些农产品也免征关税。
而那些原来认为是国际竞争中的强者，曾力促中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倒似乎有点不高兴。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大多排在欧美国家之后，如2004年美国名列第二，英国排名第11位，加拿大排名第15位，中国只排在第46位。然而除香港地区外，承受中国贸易顺差的国家主要是美国、荷兰、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和加拿大等欧美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在公开场合认同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但当竞争影响到本国企业时，还是要作出反应。于是有西班牙2004年9月17日烧毁中国鞋城事件，有美国和欧盟在取消纺织品限额的不到几个月间，又对中国纺织品重新设限，更有美国朝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烈呼声。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事情是我们在加入WTO之前所始料不及的。有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的因素影响了竞争的结果，使中国对这些竞争力更强的国家形成了贸易顺差？
经济学关于贸易的理论非常“古老”，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亚当?斯密。直到今天，我们翻开贸易理论的教科书，看到的依然是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这些理论虽然逻辑优美、解释力强，却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都假定规模报酬不变，也就是说，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大，成本不发生变化。针对这个明显偏离实际的假定，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一支新的贸易理论。当这种新贸易理论假定存在规模经济后，发现了许多不同于古典贸易理论的结论。其中一个较重要的结论是说，假定两个国家资源禀赋相同，只是国家的规模不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较大的国家处于优势地位。这是因为，较大的国家有较大的市场，因而为这一市场生产的企业以至产业就会有较大规模，因为存在着规模经济，较大国家产品的成本要低于较小国家。一旦实行自由贸易，较大国家的产品因成本较低而更有竞争力。
将考虑规模经济的新贸易理论运用于中国，我们发现，中国不仅是“较大”国家，而且是“最大”国家。这是一个有13亿人的市场。2003年1099美元的人均GDP尽管还远低于许多西方国家，但GDP总量已达世界前列，如果按购买力平价(即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计算的货币汇率)计算，我国已达世界第二。更何况，在许多时候，人口数量比人均收入更重要。不仅日常必需品的需求量更与人口相关，而且如家用电器甚至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也与人口相关。因为当收入达到“买得起”的水平后，人们会根据需要购买耐用消费品，但不会随着收入增长无限制地购买。例如，人们钱再多，也不会买一堆电视机放在家里。因此中国是许多产品的最大消费国。吃穿住的必需品自不必说，我国有超过7亿部的电话；除了印度，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达到此数。2003年我国的家用电器销量如下表。
2003年中国部分家用电器销量 单位：万台
彩色电视机 2590.7
组合音响 188.7
摄像机 34.8
影碟机 773.7
家用电冰箱 1201.5
家用洗衣机 1235.4
房间空调器 1865.0
微波炉 742.1
微型计算机 298.9
普通电话机 1460.1
移动电话机 3897.7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良性循环的阶段。虽然我国人均GDP并不高，但由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在东部地区，人均GDP已达数千美元，如苏州高达7000多美元。据一份研究估计，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人民币的中产阶层已超过7000万人，相当于欧洲的大国。他们有能力购买汽车和住宅，从而又构成了巨大的市场。中产阶层人数的不断增长，推动着中国巨大需求的逐渐升级，为企业开辟新的市场天地，又反过来壮大中产阶层。
因而，尽管中国的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可能还略逊一筹，却享受着巨大国家的巨大市场的好处。因为有着巨大需求，就可以在进入市场时有一个高起点，就可以享有生产的规模经济(即单条生产线的规模经济)，企业的规模经济(即有若干生产线，但在广告、销售和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以及产业规模经济(即配套企业、零部件供应商和技术工人供给的规模经济)。当我们到广东东莞一带，看到成片的大规模厂房和工人宿舍区，还能体会到地理上的地区专业化和地区规模经济。更如克鲁格曼所说，巨大市场还会使产品多样化。由于更接近个性化，从而更具市场价值，产品多样化不仅能带来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且可以在国际竞争中带来优势。因为规模较小的国家不可能依赖于自己的市场发展出如此多的产品品种。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社会实体，有着浓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在本文中我们且不深究。但现代中国人继承了这一巨大规模社会的遗产却经常浑然无知。企业也不能直观地体会外在于它们战略与行为的巨国效应。因而这一因素经常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新贸易理论揭示了巨国效应的存在，它告诉我们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不仅来自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还有受惠于祖先给予的这种“天时地利”。
二、规模、还是规模
无论古今中外，像中国这样的巨大社会规模还是绝无仅有的。在西方历史中，只有西罗马帝国可以比拟，但它只存在了几百年就消失了。唯一可以与中国相比的社会是印度，我们可以看到，她也曾享有中国一样的巨国效应，并且将成为中国真正的巨国竞争对手。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实体。虽然某一朝代也会衰落，但同样规模的政治实体又会兴起，所以有汉、唐、宋、元、明、清的延续。在传统社会中，甚至在工业革命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巨国效应一直强烈地影响着中国。有一位英国学者名叫安格斯?麦迪森，他的兴趣是还原历史中的经济数据。他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指出，自公元元年一直到187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名列世界第一(第261页)。而1870年几乎是英国开始工业革命的一个世纪以后；这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北京遭受过英法联军的洗劫。而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高达33%。
由于社会规模巨大，虽然中国没有发展起现代大型企业，却享受着产业规模经济。因而在几乎2000多年的国际贸易中，一直保持着出超。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行销世界，其它国家却没有对等的大宗产品与之交换，从而中国只有大量地输入白银，这是当时的世界货币。据麦迪森的估计，从1550年至1700年，中国共输入了6951吨白银；而按照另一个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中的估计，自1550年到1800年，中国共进口了约60000吨白银(第208页)。按今天的白银价格计算，每年约有5亿人民币的贸易顺差，这在前工业化的社会中是很大的数字。正因如此，历代中国政府都奉行“近悦远来”政策，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自由贸易政策。明清个别时期的海禁政策只是例外，且目的不是近代西方所谓的“贸易保护主义”，而是针对来自日本和西方的海盗，以及本国的海盗和海上敌对势力。一旦紧张过后，政府还是要开放海禁。因为要“怀柔远人”，不仅关税较低，而且允许外国商人永久居住在中国城市。如汉唐以后，大量外国商人，包括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和粟特商人等到中国经商，他们大量居住在长安、扬州、洛阳、广州和泉州等贸易城市。有时在一个城市中多达十几万人。在明清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波斯商人”的角色。
相反，西方国家却是既倾心于与中国的贸易机会，又惧怕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较早时期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打交道，是因为这两国垄断了西方世界与中国的贸易。自从英国在1588年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逐渐获得了海上霸权，并与荷兰人一起打破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在另一方面，这些西方国家又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对付来自中国和东方的产品。17世纪，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曾颁布过《禁穿华布令》；1700年的英国国会也曾通过法案，禁止棉布进口。其目的是针对印度和中国的棉纺织品。因为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在那时，“中国与印度合为一个超级世界”。这种局面，只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依凭坚船利炮，将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强加于印度和中国，甚至凭借在印度生产、而在中国销售鸦片才得以扭转。
经过中国人一百多年的流血奋斗和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巨国效应再次发挥作用。本来中国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都处于劣势，但巨大的中国市场仍给中国企业以发展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家用电器市场中充斥着日本产品，但日本企业并没有意识到中国巨大市场的含义，只是采取较高定价的战略，尽量攫取当下利润，这就给中国企业留下很大的市场空间，正如战争期间辽阔的领土给中国军队以回旋余地一样。加上80年代因居民收入大量增加而导致的市场扩张，中国的家电企业迅速崛起。到90年代末，中国企业不仅收复了中国市场的大部分“失地”，在彩电、冰箱和空调等市场中占有60%~90%的份额，而且还进军海外市场。国内的市场培育了中国家电产业的巨大规模，2004年，中国生产了7329万台彩电，6646万台空调器，2349万台洗衣机，3033万台电冰箱。在如此规模优势下，在彩电、空调、电冰箱、微波炉和吸尘器等7种家用电器的全球市场上，中国企业占有最大的份额，均在30%以上，其中空调为60%，彩电为55%。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涌现了像海尔、康佳、海信、长虹和格兰仕等大型企业。2004年，海尔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白色家电制造商。
在家用电器领域的故事还会在其它领域重演。中国移动因置身于全球最大的客户群(3.5亿)之中而晋身世界500强；新浪和搜狐则受益于全球第二大上网人群(1.05亿)，而在纳斯达克有较佳表现。类似家用电器的翻身仗也正在手机制造甚至汽车制造领域再现。因为即使手机制造由诺基亚、爱立信等几家跨国公司主导，但由于这里是世界上第一大手机市场，中国企业仍然有空间进入，并且逐渐取得成功。2003年国产品牌手机份额一度高达53%，近来降至44%左右。在汽车市场中，2004年国产汽车占有97%的份额；其中中国自主品牌，如奇瑞、吉利和红旗等也在成长，占有一成多的市场。如果在汽车业和手机业能够出现像张瑞敏和柳传志级别的企业家，出现汽车制造业和手机制造业的海尔和联想就指日可待。
由于存在着规模经济，体积较大运费较高的产品更适宜在较大市场之旁生产。一个国家及其市场越大，这种好处越明显。这一由克鲁格曼教授给出的结论又道出了巨大国家的另一个好处，即她吸引大量的外国企业到本国投资。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加入WTO(即降低关税水平)以后，仍有大量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的原因。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为550亿美元，2003年为561亿美元，2004年则达606亿美元。尤其在汽车制造业，几乎所有世界级的企业都加入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美国的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德国的奔驰、大众和宝马，到日本的本田、丰田和日产，甚至还有韩国的现代和起亚。尽管与这些企业合资的企业主要生产外国品牌和车型，但有些研究表明，存在着技术和管理的外溢效应，即外资合资企业在本地带来的技术和管理扩散现象。甚至有人说，没有外国汽车业巨头在中国的投资，也不会出现象奇瑞和吉利这样的中国企业。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合资企业中，也可能会出现中国未来的世界级企业，就像当初的利勃海尔变为海尔一样。
在家用电器、电信服务和汽车的需求高潮的同时，中国还会迎来购买住宅的高潮，以及旅游需求的高潮。2004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额高达10376亿元，销售面积约为38232万平方米；2005年“五一”黄金周仅公路客运量就高达3.23亿人次，这还不包括利用航空、铁路和自驾车的出游人数。这些无疑又将构成新的世界第一大市场，它们又会孕育新的巨型企业。而在这之后，还有城市化的巨大无比的需求，包括对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的巨大需求。中国还会出现许多世界之最。当初在美国时，曾惊叹美国的大型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之规模，但今天当我听说位于北京的“世纪金源”以68万平方米的面积而为世界最大的单体购物中心时却是将信将疑。如今，在美国《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排名中，已经有11家中国大陆企业，而在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一家。当有一天，世界500强中有更多中国企业名列前茅时，我们不当惊讶。
三、中国经济将持续高速增长
早在1985年，我写过一篇题为“为经济高速增长声辩”的文章，发表于一个内部刊物，后来收入《盛洪集》。在那篇文章中，我注意到了在二战以后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经济高速增长期，这一时期一般可以持续10年至15年以至更长，经济增长速度一般可达每年10%以上。并以日本、巴西和亚洲四小龙为例。我并预言，中国将开始这样一个时期。转眼20年过去了。我欣喜地看到我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也看到了上述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终结。巴西早已停止了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在80年代中期以后也放慢了增长的脚步，到90年代更陷入长期停滞之中；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亚洲四小龙的高速成长期也告结束。屈指一算，巴西的高速增长期持续了十余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均约为30年左右。从1984年算起，中国已经经历了21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还会有多长呢？
近代以来经济上获得良好成绩的国家都深谙一种秘诀，这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在现实中，有经济发展起步早晚的问题。如果按照新贸易理论，一个国家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发展起一种工业，如果全世界都实行自由贸易，它就会永远在这一工业的世界市场中占据优势。但这同时意味着别的国家无法发展起来。因此为了本国的发展，就应限制其它国家有优势的产品进口，以给本国的同一工业以市场空间。当本国工业壮大以后，再开放贸易与其它国家的企业竞争。实施这一战略的，从上述的西班牙和英国，到欧洲大陆诸国和美国，再到亚洲和拉丁美洲诸国，以至中国几无例外(除了香港，后面详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保护主义也会使本国经济走向反面。由贸易保护导致的长期的顺差会带来货币供给过多和资本过度充裕。货币供给过多会导致通货膨胀，使物价高攀，最终抬高劳动力价格；资本过于充裕则使利率过低，反而促使资本外流。劳动力价格过高会使本国丧失国际竞争力，资本外流则使本国投资不足。而像日本这样大的国家，虽然有各种优势，却还没有大到有巨国效应。国内市场规模虽足以培育和维护本国企业，但不能容忍外国产品的分割。在自由贸易中并没有明显好处。所以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就倾向于更长地坚持贸易保护政策，但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走向高物价、高劳动力成本和低利率的境况。尽管一直维持着贸易顺差，却出现了因过长坚持贸易保护政策而导致的“日本病”，既不能用财政政策去刺激经济，因为物价已经很高，且劳动力已经短缺；又不能用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因为利率已经很低；只能听任经济处于长期的低迷状态。
虽然韩国也有很强的贸易保护倾向，且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韩国国内市场达不到培育世界级企业的规模。因而是否坚持贸易保护政策也许并不重要。对于另一类更小国家和地区来说，国内(区内)市场本已狭小，不足以滋润本国企业，因此可以不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如我国的香港地区。更因为在1997年回归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没有主权对本地产业进行保护。香港的自由贸易政策换来的是其它较大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市场的开放，从而成为她高速成长的重要因素。但香港及新加坡和台湾的规模过小的一个弊端，是劳动力供给有限，且国际(或区际)上还不存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因而当贸易不断扩大、顺差持续存在和收入连年增高的情况下，会很快遭遇劳动力短缺，从而逼使劳动力价格随之上升，最后减弱了四小龙的竞争力。实际上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夕，香港和韩国的贸易赤字已经高达国内(区内)生产总值的11.6%和7.4%。
反观中国大陆，既然存在巨国效应，在自由贸易中更有优势，因而没有必要长期坚持贸易保护政策，加入WTO就是及时地终结这一政策。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份题为《中国与全球化》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在实际上比日本和韩国开放得多，不仅贸易上开放，而且资本上开放。开放使得其它国家分享了中国巨国效应的好处，减缓了中国因贸易而积累财富的速度，也就避免了过长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会延长高速成长的时期。
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巨大国家有着丰富的等待转移的劳动力资源。2003年，我国农村共有48700多万劳动力。如果其中一半是富余劳动力，就会构成刘易斯教授的所谓“劳动力无限供给”；而城镇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近些年只在每年800万人左右。即使不考虑新增劳动力，现有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也要转移30年。其结果就是劳动力的价格长期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而稳步增长。稳定的原因是大量供给的劳动力会平抑劳动力价格，而升高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实际成本的上升，而不是需求引致。2003年，我国城镇劳动力的平均工资约为14040元，约合1708美元。如果平均每年增长约10%，30年以后才能接近美国2003年的水平(17.75美元/小时)。即使考虑到汇率变动的因素，这一时期也会很长，因为美国的工资水平还会在这30年内增长。即使工资水平上升到像美国这样的水平，由于巨国效应，资本愿意流向中国这样的巨大国家，企业也愿意在中国设厂，这导致了新贸易理论的另一个结论，即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较大国家的工资水平会较高；将这一结论推论到中国，就会变得更强，即使中国的工资水平大大高于一个一般规模的国家，也因巨大的规模经济而仍有竞争力。
归根结底，巨国效应的主要依凭还是巨大的国内市场。这是一个发展中的远没有饱和的市场。尽管家用电器在城市中已近普及，但农村的拥有率还很低。如2003年每百户拥有彩电67台，洗衣机32.27台，电冰箱15.89台，空调器3.45台，录放像机3.51台，电话机49部。城市居民也还在摄像机、数码相机、影碟机和家用电脑方面有着广阔的需求空间。中国的汽车大众化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更为重要的是，汽车的普及、旅游需求的增长和乡村城镇化的趋势会带来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全国性交通基础设施的更为规模巨大的需求。这一需求不仅巨大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城市化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2003年的城市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40.53%，近年来城市化率每年增长约1.44%，按照这样的速度达到一个适宜的城市化水平(如80%)也需25年以上的时间。每年约有2000多万人从乡下人变为城市人，与之配套的是城里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还要有个人的住房和住宅内的耐用消费品。因此一个人购买“城市”这个消费品需耗费数十万元。为了城市化，仅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这一项，每年就要投资上万亿元。与其它需求一起，这一长期而巨大的需求将支持着中国经济另一个20~30年的高速成长。
四、巨国效应下的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
有人会问，既然巨国效应如此之好，为什么在自清未到改革开放之初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因为，巨国效应需要条件，尽管并不苛刻。
第一个条件，就是和平。自19世纪未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是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社会。既有外来侵略，也有内部纷争。战争直接摧毁人民的财富，挠乱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经济活动。内战将中国分割成互相封锁的部分；为战争筹集经费而建立的厘卡制度，也会将巨大市场分割成许多小市场，直接损害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在动荡不安中，人们很难从容经商和发明创造，致使技术和管理水平也停滞不前；等等。
第二个条件，就是有维护主权的国防力量。战败会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大量财富和资源被掠到国外，不仅减少中国经济的资源投入，而且因白银外流而减少货币供给，抑制了经济增长。战败也带来了贸易上的不平等条约，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当英国和欧洲国家享有着自主关税时，中国的5%的“条约关税”只能使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之中；加之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一方面损害着中国人的体质，另一方面进一步吸嗜着经济之血——白银，恶化货币供给。
第三个条件，就是市场经济。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又逐步进入了计划经济时代。计划分配体制将全国市场分割成许多狭小区域；由于没有了市场，规模经济的好处就不能体现在价格中，也就无法显现和获取；貌似集中分配资源的计划当局，在具体地推动经济运转中，不得不将资源分割成许多很小的部分，以激励地方政府和企业，导致了我称之为的在“资源集中条件下的资源分散”，反而形不成大规模企业。例如钢铁和汽车制造这样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下大力气发展的工业，直到1978年也只有3178万吨钢产量，和14.91万辆汽车产量。那时规模最大的“一汽”只有不到6万辆的产量，“二汽”的产量不到1万辆。1984年，钢铁产业最大的武汉钢铁公司也不过346万吨钢的产量；其它企业多在100多万吨的水平上。生产规模和企业规模远达不到经济规模。
第四个条件就是开放。这正是新贸易理论所主张的，也是26年改革开放政策所肯定的，更是2000多年中国的历史所证明的。
因而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它在战略层次只要做好两件事就行了。第一是以强大的国防为后盾保证中国有一个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对于国际上的任何冲突，只要坚持和平，中国就赢了，因为中国会随着时光流逝而变得更为强大。第二就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剩下的事交由企业家来做。企业家会充分挖掘巨国效应带来的好处。而中国不乏优秀的企业家。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巨国效应的负面影响。一是因优势明显而引起与其它国家的贸易磨擦，一是巨大国家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会使有限的可耗竭的资源很快碰到边界。对于第一个问题，因为存在着巨国效应，中国政府在与其它国家谈判中反而有可以让步的余地，既能让对方收到妥协的好处，又不会对我国的企业有太大损害。至于第二个问题，资源的需求增加会导致价格上涨，这会约束我们对资源的需求和消费；但价格对所有国家都大致是一样的，这使得它们都平等分担资源稀缺的成本，不独对我国不利，因而不会影响我国企业相对于其它国家企业的竞争力的对比。只是中国应当注意改革分配稀缺资源的体制，防止一些利益集团利用垄断攫取私利；并且在资源价格上涨的同时，考虑发展替代资源和节能技术。
至少在今后的20~30年间，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应该为自己偶然生在中国而感到幸运。然而，如何受益于巨国效应、在这20~30年的高速增长中获取同样的发展，取决于企业家对中国这一性质和这一时期的战略性理解。中国的巨大市场意味着，在中国只要专门于一种产品，一个细分市场，一个特定领域，都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手机的短信息只是一毛钱一条，但在拥有3.5亿部手机的中国每天却可发出8亿条。因而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较好的战略就是专业化战略。专心致志地研发一种产品，琢磨一种客户群，就有可能成功。对于处于竞争市场中的企业来说，可能选择的最好的策略，就是再把市场细分，开发更为个性化的产品，也不要怕没有足够的客户。对于创业者来说，中国也是他们的乐园，因为在巨大国家可以使产品更为多样化，有更多的创新空间。当然对于已经做大了的企业，它们就该有国际眼光。因为如果真的在中国市场中成功，它就应该知道，它有资格走向世界。
当然巨国效应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不会受到外国同行的强有力的竞争。中国这个企业家最好的舞台，不仅是中国人的，而且吸引天下英雄。外国企业同样可以在中国市场中施展才干，享受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市场，它们更有可能是有多年国际市场积累的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只有在组织制度和品牌战略上赶上它们，才有可能与它们并驾齐驱。当世界上最优秀的企业家都来分享中国的巨国效应的机会时，那局面将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时间：2006年01月06日 《新青年·权衡》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