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语

　　曾经有人问我，你不认为文明有优劣之分吗？我说，我不想和你辩论。因为既然我 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信奉的经济学让我无法相信相反的结论。换句话说，我之所以写出“什么是文明”，与其说因为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不如说因为我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是在欧洲启蒙时代创立的，当时由西方传教士带回的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奠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一传统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中逐渐衰落了。直到本世纪中叶以后，自由主义传统又重新兴起。它的基 本逻辑在计划经济试验失败以后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赞同：不要用自己的效用判断或价值取向去替代别人的价值取向；任何人都会自己找到通往幸福的道路；企图用自己认为的好的标准强加于人，只会带来违背初衷的结果。我其实是依据反对计划经 济的同样的理由来反对全盘西化的。在我看来，西方人企图把自己文化标准加于全世界的作法，与计划当局企图把自己的偏好加于全社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都是哈耶克所批判的构造主义的态度。不少与哈耶克同时代的西方知识分子，已经把这 样的见解溶入他们对文化问题的看法中了。如现代行为学的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洛伦兹。当他通过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得出了与哈耶克的研究几乎一样的结论后指出，“既然一个文化的社会标准和仪式性质的系统，是用各种特别的方法去适应自己环境的特殊情况，所以这样毫不思索地接受外来的习俗，必定导致适应不良。殖 民地的历史已经有许多实例，证明不只会毁灭文化，而且害及人民与种族。”（康罗·洛伦兹，1987，第274页）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不仅伴随了计划经济的垮台，而且对西方人主导的国际秩序提出了挑战。

　　然而，我又有幸是一个中国人。我因此避开了西方主流文化的偏见（当然也许免不 了中国文化的偏见）。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弊害，对其弊端的发现由现代博弈论完成了。但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西方学者将这一发现用于对近代史以至现代国际秩序的分析上。这不是他们不够聪明，而是文化偏 见使然。借助于博弈论的研究，我们在今天就可以看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战国规则的结果，那就是全人类的灾难；如果人类在其主流文化中不愿承认这一点，只是为了粉饰自己不光彩的过去，就只能一步一步走向灭亡。我真心地希望一些正直的西 方学者和我一道开展对西方主流文化中这一不健康的部分的批判，并把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否定变成人类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在汤因比·李约瑟和米瑟斯等人的研究中，我看到了这一希望的可能性。那么我就只能寄希望于中国文化。这是唯一一个在其历史中建立过后战国文化的文明。对中国来说，她的现代化目的不应是扮演一 个战国时代的大国角色，如果有一天她达到了这样的实力，她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结束人类的战国时代。（时间：2002-2-17　证券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