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对我们20多年以来教育改革作一个判断。基本的判断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滞后于整个社会。总体来说，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是很有成绩，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是明显滞后的。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现在我们到处在讲中国制造，到处在讲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基本判断，我们现在很难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一个最基本的原因，中国还是缺乏基础性的创新，缺乏原创性的创新，缺乏重大的技术革新，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还差得很远。第二点，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体来讲，这些年来涌现出非常多的优秀的学者，但是一般而论，我们还没有涌现出大师，我们还缺少高端的人才，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中国现在正面临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中华文化要复兴，要形成一个新的中国的主流文化，但是如果没有高等人才，没有大师，我们这样一个过程是很难完成的，所以我觉得这和我们中国现在文化复兴的要求差得很远。第四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高校体制的弊端丛生，经常出现考试作弊的问题，招生腐败问题，假学位、假职称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以权以钱谋取学术地位的问题，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每年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传媒也披露出很多类似的丑闻。

　　第二点我想做一个比拟。研究经济学的人应该说这20多年以来，是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回顾20多年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体制，我们用20多年以前计划经济体制那一套术语完全可以描述今天的教育体制。第一个术语叫做“进入管制”。现在我们恐怕已经淡忘了，但是20年以前，中国人是不能随便办企业的，你要想办企业要经过一系列非常繁杂的程序，进入管制的门槛非常之高。但是今天的教育体制还是这样的。而从经济学上来讲，进入管制要有一定的理由。大致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所谓的自然垄断。如果是自然垄断的行业，政府应该对进入进行管制，因为这个行业市场是失灵的。还有一点，企业的最佳规模相当大时，要保证一个行业的有效竞争，有时候也会采取一些管制，比如说在电信业，要限制进入企业的数量，就要发少数几个牌照。在教育界这两条理由都不存在。教育领域是有竞争的，是由很多高校构成的，并不是一个高校就能教全国的学生。还有一个稍微弱的理由是职业资格。职业资格的安排在某种情况下是合理的，但是这种职业资格的审查，一般来讲是由职业协会来完成，而不需要政府的进入管制。

　　下面还有一系列计划经济时期的名词，比如说生产计划，价格管制，产量指标，产品结构等等等等，应该说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些词是经常出现的，在今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教育领域看到对应的词。比如说“生产计划”，我们要招多少生要由相关政府机构规定；“价格管制”，就是学费要由政府来管制；“产量指标”也是如此，我们每年要“生产”出多少学生来，不是由每个学校自己来决定的，而是由我们的管制部门来规定的。由计划规定了“产品结构”，我们的院系设置、专业设置实际上是受到管制的，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导致的结果是偏离了需求结构。我们现在高校的院系设置，专业设置是偏离了现在迅猛改变的需求结构，使高校培养出的产品——我们的学生所形成的知识结构和社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有重大偏差。

　　还有一个就是减少了产品多样性，所谓的产品多样性是指教育所形成的新的、更多的专业，新的更多的人才类型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另外是出现了腐败，有管制就会有腐败，教育界有很多的丑闻与大量的管制是有关的。还有一个概念是“合格证的颁发”。我们现在的学位证书，我们教授资格的认定，包括所谓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的认定都是由政府相关部门来管的，他们来担保这些学生和教授的“质量”。如果由政府来担保质量的话，实际上学校就没有动力维护品牌，会产生品牌的损耗，实际上也会出现重大的腐败空间，是因为学校和具体的学校官员，学校教授，他们可能以损害学校品牌为代价，为自己谋取私利。

　　另外是“统一的产品设计”，很多的教材实际上是全国统一教材，这样一种产品统一设计不见得是最好的，没有一个机制保证是最好的，关键的在于是没有多样性，以及多样性之间的竞争，导致的结果是抑制所谓的“技术进步”。

　　还有一点就是由于大量的管制，政府深深的卷入了具体教育领域的操作，导致政府的大量补贴，但其实又是没有衡量标准的。很多的政府补贴实际上是政府官员在拍脑袋，也没有任何的机制来保证这些补贴能够被有效地使用，因而是缺乏效率的。在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他们缺乏资金，学生上不起学，我们可能有什么希望工程，但是严格来讲，希望工程只能是一种辅助的安排，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府没有进行这样一种有效的转移支付，所以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穷学生上不起学的问题。

　　总体来讲，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计划经济的后果是一样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收入分配是扭曲的。我们20多年改革的成功让我们知道一个最朴素的常识：计划经济是错的；它最根本性的错误是认识论的错误。即认为计划当局能够知道一切，能够计划一切，实际上这样一种认识论是错误的。我们知道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计划当局的理性也是有限的。总体来讲，26年的改革证明了计划经济是错的，当然我们现在非常明确地知道，它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是错的。我们同样可以推理，这样一种体制在对人才的生产领域中更是错的，因为在人才的生产领域中，人才是更活跃的一种要素，人是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的。所以对于那些没有生命的物质的创造，我们用计划经济尚且不能够有效的去操控、把握和推动，我们在人才这个产品的“生产”中更是不可能的，计划出不了大师。

　　第三点，我想大致讲一讲，我认为的经济学角度看的教育的经济性质。我们大致要判断，到底是一个私人物品还是公共物品，对于涉及到判断，到底教育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由谁来实施是更好的。所谓的私人物品，简单来讲就是可以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换句话说，更通俗地说，就是可以分别向个人收费的物品。公共物品就是正好相反的，不可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分别的向个人收费的物品。我觉得后面这个讲法是更为简单，更容易判断。我们由此来判断教育到底是公共物品还是私人物品。一般而言，我们知道如果一项服务或者是一个产品，你不付费就不能获得消费，不能获得对这个物品的占有和消费，和对服务的享受的话，它就是私人物品。这在教育领域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假如你不交学费就不让你上学，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总体来讲，教育是一个私人物品，但是不完全。我觉得关键是在教育的两头有一些问题。在初等教育这一头涉及到教育的公平问题，涉及到起点公平问题。这个时候如果有些人因为家庭贫穷，他不能受到教育，导致的是不能够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的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有着某些公共物品的性质。在另外一头，高等教育这一头，也不纯粹是私人物品。因为高等学校承载着一些任务，这些任务不仅是教会学生，而且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见得有直接的市场回报，而要经过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要经过非常长的时间的检验，最后才能被推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这一头市场是失灵的，所以如果没有一种市场之外的补救的话，既政府的和民间非营利机构的介入的话，这方面也会存在问题。

　　总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说，教育基本上是一种私人物品，但是在两头存在着一些公共物品的性质，在中间基本上是私人物品。从职业高中，高等技术学校出来直接就可以寻找职业，学生上的这个学就可以对他们的个人收入产生影响，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私人物品。如果是私人物品的话，基本的对应结论就是说它可以由企业来提供；如果是公共物品的话，可以由政府来提供，也可以由民间来提供，可能民间提供更好，是因为民间更有效率。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说，高等教育可由民间来提供。

　　第四点我想大致讲一讲我心目中的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我觉得就是两点，一点是市场化，一点叫民间化。市场化在这里的含义并不是说一定要适应市场，我觉得还不完全是这个含义，不等同于产业化，市场化这个词在这里等同于“竞争”。可以有多家的学校之间的竞争，但是他们的竞争方式未必纯粹是市场的。这里包括了民办学校，公立学校；民办的营利性学校，和民办的非营利性学校之间的竞争。他们之间之所以能竞争是因为他们的资金来源是多元化的，他们背后可能有很多的基金，政府的基金，民间的基金，他们竞相向基金争取资助，形成这种竞争的态势。民间化应该说是比较清楚，民间营利性和民间非营利性的学校。非营利性不一定是政府来做，民间也是可以来做的。当然我还加上了这样一种组织，叫做民间基金会，这是民间非营利性学校制度安排的补充。

　　第五想讲一讲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设想。第一点还是从宪法出发，以宪法为基础，因为我们的宪法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含义是自由进入。办教育和办其他的企业和事业是一样的，是公民的一般权利，公民本来天生就有权利办教育，这是他的天赋权利。但是教育确实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所以对于教育领域要有些管制，因为刚才讲了，存在着某些公共物品的性质，要进行一些管制。但是我们知道，在宪法精神的前提下，这种管制只能是一种特殊权力。所谓的特殊权力，就是偏离了一般原则的一种特定情形下的权力。既然是特殊的，就需要被证明，并经过一个合法程序，否则不能设立。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这是符合我们宪法精神的一个基本逻辑。我们这些年垄断行业的改革，包括公用事业的改革都在遵循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第二点是建立一个超脱的教育管制机构，很重要的一点是政校分开。现在这样一种体制实际上是政校不分的，“政”在深深的卷入到“校”的管理中，学校缺乏教育的自主权。这个意义上来讲，就像当初的政企分开一样，教育领域中应该是政校分开的，政校分离以后，才能对所有的学校一视同仁。一个政府管制机构下面有一些企业，永远不可能做到对所有的企业都一视同仁；如果教育的管制机构，下面还直属着一些学校，就永远不可能对所有的学校一视同仁。这一点非常重要，首先是要政校分离。再有一点就是要取消管制。一个基本的含义就是取消那些在我们看来没有必要的管制，包括“进入管制”，包括“生产计划”，包括“价格管制”，包括“产量指标”，“产品结构的规定”，“统一产品设计”，“产品合格证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要取消，因为我们没有理论，没有经验证明这些管制使我们教育更好，它徒然增加了很多成本，限制了我们的发展，还造就了腐败的空间。当然并不是完全的取消管制，还是要改进管制，管制机构改进管制，主要是对于学校竞争秩序进行规范和维护，不能采取不正当竞争。在初等义务教育领域进行转移支付，这是需要做的，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初等教育一定要保证起点的公平，这是政府应该尽的义务。不见得一定是公办学校的形式，可以采取教育券的形式，学生拿着教育券去选择学校，可以是公办的，也可以是民办的。在高等教育领域资助理论创新，拿出国家的基金进行这样的鼓励创新，而不是直接把大把大把钱给学校，而是建立这样一些基金来有效的使用这些钱。还有就是支持助学基金和助学贷款，帮助穷人的孩子有同等受教育的机会，同等的发展机会。最后一点是鼓励成立教育促进基金会，吸收大量的民间资金转移到教育领域中来。

　　第六点，最后讲一讲我认为的比较恰当的民办与官办，营利与非营利的基本格局。首先是讨论一下民办与官办的优劣，总体而言，民办的教育更有创新活力，中国历史中就可以看到的，先秦时诸子百家，孔子，老子等等，涌现出这样一批中华民族甚至是世界上大师级的文化精英，这些人恰恰都是在民间创造了中国的主流文化。到了宋实际上有人统计过，一共有700多家民间的书院，宋是我国文化又一个活跃期，涌现出一大批大师，周敦颐，二程，张载，苏轼和朱熹等等这样一些人，应该说是群星灿烂的时代，出现了文化上的革新，又奠定了后来中国主流文化。官办的优点就是官方有更多的资源，能更大程度上推进文化和教育，比如说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对于中华文化都是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就更能够普及文化。

　　营利和非营利的优劣也可以讨论一下。营利性的学校也有它的优点，他们更考虑功利目的，更能学以致用，培养的人才就一定能够找到职业。类似于像美国的MIT，当初建校的时候就说自己的宗旨跟哈佛不一样，就是要培养学生有实际的能力，这是营利性学校的好处。非营利机构不太考虑当下的功利，但是他们更能超越当下，更能出大师级的人物，包括李白，杜甫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们写诗并不是为了稿费，完全是个人生命的涌现。如果仅考虑功利的话，不可能创造出灿烂的文化。

　　总体而言，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改革方向应该是以民间非营利为主的，官办与民间营利性学校共同形成的一个高等教育的恰当结构，如果我们高等教育能够朝这个方向去改革，我相信，我们的大学一定能够承担起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时间：2006-6-16  中国教育产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