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新特点

　　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并非近年方才出现的现象。1873年，德国和奥地利经济繁荣，吸引资本留在国内，对外信贷突然中止，导致美国杰?库克公司经营困难；1890年，伦敦巴林兄弟投资银行对阿根廷债权发生支付危机，加之当年10 月纽约发生金融危机，伦敦一系列企业倒闭，巴林银行几乎于当年11月份倒闭，只是在英格兰银行行长威廉?利德代尔牵头组织的银团担保基金救助下方才得以幸免，但英国对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因此事而锐减，致使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893年；1928年春，纽约股市开始繁荣，汲干了本可投向德国、拉丁美洲的信贷源泉，导致上述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萧条。中止发放海外信贷很可能加速海外经济衰退，后者又会反过来对导致这一切的国家发生影响。20世纪 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巴里?艾森格林和迈克尔?博多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现在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都比1973年大1倍，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也大大增强，往往爆发不久就如同传染病一样迅速从最早爆发危机的国家或地区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舆论界留下了许多描绘这一现象的词汇：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龙舌兰酒效应”、“亚洲流感”、 “俄罗斯病毒”等等不一而足，而对货币、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也迅速兴起。由于多种危机传染机制需要在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才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我国依靠资本项目的适度管制和金融服务市场低开放度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但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尽管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危机传染的风险已经大大上升，震撼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了新特点。

　　广义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渠道可以划分为非偶发性传染渠道、偶发性传染渠道两大类，前者指在危机爆发前的稳定期和危机期都同样存在的传染渠道；后者指仅出现于危机爆发后的传染渠道。由于第一类传染渠道源于国家或地区间实际的经济金融联系，危机的传染来自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因此又称为“真实联系渠道”，或“基于基本面的传染”，主要包括贸易联系与竞争性贬值、政策调整、随机总需求流动性冲击等途径。偶发性传染与经济基本面无关，仅仅是投资者或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行为(特别是非理性行为)的结果，因而又有“真正的传染”、“纯粹的传染”之称，主要包括内生流动性冲击、多重均衡和唤醒效应、政治影响传染等途径。但这些传染机制往往是建立在贸易联系和“中心”国家对“边缘” 国家投资的基础之上，是因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纷纷弃新兴市场资产而追逐母国优质资产所致。而就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而言，贸易联系与外国对华投资机制的作用可能并不十分关键，反而是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危机传染途径，而且这样的危机传染途径的重要性还会日趋提升。

　　贸易联系和外国对华投资传染机制重要性有限

　　美国次级按揭规模庞大，危机初起之时公布的2005～2006年间美国累计发放次级按揭统计数字是1.5万亿美元；且房地产业是本次美国经济景气期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近5年来美国新增GDP中有50%来自房地产业，居民消费增长的70%依赖于房地产增值的财富效应，次贷危机的发展与应对已经成为美国经济走势的决定因素之一。中美双边经贸规模庞大，按中国海关统计，2006年中美贸易额已达2627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2035亿美元；2007年1～7月中美贸易额167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1277亿美元。按照美方统计，2006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已达3430亿美元，其中从中国进口2878 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对华贸易额为1785.9亿美元，其中从中国进口1480亿美元。许多人由此担心，如果美国经济因次贷危机而发生衰退，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将因此蒙受重创。然而，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下，尽管经济萧条在总体上将削弱一个发达国家的进口能力，但却将增加其对进口低档次廉价商品的需求；尽管我国近年来努力提升出口商品结构，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对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依然以廉价商品为主，因此，发达国家经济萧条未必会减少我国对其出口，反而可能有所增进。2000年下半年起，美国经济逐步滑入萧条，但我国对美出口却逐年增长，1999年为419.47亿美元，2000年为521.04亿美元，2002年已达 699.51亿美元，原因即在于此。

　　任何投资者都存在“本土偏好”，西方投资者通常将新兴市场投资视为边际投资，其主要功效不过是在主流投资收益率不高时加以补充而已。一旦西方母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如提高利率从而削减新兴市场的投资收益优势)，或是蒙受重大损失而需要重新配置资产，西方投资者就可能大规模抽回在新兴市场的投资，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传染的重要机制之一。然而，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易变性较高的组合投资，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中，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外资惊恐逃离的潜在冲击也不宜高估。对华外商直接投资中受此次危机冲击最大的当属并购基金开展的外资并购，原因是并购基金惯用杠杆收购手法，而次贷危机后海外银行等金融机构明显收紧了对并购基金的融资。但我国外资并购绝对规模并不很大，2006年我国批准外资并购项目约1300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不过14亿美元，占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总数的2%左右。即使这条渠道的外资流入彻底停止，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无足轻重。

　　就组合投资而言，不可否认，根据美国等国的一些统计数据，尽管我国已经批准的 QFII投资额度尚未用满100亿美元上限，但仅仅美国统计的美国居民持有中国证券规模就是这个数字的数倍，表明确实有不少海外游资变相流入中国股市。据美国统计，截至 2005年12月13日，美国居民持有的中国大陆证券合计284.43亿美元，其中股票268. 88亿美元；持有的香港特区证券合计462.25亿美元，其中股票444.65亿美元。2006年，美国居民对外国股票的净购买为1063.47亿美元，其中后三个季度对中国大陆股票的净购买为46.11亿美元，对香港特区股票的净购买为119亿美元。根据新兴组合基金研究(EPFR)提供的资料，从2006年10月到2007年1月末，投入中国股市的全球共同基金为 64亿美元，同期投入香港股市27亿美元，对亚洲区其他经济体则是净卖出18亿美元。但国际游资操纵引发发展中东道国资产市场崩盘的能力主要来自其作为“头羊”的号召力，在海外机构数次踏空中国股市之后，其作为“头羊”的号召力已经削弱不少，就目前而言，即使将变相内流的游资纳入考虑，以其规模也难以在抽逃之后引发股市大规模崩盘。

　　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作为危机传染途径的重要性趋向上升

　　截至目前，中国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蒙受的最明显损失来自对外金融投资，主要是中国金融机构所持次级按揭债券的损失，此外还包括中国计划和已经参股的海外金融机构因这场危机股价下跌的损失。8月初，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截至2006年6月底，中国机构购入的美国按揭证券从559亿美元猛增至1075亿美元，占同期亚洲投资美国按揭证券总额的47.6%，市场传言其中相当部分为高风险的次级按揭证券，从而引起了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根据有关银行中报等公开信息，目前可以确认的中国金融机构损失仍然有限。截至 6月底，中国主要商业银行持有的美国次级按揭债券和相关资产情况如下：

　　中国银行对美国次级按揭债券(MBS)的投资规模为89.65亿美元，占其证券投资总额的3.51%，其中AAA级次级债67.58亿美元，占75.38%；AA级19.45亿美元，占 21.7%；A级2.62亿美元，占2.92%。中国银行另持有与此相关的债务抵押债券(CDO) 6.82亿美元，占其证券投资总额的0.27%，其中AAA评级、AA评级分别占81.8%、 18.2%。中国银行对MBS、CDO分别计提了3.88亿元人民币、7.58亿元人民币未实现减值拨备，拨备比率为0.6%和14.6%。

　　中国工商银行持有的美国次级按揭债券(MBS)面值12.29亿美元，仅占其284亿美元外汇债券资产的4.3%，占总资产的0.0012%，且全部为第一留置权贷款支持债券，信用评级均在AA级以上，没有计提减值拨备。

　　中国建设银行、中信银行对美国次级按揭债券的投资额分别为10.6亿美元和300多万美元，评级也都在AA级以上。建设银行计提了0.18亿美元拨备，拨备比率为1.69%。

　　然而，上述数据不足以充分体现对外投资作为一种风险传染渠道的现实和潜在重要性。随着美国次级按揭违约情况恶化，以及形成“次级按揭违约情况恶化——房价下降”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上述损失数字可能增长。

　　更重要的是，中资金融机构在此次危机中的损失预示着对外投资损失在涉华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中重要性上升的趋势。我国对外资产已经发展到了庞大的规模，2006 年末即达16266亿美元，而且还在快速增长，但其结构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官方储备资产所占比例过高，2006年末储备资产占对外资产总额的66%，在以储备资产占比高著称的亚洲经济体中仅次于印度。优化我国对外资产结构的方向就是提高企业、居民资产所占比重，事实上我国也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而中国民间对外资产一旦增长到足够规模，就将创造新的涉华国际金融危机传染途径：一方面，在国外发生危机时，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居民海外投资蒙受的损失可能在国内引发危机；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国内市场发生金融危机，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居民因而重新配置其资产，抽回海外投资，危机就有可能传染到海外。甚至如果国内经济繁荣而导致对外投资回流也可能在别国引起危机。

　　另外一条重要性日益突出的潜在危机传染渠道是通过海外上市公司资金链断裂而发挥作用的。论者常常谈及此次美国次贷危机触发我国房地产市场危机的风险，但我国房地产市场与美国不太相同。由于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且透明度不足，我国固然存在类似美国次级按揭市场那样高估购房者支付能力的风险，但也有不少情况下存在相反的低估情况，危机的国际传染不太可能是直接因国内已购房者大面积违约而造成，风险更大的危机传染渠道是海外投资者冷淡中国房地产公司，从而导致其资金链断裂，进而导致国内房地产市场崩盘。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一路走高而成交量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房地产公司主要是依靠维持虚高价格和高价收购、囤积土地，制造上市圈钱题材，从而维持其现金流量。近年我国房地产企业纷纷奔赴海外上市，海外投资者也在包装炒作作用下忽视风险盲目追捧中国房地产股。次贷危机爆发后，海外投资者意识到其中蕴藏的危机，今年7月31日至8月17日，香港股市中国内地房地产股票跌幅普遍为同期恒生指数跌幅的两倍以上，方兴地产8月7日挂牌首日竟然跌破招股价的7.2%，与此前碧桂园等公司上市首日动辄比招股价上涨20%乃至超过30%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就揭示了这条危机传染渠道的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