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结束了，与之前外界认为已经出现“对话疲劳”之类的看空言论相对照，此次双方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堪当“丰硕”二字，双方各自就向对方货物、服务、资本扩大市场准入作出了承诺。其中，在金融服务业领域，我格外关注关于扩大中国金融机构在美市场准入的内容。《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联合情况说明》中已经提到，“美方确认中资银行在美开设分行的任何申请都将根据国民待遇原则进行审批；并承诺与中国开展金融监管人员的交流”；《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联合情况说明》中对这部分内容给予了更多的笔墨：“中国和美国表示欢迎最近批准的中国招商银行在美设立分行的申请，美国政府继续承诺对在美开展业务的中资银行实施国民待遇，并确认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对中资银行的申请进行评估。美国对所有外国银行在美建立分行或子行、或者购买美国现有银行机构的股份的申请应用同样的审慎标准。美国注意到中国提出的请美国相关监管机构根据相关法规和程序快速审批中资银行申请的要求。美国政府同时继续承诺对中国的证券公司和投资咨询机构在美登记和开展业务实施国民待遇。中国银监会与美国证监会已原则同意将于近期签署交换信函（EOL），该信函将就涉及中国银监会或美国证监会核发许可的金融机构所从事的跨境活动的相关信息交换做出安排。”换言之，与上次相比，美方拿出了批准招商银行美国分行的具体行动，并接受了比上次更多、更详细具体的承诺约束。

我之所以关注中国金融机构在美市场准入内容，首先是因为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如果说将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喻为人体，那么金融业就是现代经济体系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某一个甚至几个肢体被截肢，人还可以生存，但血液循环系统出问题那就等于是死刑判决。

我之所以关注中国金融机构在美市场准入内容，其次是因为无论是出于分散业务风险、实现不同区域业务互补、提高收益等中国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求，还是出于服务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即所谓“跟随客户”）的需求，抑或为了抵销海外同行混业经营额外竞争优势，中国金融业都需要更大规模地“走出去”开展海外业务，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自是必争之地，而这个全世界金融业最发达的国家偏偏让我们的金融机构遇到了一堵又一堵大墙。

我之所以关注中国金融机构在美市场准入内容，还因为我们的金融机构、以及我们的其他行业企业拥有许多潜在竞争优势，只有走向海外市场，这些潜在竞争优势才能转化为面对海外同行的现实竞争优势，进而提高我们在各个行业、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如果不走向海外市场，那么中国的这些优势就只能为海外机构所利用，用于提高他们的收益，甚至在同我国机构竞争时用于化解我方的竞争优势、巩固他们的优势。

我去过平安集团设在上海张江的后援中心，对金融后台服务的集中有了直观的感受。金融后台服务大量耗用人力，因此，中国金融机构与西方国家同行相比在这个环节有着潜在的人力成本优势。如果平安集团走向海外，收购西方国家同行，那么，仅仅将被收购方的后台服务环节转移到张江，就能大幅度节约成本，取得额外的收益，赢得对东道国同行的现实竞争优势；如果我们的金融机构不走向海外，那么这部分潜在优势就永远只能是潜在优势，海外金融机构反而可以借助中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政策利用中国的这部分优势。

我之所以关注中国金融机构在美市场准入内容，更是因为希望我们的国民、我们的舆论机构在国际谈判中扭转弱国心态。在这种心态下，我们过多地关注在谈判中我们作出了什么让步，对方得到了什么；对贸易伙伴对中国货物、服务、资本的市场准入则关注严重不足，甚至几近漠视。这种心态不仅滞后于我们自身实力发展的现实，而且无形之中堕入了对方求之不得的圈套，将谈判议题设置的主动权交给了对方，让对方牵着鼻子走。

                               （2007.12.13，仅代表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