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工业集中度太低，不仅吹起了铁矿石需求的泡沫，而且导致我国企业在铁矿石进口谈判中难以形成集体意志和集体行动，并由于增长产量过快涌向国际市场而招致贸易争端压力。

　　2月28日，印度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在公布印度2007~2008财年联邦预算案时提出，自3月1日起对所有品位的出口铁矿石粉矿、块矿和精矿征收300卢比／千吨（约合人民币52.5元／吨或7美元/吨）的关税，印度铁矿石出口税风波乍起。这场风波对中国钢铁工业乃至整个中印经贸的影响都不可低估。

　　就中国钢铁工业而言，高度依赖进口矿石的中国钢铁工业原来将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三大铁矿石巨头视为铁矿石贸易价格谈判的主要对手，而将印度作为制衡三大巨头索价能力的有力砝码。正是在三大铁矿石巨头数次大幅度提价的背景下，印度跃居中国第二大铁矿石进口国，2006年向中国出口铁矿石7478万吨，占中国进口铁矿石总量（3.263亿吨）的23%；中国五矿商会“北京价格”也对印度铁矿石价格发挥了基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的铁矿石出口税将明显削弱中国在未来铁矿石谈判中的谈判地位。

　　这次意外的冲击主要还是暴露了我方钢铁生产增长过快、对进口铁矿石需求过于旺盛的弱点。就产量而言，中国粗钢和钢材产量增幅已经连续数年超越20%，生铁产量增幅也在20%左右。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年，中国生铁、粗钢、钢材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9.8%、19.7%和25.3%。按照国际钢铁协会1月22日发布的统计数据，2006年全球钢产量创造12.39亿吨的新纪录，其中中国钢产量为4.18亿吨，占全球钢产量的33.7%，位居第一，相当于第二大产钢国日本（1.162亿吨）、第三大钢产国美国（9850万吨）产量之和的194.6%。对方之所以敢于冒着减少出口收入等风险开征出口税，恐怕就是认定即使加价中国也必须保持乃至增加进口铁矿石，而且中国企业难以集体行动。

　　而中国钢铁产量之所以在政府三令五申限制的情况下仍然迅速增长，固然有实际需求拉动的作用，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钢铁工业集中度太低，企业投资和扩充产能冲动过于炽烈，在较低端产品上自相残杀。这种情况不仅吹起了铁矿石需求的泡沫，而且导致我国企业在铁矿石进口谈判中难以形成集体意志和集体行动，并由于增长产量过快涌向国际市场而招致贸易争端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必须坚决地调整钢铁工业结构，用铁腕关停未达到技术经济标准的钢铁企业，遏制钢铁工业过分炽烈的投资和扩充产能冲动，优化、提升钢铁产品结构，提高产业集中度。为了有效实现这一点，需要注意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改进现行属地征税原则，因为企业合并后总部所在地政府将独享企业所得税，这显然对于大企业、跨国公司总部集中的大城市和东部地区有利，对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不利，形成“劫贫济富”的区域转移支付机制，加剧区域发展失衡。不少地方政府抵制钢铁产业重组，此为重要原因。为此，需要改进财税制度，让不同地区合理分享合并缴纳的税收。

　　其次，在一些民营企业及其代言人已经形成强大利益集团并多次俘虏国家政策的背景下，必须强调，对一些民营钢铁企业，我们不能存有叶公好龙之心，在某种先入为主的对私营经济的偏爱和幻想驱动下，口头上赞同环保、劳工权利、廉政等人类社会基本价值，一旦涉及私营企业就要求对他们法外开恩，这种做法除了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尊严，践踏环保、劳工权利、廉政等人类社会基本价值，造就一个无法无天的原始积累资本家阶层之外，不会有任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