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头七”民俗开始的国家哀悼日结束了，紧急救援活动也告一段落，抗震救灾的重心正在转向灾后重建。从已知情况来看，经济损失的绝对金额虽然相当惊人，但这场地震对我国现有生产能力的冲击多半仅仅是短期的，我们更需注意的是我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此时此刻讨论生产力合理布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西部、特别是西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防备重大事变的战略后备区域，国家需要加大对该地区的投入力度，以便巩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增进国家安全。而且中国正在经历产业重新布局，中西部地区高度关注吸引东部产业转移，实现自己的跨越式发展；而提高建筑抗震技术标准等事宜固然重要，但即使不考虑建筑抗震等级的提高也意味着成本的上升，合理布局生产，从而降低受灾概率和未来一旦受灾时的损失规模，也当属更高层次的未雨绸缪。

早在两三年前，中国产业重新布局迹象就已经颇为明显；2007年下半年以来，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都表明国内产业重新布局已成洪流，重重压力之下，曾经为“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打出偌大一片天空的东部沿海制造业正在加速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内地转移。特别是广东，其制造业是该省就业人数最多的部门，工资相对水平和增幅却也非常落后。2006、2007年，在广东省19大行业中，制造业平均工资均居第16位，增幅分别为9.8%、11.2%，去年制造业平均工资增幅比全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增幅（12.4%）低1.2个百分点。这样的状况极大地削弱了广东制造业在劳动者眼里的魅力，日甚一日的“民工荒”和其它因素正在迫使广东企业加速内迁。在微观层面，2007年末以来，珠三角企业外迁、倒闭风潮一度成为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在宏观层面，今年第一季度东、中、西部地区城镇投资分别增长22.3%、35.2%和27.7%，中部和西部投资增幅均超越东部，就分明是东部外向型出口企业生产能力向内地转移所致。国际生产继续向中国转移的浪潮仍然没有停息，又加上了东部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新浪潮，中西部各省招徕投资的热潮正在兴起。而在布局生产能力时不能仅仅考虑人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和交通条件等因素，当地环境、地质状况等因素也必须纳入考虑。相信这次地震将使得不少企业向川外转移一部分生产能力，或是在省内不同地区之间调整，一些本打算向四川投资的企业也会调整计划。

从政府方面来讲，正值要素成本高涨推动沿海地区生产能力重新布局之际，许多地方将吸引东部产业转移作为工作重点，这体现了我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效能，不宜一概抹煞、否定。但我们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之时实在需要更多一些思考和选择，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各项情况，选择适当的产业，免贻后患。如果都江堰旁边已经建立起了一座高风险的大型化工企业，这次地震造成的伤亡和环境破坏恐怕就还要成倍上升，民间的群体性恐慌情绪也会更加严重。

“增长”和“发展”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能要求所有的省份、所有的市县都去追求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某些地方不“增长”就是整个社会的最大“发展”，我们不仅需要树立这样的意识，更需要建立相应的考察和补偿制度。比如说在地质灾害多发的大江大河上游区域，合适的发展道路恐怕就不应该是如同中下游那样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而是需要更注重生态保护，并通过适度的转移支付制度对该地区加以补偿。

这里所说的经济合理布局，并不仅仅指代东部、中部、西部这样规模宏大的全国性布局，也包括一省之内经济的合理布局。以中国之大，四川一省面积已经与欧洲大国相当，地理环境多种多样；某些企业或许不适合设立在四川的某个县市，但设立在四川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合适的。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挽歌》）；死者已矣，生者可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哀悼日活动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沉浸在悲哀之中无法自拔，而是为了让人们在寄托哀思之后更好地开始新的生活。中华文明本身就诞生于先民们抗击自然灾害的斗争之中，作为一个灾害多发国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的合理布局；作为一个国土广袤的国家，我们也有资本在布局生产能力时更多地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无需如同某些国土狭窄的国家那样，只能被动地依靠提高建筑抗震技术标准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