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深圳房价打赌风波

徐滇庆教授与媒体从业者牛刀就深圳房价打赌已经成为举国轰动的社会新闻，众说纷纭自是不在话下。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在我看来，在他们打赌的这个时段内，深圳房价涨跌如何，公众有目共睹，我在深圳的家人亲友更有切身体会；我更关注的是这场风波向学界同仁们敲响了警钟。

各路专家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发表意见，已经司空见惯；术业有专攻，专家学者以自己的知识服务于公众，自是无可厚非；随着专家评审成为许多公共事务的法定程序，随着传媒产业的发展，专家群体的话语权力还有上升之势。在我们这个全世界最早建立平民公共教育体系的国家，我们这个科举制度的创建国，经过两千余年沉淀，推崇知识、推崇学问的意识已经深深渗入国人脑海，这种潜移默化的国民心态也赋予专家、学者们额外的说服力。尽管这种话语权力与政府机关所拥有的强制性权力并不一样，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公共权力，这就要求我们的专家学者们善用这种公共权力。

善用话语权力的前提是向公众提供正确的见解，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如何公认的杰出专家学者，也需要意识到，自己的认识存在出错的可能；既然有出错的可能，那么既需要保持谦虚的态度以利学习新知，降低出错的概率，将职业自豪感、专业自信心与谦逊统一起来，也需要抱着坦诚的态度面对已经铸成的错误。从出错的根源来看，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出错的概率即使不比其它国家、其它时期高出一大截，至少也不容忽视，这就更要求我们的学界同仁抱着谦逊的态度了。

不考虑专家学者本人出于某种利益动机蓄意造假的因素，专家学者认识出错的根源之一在于自己赖以认识事务的理论分析工具本身就不可能十全十美，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特别是社会科学，其考察的对象是人，而人是他所处社会的产物，不同社会、同一社会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事情的反应方式总有差异之处，这就决定了发源于另外一个社会的理论工具常常需要经过本土化方能适用。我们现在所应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具多数属于西学，我们的社会与这些理论所诞生的社会不仅差别巨大，而且发展演变迅速，这就要求我们更要时时关注理论分析工具的适用性。知道自己做不到什么和知道自己做得到什么同等重要。

出错的根源之二在于赖以作出判断的信息、数据。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系统的统计数据采集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有目共睹，依靠统计体系，我们不需事事亲临现场就可以展开相当深入、全面的分析。然而，我们也必须明白，即使不考虑统计中的偏差乃至蓄意捏造，即使不考虑构成统计指标体系基础的理论本身不可能完美无缺，任何时候我们也都不可能指望建立一个巨细无遗、毫无偏差反映现实的统计指标体系，信息不完全决定了我们必须对现场调查以及由此取得的一手感性认识给予足够的尊重，而媒体从业者只要能够信守职业道德，他们的报道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种现场调查，往往能够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便感受到趋势的到来，尽管未必那么“规范”。面对统计指标体系失真缺陷时，思索改进之道方是本职所在，至于其它做法，当思得体与否。

遗憾的是，当前我国学界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恶化了上述两个出错根源。我们常常不是关注某一理论工具在中国的适用性，而只是关注这一理论创建者在西方的声望，以及我们借助这块牌子能够在国内得到的东西；我们所谓的热门专业如经济学、法学从业者不是在热爱、钻研本学科的同时对本学科的弱点保持清醒认识，而是往往仗势欺人，对其它学科趾高气扬，以至于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类称呼；我们的研究人员对一线的工作者往往不是充分认识到他们工作的价值，并充分利用，而是文人相轻；……如此风气之下，出错和失败何足为奇？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即使不考虑社会公利，为了不断提高我们自己的水平，为了我们自己的声誉，我们也该时时反躬自省。学界诸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