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滞胀+金融危机”特征越发明显的背景下，在政府关于经济政策的宣示中，“防止经济金融大起大落”的提法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与此相应，关于贸易政策放松的声浪也有升高之势。

是的，自从几年前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失衡的一极并给国内宏观经济失衡增添了巨大压力开始，削减贸易顺差就是中国贸易政策的主旋律。虽然中国贸易顺差绝对值仍在上升，但从人民币汇率升值到削减出口激励措施，这一切都降低了贸易顺差的增长率，也是有必要的。然而，中国出口具有“外资企业主导”和“加工贸易主导”两大特征，决定了其面对本币升值的抵抗力远远不如当年日元升值时期的日本制造业，人民币升值至今，其汇率升值超调的风险已经不容忽视。

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至少是1997—1998年危机以来最高的，美国次按危机仍在继续深化，越南金融动荡又暴露了新兴市场危机的风险。1997—1998年，正是在东亚金融危机蔓延的冲击之下，中国及时大幅度转换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从此前强力推行的紧缩性政策转向扩张性政策，从而对中国在危机中巍然独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假如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传染、深化到一定程度，包括贸易政策在内的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发生类似转变，实为理所当然。

在更为广阔和深远的视角上考察，我们贸易政策决策需要考虑的还不止这些。就总体而言，中国外贸政策的政策目标是多元、多层次的，在根本层次上的目标有长期和中短期之分。我们的长期目标是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提升；中短期目标是维护、促进国家稳定，这里所说的“稳定”，在大部分情况下指的是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但在部分情况下也会涉及国家的政治、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安全。在从属层次上，有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等目标。中国外贸政策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作为国家政策，必须具备足够的稳定性，否则将不必要地给市场参与者们带来额外的困扰；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政策，必须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而适时调整。

具体到调控贸易顺差而言，单纯在经济层面上，我们的短期目标应当是降低顺差增长速度，进而降低顺差绝对规模；长期目标则是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同时完成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给本国国民创造体面收入就业机会、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地位、保护环境、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等目标。

在考虑调整贸易顺差的时候，我们应当明确，我们要调整的对象并不仅仅是贸易顺差，而且也是因为贸易顺差而带来的国内经济稳定问题和国际政治压力。如果贸易顺差能够给我们带来利益，而我们又能够找到别的途径化解由此带来的国内经济稳定问题和国际政治压力，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为削减贸易顺差本身投入太大力量。

除了这样那样的经济考虑之外，我们在决定贸易调整政策时，还必须充分考虑国际竞争原则，倘若用更加直率的语言表达，这项原则不妨名之为“遏制潜在和现实竞争对手成长原则”。调整贸易顺差是经济工作，但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只有经济的真空世界中，我们是生活在充满暴力、斗争、国家竞争的真实世界上，我们必须时刻面对敌对势力现实或潜在的威胁，而经济力量能够转化为别国藉以与我国对抗的军事、政治力量，因此，我们在做经济工作的时候也必须从包括国际政治斗争在内的各个方面审视，我们必须防止我们削减顺差的努力给我国潜在和现实的竞争对手提供机会弥补其主要经济弱点，增强实力，进而赶超我们。

如果某个国家是我国的重要潜在竞争对手，而其经济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持续且不断扩大的经常项目逆差，那么，我们在努力削减贸易顺差时，就必须注意防止给该国创造机会弥补这一弱点。为此，我们要防止从我国转移的出口订单流向这类潜在竞争国家，帮助与他们有对抗关系并与我国亲善的国家赢得从中国转移的订单。同时，我们在扩大进口时，应当优先给予与我国亲善国家机会，而要尽可能将这些潜在、现实竞争对手国家排除在外。为此，可以借助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优先赋予亲善国家商品进口零关税等待遇。

无疑，如果要在削减贸易顺差的同时注意遏制潜在和现实竞争对手的成长，我们就需要在宏观经济调控、对外经贸谈判等方面承担较大的压力，甚至可能在某些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我们的经济绝对增长率。但是，我们应当明白，一个孤立国家追求的目标应当是经济规模和增长率的绝对值；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所谓“综合国力”、富裕、发达等等概念更多地是相对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概念，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追求目标应该是经济规模和增长率的相对值。即使要为此承担更大的压力，即使要为此降低经济增长率的绝对值，只要此举能够提升我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国际位次，只要此举能够遏制、减缓我国的潜在敌对国家国力提升的势头，我们就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