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这篇文章可能会招致不少反对、抨击和辱骂，我仍然坚持我的座右铭——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去发现问题，本着对社会对政府震动最小的原则探寻解决方案。当然，这里的“社会”和“政府”均指我自己的国家）

以一个有穆斯林背景的肯尼亚移民之子、一个甚至尚未完成第一届参议员任期的政界“菜鸟”而当选美国总统，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的“美国梦”堪称登峰造极；而“登基大典”预计高达1.5亿美元的开支、500万人的观礼人数，以及美国民众对新总统前所未有的高支持率、非洲47国外交官将在华盛顿“自发”举办的聚会，又充分显示了他身上寄托了多少人的美梦。然而，他的美国梦最终究竟是美梦还是噩梦？这一切尚待严峻的事实来检验，而从不少方面来看，无论是其他国家，还是美国本国人，对此都不宜期待过高。

一、别国无需对奥巴马自作多情

奥巴马（Barack Obama）胜选令其支持者们欣喜不已，自不待言。在国内，美联社和GFK民调机构的一份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奥巴马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了数十年来任何一位即将入主白宫的人，65%的受访者认为他将成为“超过平均水平”或更优秀的总统，其中28%的人认为他会成为“杰出”的总统，而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的这一数据分别为51%、38%、56%和47%，更有71%的受访者认为他第一年任期内经济便可好转。[1]更突出的是，这次美国大选出现了少有的国内支持率与国外支持率高度一致，以至于有人称奥巴马是第一个各国共同选出的美国总统，国外众多奥巴马“粉丝”也为之雀跃，奥巴马祖籍所在的肯尼亚甚至为此于2008年12月6日全国放假一天，以“庆祝奥巴马参议员以及我们国家历史性的成就”，因为“这是意义重大的一天，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我们肯尼亚也是，奥巴马参议员的胜利是我们的胜利，因为他的根在肯尼亚。我们都为他的胜利而骄傲”（肯尼亚总统姆瓦伊·齐贝吉语），肯尼亚还从2009年1月16日开始在其父亲的故乡举办贯穿他整个就职典礼的“奥巴马文化周”，这个已于1月9日宣布进入“粮食紧急状态”的国家还特意向该地区贫民们送了5000吨玉米。然而，短暂的狂欢之后将是什么？我们必须深入思考。

对于绝大多数非美国人而言，可以断言，无论奥巴马“粉丝”们多么称许他的“酷”，冷静的治国者们都不应对他的政策过度自作多情。肯尼亚人不必指望他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会给肯尼亚带来什么天上掉下的馅饼，相反，他的经济刺激计划需要在债券市场上筹资更多，对肯尼亚这类发展中国家借款人的挤出效应也会更强烈；我们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地，更是美国某些势力眼中的最大潜在竞争对手，相应也就更须冷静。

仅就经贸关系而言，我们需要记住，当代中美经贸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又堪称贸易摩擦深化史。中美经贸摩擦在双方建立正常经贸关系之后不久就开始了。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当年，美国便单方面宣布对中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使得美国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潜力，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因此将关于中国“入世”的中美双边议定书称为“克林顿政府谈判的近300个贸易协定中的皇冠宝石”；中国迅速成长为出口巨人又使得美国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倍感威胁；在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公平贸易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随着中美经贸交往规模的迅速扩大而愈演愈烈，遍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安排等诸多领域，美国成为与中国发生经贸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

近年来，以美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为表现的全球经济失衡空前严重，中国则是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之一，是美方统计的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中美经贸争端有激化之势。1893—1970年间，美国货物贸易一直是顺差；其后，逆差成为美国货物贸易的常态。1971—2006年间，除1973、1975和1997年之外，其余历年美国货物贸易均为逆差，且逆差规模增长惊人，2007年达8193.73亿美元，2008年1—11月为7512亿美元（美国商务部统计）。与此同时，中美贸易差额的地位日益突出。按美方统计，中国从2000年开始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2000—2007年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838亿美元、830亿美元、1031亿美元、1240亿美元、1620亿美元、2016亿美元、2326亿美元和2563亿美元，2008年1—11月为2465亿美元；2006、2007年和2008年1—11月，对华贸易逆差分别占同期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27.7%、31.3%和32.8%。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商务部门研究人员，我不能不关注美国新当选总统的对华经贸政策。不可忽视的是，与麦凯恩相比，奥巴马的自由贸易色彩要淡漠得多，早在竞选期间，他关于压迫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监督和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等言论就在中国外经贸部门引起了关注；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对外经贸政策上，奥巴马的一些竞选主张具有空想色彩，因而可行性不佳，对我国的潜在威胁也就相应没有看起来那么大。

以奥巴马在人民币汇率上的主张而言，他主张提高人民币汇率以便为美国制造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问题是他的这项主张不仅不符合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和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而且与他的终极目标相互冲突，不可兼容。

首先，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基本特征来看，美国的货币霸权是经济霸权的最高体现，经济霸权是其政治和军事霸权的基础，政治和军事霸权又反过来巩固其经济霸权。这样，当次贷危机局限于美国国内之时，市场参与者们纷纷“逃离美元”，它对美元汇率发挥的是削弱作用；一旦山姆大叔将这场自己国内的危机搞大成为全球危机，市场参与者们必然要“逃向美元”而抬高美元汇率。

机构投资者为弥补亏空和在去杠杆化浪潮中偿还到期债务而大力变现抽回投资，进一步加大了美元对包括人民币在内其它货币的升值压力。由于次贷危机在雷曼倒台之后急剧升级，机构投资者们大面积、大幅度亏损，即使昔日经济危机中的赢家——对冲基金，已经发展到了1.7万亿美元规模，这回也在危机大潮中着着实实地呛了一口水：行业2008年前10个月亏损15.54%，其中涉足股市投资的对冲基金亏损幅度近20%。11月情况更加糟糕，前索罗斯基金管理委员会交易员创立的卫星资产管理公司11月份损失超过10%；知名经理Dan Loeb管理的Third Point Offshore基金在2008年前11个月亏损28.24%，其中11月单月损失2.6%。明星级对冲基金经理人肯尼斯·格里芬（Kenneth Griffin）管理的城堡投资集团（Citadel Investment Group）曾经是盈利时间最长的对冲基金之一，这个11月则损失了13%，2008年累计亏损47%；……特别是一些从事新兴市场投资的基金，亏损更为显著，788中国基金（788 China Fund）一年前还是当年表现最好的基金之一，2008年累计下跌95%，从而“荣登”跌幅榜冠军。

就总体而言，根据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对冲基金研究机构Eurekahedge Pte的统计，2008年11月份全球对冲基金业损失640亿美元资产，其中对冲基金业净损失180亿美元，对投资者的清偿损失460亿美元。10月份中，对冲基金资产缩水1100亿美元至1.65万亿美元。至此，用于追踪对冲基金业表现的一项指数已经连续第6个月下跌。尤其令人心惊的是，该行业亏损率有逐月扩大之势：9月，对冲基金平均亏损幅度为7.9%；10月，上升到9.4%。面对此情此景，难怪投资者掀起了赎回风潮，东京对冲基金顾问公司Tozai Investment Advisory Ltd.的资产高峰时曾达到7000万美元，现已在赎回潮中全部化为乌有，公司为此关门停业；幸存者则纷纷限制赎回，甚至完全停止赎回。

不仅如此，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对冲基金之类高杠杆投资者，他们投资操作的杠杆比率一般都非常高，二三十倍的杠杆比率不足为奇，换言之，也就是他们的运作高度依赖银行贷款。而在次贷危机恶化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惜贷倾向严重，只收不贷，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借款人无法继续借新还旧的做法，只能大量偿还到期债务。

这样，在弥补亏空和偿还到期债务的压力下，机构投资者变现抽回投资的压力何其沉重，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2008年次贷危机初起，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与美国“脱钩”论风靡一时，亚洲和“金砖四国”货币兑美元显著升值；2008年第二季度以来则恰恰相反。2008年前9个月人民币市场汇率上升，10月份在次贷危机急剧恶化背景下，虽然国内经济走势横向比较很不错，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反而逆转；就是这个道理。根据国际清算银行11月4日公布的数据，10月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112.1，2008年以来升值13.5%，10月份当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08%，但对美元贬值0.11%，对日元贬值8.04%，是依靠对欧元大幅升值14.6%、对英镑升值13.1%才维持了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在12月份的第一周，人民币兑美元更出现了连续的跌停板，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而11月份中国出口海关统计数据同比减少2.2%，12月份同比下降2.8%，环比下降3.3%，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相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借助低报出口方式实现的变相资本外逃而已。

此外，奥巴马的终极目标是尽快结束次贷危机，重振美国经济，但他如果真能改善美国经济，美元还将进一步走强。当前条件下，如果要让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方法很简单：解散美军，将美国军事霸权让与解放军；放弃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放弃美国政治霸主地位；……做到这些，美元汇率必定直线下跌，笔者也极其乐于见到这些，未知奥巴马先生有意如此作为否？

二、奥巴马能否挽救美国国内危局仍在未定之天

Change We Need！Change We Need！——不要说对于外国人，即使对于美国人而言，奥巴马那动听的“变革”的口号背后究竟能有多少实在东西，也需冷静看待。大多数美国投票者选举他，是因为期望他这张新面孔能够带来某些新政策，从而带领他们尽快走出当前的经济危机。毕竟，根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商业周期测定委员会的结论，美国经济已于2007年12月步入衰退，目前危机从金融部门向实体经济部门的传染正日益加剧，制造业指数连续四五个月收缩；2009财政年度（2008年10月至2009年9月）头三个月联邦政府赤字4852亿美元，超过2008财年全年约445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更是普遍极度恶化，甚至美国人公认的“黄金州”加州也于去年12月1日进入财政紧急状态，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近日更声称该州可能在“几周内破产”，以至于奥巴马尚未正式入主白宫，就不得不先跑到费城召开州长会议，接待哭穷的一干州长；……

毫无疑问，目前这场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必将对世界经济体制走向产生深刻影响，正如1930年代大危机标志着计划经济体制和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兴起一样，这场危机即使不是“撒切尔-里根革命”的彻底终结，至少也意味着“撒切尔-里根革命”的没落。无论是法国总统萨科齐今日反危机对策与其昔日竞选政纲完全背离，还是奥巴马那富于“新政”色彩的竞选政纲，都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奥巴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他的竞选政纲，仍然存在众多不确定性。

首要的约束因素是他的行政能力。在美式政体下，总统的竞选政纲、他当选后会切实努力推动的政策、他能够通过立法程序最终付诸实施的政策并不是一回事，这三者不可能完全重叠，重叠程度取决于总统的行政能力，亦即他“摆平”各派政治力量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近80年前，在高举“新政”大旗入主白宫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已在海军部助理部长和纽约州州长职位上经受了历练；可是，在这个方面，奥巴马的经历是一片空白：他这一生迄今工作和生活范围都距离一所美国最好大学不超过10英里，甚至于他挑选的阁员也多少都具有这种色彩，以至于他的内阁号称“常青藤内阁”——截至2008年12月上旬，奥巴马已提名35名高级政府官员，其中22人拥有常青藤联合会成员院校、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或英国名牌大学的学位；他的从政经历不过是州参议员和联邦参议员，而参议员职位的基本特点就是坐而论道，他最好的管理经验不过是长达两年的总统竞选，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他具有像样的行政能力。而且，直到2004年他才以联邦参议员身份登上全国政治舞台，这也就意味着他在政界根基浅薄，“摆平”各派政治势力的实际能力受限。那么，我们如何确信他有能力推行他的竞选政纲？

美式民主政体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有很高倾向选拔出相貌英俊、更有个人魅力、更具有电视表演才能而不是更有实际才干的人，以至于竞选组织者也必须顺应现实。从前两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派出一批“美女刺客”空降各地议员选举大获全胜，到这回美国大选中麦凯恩不得不选择资历浅薄、声名不彰却有选美冠军资历的佩林作为竞选搭档，都表明了这一点。但治国毕竟不是艺人能够胜任的工作，仅仅在这一年里，从韩国总统李明博、我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到泰国新任总理阿披实，这些竞选中的人气王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实际管理能力如何，有目共睹，反倒是此前不讨人喜欢、英国民调几乎一致公认很快就将下台的英国首相布朗在危机中展现出了临危不惧、力挽狂澜的才智。那么，奥巴马究竟属于哪一类人呢？他正式就任前提名的商务部长理查森因一手制造李文和冤案而遭到华人社会抗议，最终因涉嫌权钱交易丑闻而被迫退出提名，此事至少可以表明他在提名阁员这样的大事上考虑不够周到，政治经验欠缺，而且也暴露了他摆平华盛顿政坛的能力还有问题。

其次他的经济刺激计划在财务上的可行性。美国国会预算局本月7日曾预测，2009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创造1.2万亿美元的纪录；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另外还需要投入8000亿美元。为此，美国政府需要在债券市场上大量筹资，但美国政府多年来已经不得不高度依赖海外债权人认购才能完成债券发行，在今天的经济形势下，在奥巴马的某些竞选言论已经严重刺激其最重要海外债权人的情况下，海外债权人还会那样义无反顾地为美国联邦政府“埋单”吗？

第三，他的某些政策主张固然有助于矫正美国经济的某些时弊，并赢得更多的选票，却有可能加剧美国经济的另外一些痼疾。例如，他提出要给95%的美国家庭减税，同时向岁入25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增税；麦凯恩主张对适用于大多数纳税人的长期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税继续执行下调后的15%税率，奥巴马则表示希望至少能将这两项税率提高到2003年下调前的20%，甚至更高。自从1980年代“撒切尔-里根革命”以来，无论是初次分配体制，还是税制所代表的二次分配体制，其总体发展趋势都是加剧美国的收入分化，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进一步给这一趋势火上浇油。根据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06年美国1%最富有人群在全国调整后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甚至有可能是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同时，这个群体的平均税率跌到了至少18年来的最低水平，他们在税负中所占份额虽然有所上升，但增速不及其收入所占比例的增速。

根据公布的数据，2006年，1%最富有美国人在全美调整后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为22%，高于2005年（21.2%），更远远超出1988年的水平（15.2%），为美国国税局严格记录对比数字19年来之最。美国国税局以往的数据显示，上一次达到2006年的水平是在1929年（亦即资本主义世界迄今最严重经济危机爆发的那一年），但收入计算方法改变使得研究者难以精确比较这些数据。2006年，基于调整后总收入的美国1%最富有人群平均税率为22.8%，略低于2005年，为连续第5年下降，该群体平均税率1996年为28.9%，1988年为24%。这个群体在2006年所得税总额中所占比例为39.9%，高于1988年时的27.6%，但在公布数据的最近5年中，他们收入所占比例的增速要快于其所得税所占比例的增速

收入水平分化严重，给美国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后果。强化税制的“再分配”色彩，实属必要。然而，与中国国民储蓄率过高不同，美国的问题是国民储蓄率过低，而高收入者储蓄率较高，奥巴马这样的主张假如付诸实施，很可能将恶化而不是改善美国的国民储蓄率。无论是美国国内投票支持奥巴马的人，还是我们这些关注美国走向的外国人，都不能忽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