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与愿违的英国大选造就了一个没有过半多数党的“悬浮议会”，给这个正面临脱欧和恐怖主义浪潮考验的西欧大国的经济环境投下了不确定性阴影。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在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移民及其后裔人口占比显着上升的趋势下，倘若后续处理不好，英国有可能走上“悬浮议会”成为常态的路径。

　　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下，“悬浮议会”如何妨碍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妨碍其推行必要的重大改革，印度的例子可以提供一个典型的视角。

　　印度独立后最初30年，国大党一统天下，中央拥有足够权威驾驭地方政府。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大选之间的1959年，人民院500个议席中国大党独占74%，其它党派中占有席位最多的是印度共产党31席，从国大党分裂出来的人民社会党(PrajaSocialistParty)19席，其它政党均不足10席。因人民院章程规定，至少要有50个议席才能取得政党地位，当时印度议会中并没有反对党。但从1980年代以来，一批以邦为基础的地方性政党崛起于印度政坛;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类独立地方政党越发坐大，与国大党和1980年代崛起的印度人民党鼎足而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11个人口4000万以上的“政治大邦”中，国大党和人民党执政的分别只有3个，另外5个则长期把持在地方政党手里;相应地，2014年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印度历次大选结果都是无一政党过半数的“悬浮议会”，特别是2004年大选，国大党得票率从1999年上次大选的28%下降到26%，人民党得票率从上次大选的24%下降到22%，两大党得票率之和首次跌破半数，小党得票率之和首次突破50%，成为其党派政治分散化的重大转折点。

　　在日常事务中，“悬浮议会”下的一些地方政党更关心自身利益。2012年7月末，印度接连两天大断电，影响6.7亿人口，创造世界纪录，起因是北方邦等数邦连续几个月用电超过定额，终于令印度电网不堪重负而大面积跳闸，而北方邦执政党社会党便是该邦地方政党，在2012年3月的选举中获胜而上台。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相关改革，“悬浮议会”下的地方政党通常也是反对派。

　　2011年末印度政府之所以在对外资零售企业开放市场问题上表态不明，主要原因便是把持西孟加拉国邦政府的草根国大党等地方政党反对。至于数十年来，印度的土地法、劳动法和地方税制(导致印度对邦际贸易课税而不存在全国统一市场)，印度国内外学术界、舆论界、国际组织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基本路径早已大体形成共识，但在这样的“悬浮议会”下相关改革进程缓慢。

　　本来，与欧陆国家相比，英国体制的自由化程度和弹性要高得多，在以“欧洲堡垒”着称的欧盟历史上，英国长期扮演自由贸易旗手角色，许多英国企业主、特别是中小企业主之所以在去年投票选择脱欧，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嫌弃官僚主义给他们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成本和繁文缛节。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市场参与者看来，脱欧对英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是利好而不是利空。然而，在这场竞选中，竞选双方提出的不少政见主张非但没有弘扬英国相对于欧陆的这一优势，反而，大选结果显着提升了一些低效率禁锢性政策付诸实施的概率，因此，有人担心这会对英国商业环境和经济增长前景造成不良影响。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