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准备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代表赴智利参加亚太经济一体化高级别对话会的信息被如此解读之后在国内外舆论界极速传播，引发如潮热议。然而，只要寻根溯源，就不难发现，这个解读只不过是误读；而且，从中国利益来看，我们应关注TPP命运走向，但至少现在的TPP协议并不符合中国利益，中国加入现在的TPP协议概率很低。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3月14日～15日在智利举办的这场高级别会议并非国内外众多媒体盛传的“TPP部长会议”，而是拉美国家组织的一场峰会，只不过东道国智利将其规模大大扩充了。这场会议全名为“亚太一体化倡议高级别对话：机遇与挑战”，本来是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4个拉美国家2011年组成的区域经济组织“太平洋联盟”峰会，轮值主席国智利邀请了TPP签约国和中国、韩国与会，整个会议包括以下多场分会：太平洋联盟成员间会议、TPP签约国会议、全体与会国参加的高级别部长级会议，会议讨论主题涉及TPP，但并非单纯讨论TPP。将这场本来只有拉美四国参加的小型峰会一举扩大到如此规模，这是东道国智利外交的成功，但并非TPP会议；中国外交部10日的表态只是说积极研究参加这场会议，体现的是中国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一以贯之的支持，也并没有直接提及TPP。由此可见，将智利举办的这场会议说成是TPP会议，本身就是误读；把这视为中国决定加入TPP，那就离事实更远了。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正式退出TPP之后，尽管澳大利亚等国热切希望中国接替美国担任TPP的“接盘侠”，但TPP与我国当年必须努力加入的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不能等量齐观，现在的TPP协议也并不符合中国利益，我们应密切关注TPP命运走向及其对华影响，不等于我们就要加入现在的TPP协议。

中国之所以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就开始研究是否加入关贸总协定，之所以1980年代起全力以赴争取加入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是因为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是一个世界性多边贸易组织，覆盖了当时全世界所有主流市场，加入这个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外部环境有着决定性影响。但TPP只是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2015年签署该协定基础协议的有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墨西哥、智利、秘鲁，其覆盖面与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差距甚大，美国声明退出后这一差距更是悬殊。

而且，中国1986年7月通过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钱嘉东正式向时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申请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当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738.5亿美元，在全球贸易总量中占比微乎其微。事实上，从1980年到199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比重只不过是从0.93%提升至1.65%。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是否加入，对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在贸易领域的代表性并无多少影响。时至今日，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无论是世贸组织还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没有中国就没有代表性。因为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22749亿美元，占当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值的13.8%（剔除货物贸易复出口之后占14.2%），基本上已经接近美国在其实力鼎盛时期的和平年代所能占有的最高份额，比2015年排名第二的美国（15050亿美元，9.1%）高出51%。须知，1948年美国占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市场份额高达21.6%，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欧、日本工业生产和出口尚未从毁灭性的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到1953年，欧洲、日本等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开始走上快速增长轨道，美国占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市场份额下降到14.6%，并在此水平稳定多年。1963年，美国所占份额是14.3%，1973年为12.2%，1983年为11.2%，随后一路走降。实力对比与攻守之势已大相径庭，将中国“复关/入世”与中国是否加入TPP等量齐观，实属谬误。

进一步审视现在的TPP协议，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份协定并不完全是美国有些人所标榜的“高水平自贸协定”，其中不乏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过度政治化内容，更不用说这份协定初衷就是美国前政府“重返亚太”，排挤中国，其中一些内容就是为此目的而设计的。我们不妨汲取其中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有价值内容，但把这样一份协定当作完全体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我们必须积极主动与之全面接轨的“国际惯例”，不亦谬乎？事实上，自从1990年代以来，从国内经济规则到力推的国际贸易规则，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美就普遍深陷过度政治化之误区，在经济法规、国际经济规则中加入了太多的所谓体现价值观的条款，且有日益加剧之势，对其经济效率和真正的社会公正的损害越来越显着；英国脱欧，特朗普退出TPP并主张在美国国内全面放松管制、废除奥巴马的金融监管和医保等一系列法规，本质上是经济力量反抗束缚的表现。我们要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实在没有必要给中国经济“进口”枷锁。

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对这场会议和中国的表态误读过度解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