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反全球化浪潮日渐高涨之际，持续开放的问题正日益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考验。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就已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新世纪以来更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数一数二的进口大国;倘若没有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中国不太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毫无疑问，中国必须坚持开放经济，在当前环境下，更有必要成为自由贸易旗手。

　　坚持开放经济的原则不成问题，关键在于如何造就可持续的开放经济。步入新时代的中国已非当年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国际市场波动的被动承受者，而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与主要调控者，正向国际经济规则引领者的方向发展，中国比184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独立思考。作为一个生气勃勃、积极稳妥追求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新兴大国，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的压力主题正越来越多地从“赶超”转向“被赶超”。我们可以指责美国反全球化的各种做法，但更应思考，这个全球化曾经的最大受益者与引领者，是如何走到众多实体经济部门丧失领先地位、主体民众质疑、反全球化的地步的?而且这些民众还不是那种追求坐享福利的人，而是崇尚劳动价值观的人。

　　归根结底，无论对于世界还是美国自身，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都存在一些内在的不可持续因素。中国要想对全球化发挥更大作用，想给贸易伙伴提供更多“搭车”共同发展的机会，扮演事实上的自由贸易旗手，就必须长久确保自身国际竞争力强大。为此，需从以下三方面做出努力。

　　【消除阻碍创新的壁垒】

　　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中国在发展进程中充分利用了创新的后发优势。然而，随着一系列产业和基础设施跃居世界前列，中国为此投下的沉没成本数额日益巨大，我们舍不得已做出的巨额投入的惰性也在日滋月长。理论上，一旦出现更先进的替代技术，完全有可能出现因为情性所累而不能积极跟上技术革新潮流、被后发新兴市场反超的现象，在一些案例中，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苗头。

　　为避免后发优势的双刃剑伤及自身，为了长久保持竞争力，中国需要不断降低、消除阻碍采用新技术的成本和壁垒，包括客观存在的经济性壁垒与人为设置的壁垒。

　　在客观存在的经济性壁垒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旧技术投资形成的巨额沉没成本，许多曾领先的企业、地区、国家正因难以舍弃这笔巨额投入而不愿采用新技术，甚至宁可扼杀新技术，自欺欺人。为了降低这种壁垒，制定的折旧率不能太低，在技术进步较快的产业尤其需要实行加速折旧。

　　同时，为了方便企业决策者下决心淘汰旧设备，改用新设备，还需要推动二手设备市场发展，从而间接降低投资新技术、新设备的总成本。

　　不断引进新技术，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成本，还需抑制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征地拆迁成本，避免食利者在社会财富中无偿占有过多份额。

　　为了不断激励企业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打破垄断、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至为关键。

　　【确保“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根据开放与市场化原则调整国内产业，首要做的是进一步开放上游能源、原料等初级产品行业。就整体而言，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工业化为目标，早在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就已不是沙特、南非、拉美那种国民经济高度依赖初级产品产业的国家，而是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如今更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决定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是初级产品产业，而是下游的制造、服务等产业;上游能源、原料等初级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必然直接提高制造业、服务业等下游产业的成本，进而损伤国际竞争力。

　　比如，中国国内棉花价格长期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大大增强了国内纺织服装企业外流，以求利用廉价棉花、能源的动机，甚至劳动力成本远高于中国的美国也出现了中资纺织企业，“中国制造”纺织服装在一些重要市场上份额出现下降。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保证制造业基础的竞争力是事关经济安全的重要问题。

　　从农业原料到矿产资源，中国许多初级产品资源禀赋、品位、成本在全球市场上并无太多优势。但此前，在一定时间里，由于客观原因，政府对国内初级产品行业实施了一定保护，这也并未动摇“中国制造”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的势头。然而，到了今天，劳动力、土地等各类要素成本已无明显优势，初级产品的成本劣势反倒可能削弱制造业在开放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更会从根本上动摇制造业和国民经济的竞争力，造成国内制造业流失。在这种情况下，尊重市场规律，更多地使用进口优势资源，势在必行。

　　如果说此前数十年，“中国制造”不断替代外国制成品，那么，在当前和未来，则将有越来越多的国产初级产品被进口品替代。实际上，在新世纪里，中国已从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国转为煤炭净进口国，煤炭进口量高峰时期逾3亿吨，占全球煤炭国际贸易总量1/3;原油生产量也在消费量持续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多年来的首次下降……毫无疑问，在这一进程中，初级产品部门需要承受一段时间的调整阵痛，但在就业形势较好时主动调整比日后被动调整要好得多。

　　【警惕“福利民粹主义”陷阱】

　　要造就可持续开放经济，对体制决策与行动能力的更大挑战在于能否摆脱“福利民粹主义”的陷阱。即便是已站上国际经济体系顶层的发达国家，福利民粹主义也注定不可持续，因为它一方面降低当事国家的国民储蓄率，进而使之陷入长期的财政、贸易孪生赤字而不能自拔，经济优势不断流失;另一方面，在中长期内，它必然使得占总人口60%左右的传统中产阶层沦为“全球化冲击”中相对损失最大的输家。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高福利归根结底来源于高税收，占总人口20%的上层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更多的机会获利，也有更多办法逃避在母国的税收等义务，以至于母国公共产品供给有恶化之虞;即使闹出金融危机，他们也能凭借“太大而不能倒"的地位绑架政府优先救援，从而最快摆脱金融危机的冲击，甚至从危机中牟利。

　　占总人口20%左右的底层可以获得较多的政府扶持、社会帮助，在深受福利民粹主义思维影响的社会福利制度下，不工作、吃救济者的实际收入往往还高于老老实实工作纳税的传统中产阶层，甚至发展到“按闹分配，多闹多得”的地步。

　　相比之下，传统中产阶层既不能如上层那样攫取全球化的大部分利益，又不能逃避母国的税收，而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净付出者，承担了大部分税收负担而得到的扶持、社会帮助较少。在经济景气时，传统中产阶层对这些不平可能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经济萧条时，这种不平就会集中迸发。近年西方国家反全球化浪潮为什么能赢得越来越多的传统中产阶层支持，为什么反建制派能异军突起，归根结底，来源于此。

　　西方国家不是看不到福利民粹主义的致命后果，问题是体制常常驱使政客为了短期选票而不顾一切诉诸国家民族的长期毒药。对此，中国应警惕之。

　　（来源：《同舟共进》2018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