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于俄罗斯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粮食、能源、金属、化肥等重要投入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西方加码对俄制裁必然直接或间接抬高本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通胀压力。对于货币政策已经深陷稳增长与抑通胀目标冲突的西方主要国家而言，这一影响实非佳音。它们可能将在更大压力面前被迫放弃稳增长目标而继续收紧货币政策，为此不得不承受更高的经济减速乃至引爆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

　　这种极限制裁也与十月革命后对苏维埃俄国和冷战时期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贸易禁运不同。那时的西方国家制造业产能和产量在全世界占压倒性多数，制裁别国不足以导致本国制成品供给明显短缺和涨价。但现在，美欧国家作为工业国和出口国的能力已经不同程度减弱，如果它们扩大对俄制裁范围，试图对没有参与对俄制裁的一些国家进行连带性限制，那么西方国家遭受的反噬还会进一步增大。

　　其次，西方加码制裁带来的经贸层面压力在不同国家严重不对称。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总需求减少以及国际市场石油、天然气、粮食等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的价格可能阶段性下跌等，可以部分缓解西方国家通胀压力。但工业化相对滞后、存在持续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压力将进一步上升，因为此时美欧已经收紧的货币政策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本币汇率显著贬值，即使石油、天然气、粮食等大宗商品美元价格下跌，以相关国家本币计价的价格仍有可能上涨。

　　相比之下，工业化进展较好、拥有持续经常项目收支顺差的新兴经济体处境就要主动许多，相关本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大宗商品美元价格下跌时，以其本币计价的价格也将相应下跌。而且，这样的国家也较有底气抵制西方阵营要求参与对俄制裁的压力，由此可以获得比西方更优惠的石油、天然气、粮食等大宗商品供给，从而在寻求稳增长时受抑通胀目标冲突掣肘较少。

　　第三，加码对俄制裁人为抬高能源、原料等投入品成本，不利于西方国家现有制造业及“再工业化”目标。而且随着局势加剧，日本、韩国承受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并有超越欧洲所受影响之势。

　　这一点在天然气价格上已经凸显。过去相当长时间内，“页岩革命”推动美国页岩油气生产爆发式增长，使美国迅速成为全球天然气价格洼地。东亚天然气消费者则不得不承受国际天然气市场长期存在的“东亚溢价”负担，东亚市场天然气价格高时可达北美市场6倍左右。这种溢价导致中日韩制造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承受不同程度的能源成本劣势，并迫使相关国家制造业向外部转移产能。

　　但因液化天然气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其他相关因素，天然气市场的“东亚溢价”近些年来总体趋向缩小甚至开始持平和反转。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天然气价格扶摇直上，东亚各国天然气价格相对于欧洲的优势扩大。不过，随着欧洲市场非俄罗斯天然气供给激增，日本、韩国又参与西方阵营对俄制裁，它们在天然气价格方面积累的优势随之削弱。鉴于日韩已经双双出现罕见的连续高额贸易逆差，巴赫穆特战役以及“大反攻”开始后西方如果对俄制裁加码，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实非好事。

　　第四，随着西方对乌军援继续升级以及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北约国家与俄罗斯的间接军事摩擦继续升级，直接军事冲突的潜在风险也从无到有有所上升，这对欧洲经济社会构成更大危害。其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领域就是房地产市场。美欧央行激进加息本来就已将其房地产市场推向危境，黑石集团一笔5.62亿美元商业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3月发生违约事件，那批证券就是以2018年收购的芬兰一家企业名下写字楼和商店为担保的。在此基础上，北约与俄罗斯的间接、直接军事摩擦可能会在欧洲房地产市场引爆更大恐慌。特别是芬兰、瑞典两国房地产市场基本面本来就劣于其他一些欧盟国家，现在又因申请加入北约而与俄罗斯关系恶化，引爆欧洲房地产市场危机的可能性不可忽视。

　　更进一步，如果北约与俄罗斯对抗加剧甚至爆发直接冲突，欧元将有崩盘之虞。1930年代大危机期间英国被迫退出金本位，英镑汇率崩盘，直接导火索就是1931年9月英国皇家海军“因弗戈登兵变”事件重创市场对英国皇家海军和英镑、以英镑为核心的金本位制的信心。与那时的英镑相比，今天的美元和欧元是纯粹的信用货币，更加依赖市场参与者对发行国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综合实力的信赖。一旦这种信赖动摇，美元和欧元的衰落将比退出金本位风潮中的英镑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