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在人均收入即将越过3000美元大关时，迎来了第一个寒冷的冬天。

　　2004年，浙江成为全国经济总量第4个超万亿的省份，冬天也悄然而至。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浙江增长速度在全国开始靠后，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明显后移，全年的增长率仅排在各省市区的第21位。2005年以来，浙江经济更添寒意。2005年上半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增长1.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9.3个百分点。全社会投资增幅比去年同期增长8.7%，低于全国18个百分点。GDP的增速仅为12%，比去年同期低3.5个百分点。除此之外，这个以民营经济活力著称的省份，其非国有投资出现了近年来未有的比重下降趋势，上半年所占比重为65.5%，比去年同期下降1.4个百分点，投资金额仅增长6.4%，增幅同比回落21.6个百分点。

　　是什么原因让一向站立潮头的浙江经济进入冬天？在浙江进行调查，和浙江的朋友们交流，听到了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宏观调控的影响。“十五”期间的政府管制，尤其是新的电力项目上马的严格控制，导致浙江成为中国最缺电的地区，全国缺电总量的一半在浙江省，全国缺电造成损失的一半也在浙江，估计总额高达5000亿人民币。而在本轮宏观调控中，浙江经济进一步受伤：土地的控制，使浙江的新上项目受到限制；银根的趋紧对民营企业影响更大于国有企业；尤其重要的是，宏观调控有保有压，正好压住了浙江民间资本进入上游产业(能源、电力、基础材料等)的势头和冲动，浙江经济由此陷入了“生产缺电、建设缺钱、招商缺地”困境。

　　浙江，无疑是中国经济中受宏观调控影响最大的省份了。但是，宏观调控中企业(江苏铁本)最早倒下，最早成为新闻焦点、经济原本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最不被人看好的江苏省却并没有出现浙江那样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与浙江相比，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212.85亿元，同比增长14.5%，高出全国平均增幅5个百分点。相对于浙江的经济增速快速回落，江苏的经济为何没有出现大的起伏而表现尚可呢？浙江朋友的一个说法是江苏的房地产业发展较慢，因此当房地产泡沫破灭时，受到的负面影响也比较小。

　　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对于上海与浙江而言，房地产业一直是最近几年的主导产业和增长的发动机，如今发动机突然熄火，其影响可想而知。2004年，上海房地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在20%以上，2005年上半年增长只有4.5%，据估计上海2005年上半年放缓增长的4.5个百分点中，有一半便可能是房地产业泡沫破灭所致。浙江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据浙江省统计局统计，今年1到7月，浙江省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708.2亿元，增速同比回落了20.4个百分点，而同期浙江省的商品房空置面积却同比大增53.2%，其中住宅空置面积同比增长86.6%。一落千丈的房地产当然成为把经济拉下水的重要力量。

　　浙江省经济的下滑还与浙江省一直引以自豪的一大经济特点——“块状经济”有关。所谓“块状经济”，其实就是经济学上“产业集群”的民间说法。本来，产业集群带来了产业链条和价值链条的高度集中，带来了规模经济、模仿学习成本的下降以及交易成本的下降，带来了市场的品牌力和影响力，是浙江许多地区的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但在宏观调控的寒风之下，市场容量突然变小，产业集群所构筑的庞大生产能力变为过剩，浙江的产业集群便出现整体性危机。

　　我到浙江上虞市调查。这个地方的朋友们本来因上虞的块状经济发展不足而感到遗憾的，现在却因此而感到几分庆幸！因为相比于因块状经济而受伤的地方，上虞却靠着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经济结构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宏观调控也罢，房地产的下行也罢，块状经济的风险也罢，都还只是表面。再往深里看，当前浙江经济走入颓势根本上反映出的是长三角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增长方式的隐忧。

　　浙江省统计局企业调查队通过对生产效率、效益状况、投入要素、生产规模、出口竞争力和专业化程度六大指标的分析比较，得出如下结论：

　　2003年，浙江的劳动生产率为6568美元，不到发达国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十分之一，也低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前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说明浙江经济增长本质上靠的还是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

　　物耗比重、深加工程度以及技术含量的工业增加值率：2002年浙江规模以上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3.2%，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相比分别低了18至25个百分点，与马来西亚的水平相当。显然，由于物耗严重，当上游能源原材料价格暴涨，浙江经济便必然陷入到增产不增收乃至赔本赚吆喝的“悲惨增长”的境地。

　　从产业投入(包括劳动力、装备技术、科研投入)要素的比较中，浙江制造业从业人员近400万人，相关产业的平均劳动力投入规模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但是装备技术水平却不如人意，化学和电子通信行业达到国际水平的分别只有1%和5%。科研投入严重不足，2002年，浙江制造业研究开发费用只占制造业增加值的1.1%，而日本、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科技经费增长率都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这说明，“浙江制造”在质量上的赶超相比于其在数量上的赶超，离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还很远，浙江经济实际上只是低水平上的发展，并没有取得高水平的突破。

　　另有调查统计还发现，浙江省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而投资率的上升已接近“极限”。按通常计算的投资率，2003年浙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占GDP的53.2%。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中，2003年资本形成率已达49.4%，与经济过热时的1995年50.7%接近，比1990年28.1%大幅上升。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再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

　　由此，如果说我们以前在浙江听到的最多一个词是“发展”的话，如今我们在浙江听到了最流行的词汇却是“转型”。“转型”也叫“转轨”，这个概念本来指的是体制的转型，也常常指称经济结构的转换。以前中国人只听说过台湾的经济转型，新加坡的经济转型，香港的经济转型什么的。但现在，我们却在浙江听到了最多的“转型”的说法，感受到最迫切的“转型”的压力，听到了最强烈的“转型”的呼声。

　　这是中国经济从“发展”而入“转型”的先声！

　　在中国人均收入才1000多美元的时候，浙江达到了3000美元。因此，浙江的今天肯定会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明天，浙江的转型也就昭示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如果说浙江存在着资源浪费、效率不高、科研水平不足等诸多问题，那么中国任何其他省份又有谁敢夸耀自己的经济发展没有这些问题？

　　显然，3000-5000美元是中国最发达省份的一个最新关口。闯过这一关，浙江便进入了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发展阶段，闯不过这个关，浙江便将无奈地继续经历增长低迷的痛苦。探讨浙江经济的转型，可以为摸索中国经济转型积累经验。笔者将在后续的专栏中，继续这一探讨。（时间：2005-11-8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