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2005年中国经济有几个特点。第一,它的增长速度出人意料,在2004年,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都在预测2005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没有一家机构或者一个人他的预测系正确的,更直接的说,应该说所有的人的预测都是偏低的。
主持人:这和GDP重新测算有关系吗?
赵晓:没有关系,在GDP没有重新测算之前,也大大超过了去年大家的预测。那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年的外贸生产总额,今年外贸生产超过一千亿美金,而过去能够达到300美金就不错了,它比2004年增长了300%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少见,在国际上也非常少见,因为没有一个人想到外贸的顺差会增长这么快。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办法想到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这么快的增长。
主持人:能够解释一下为什么外贸增长这么快?
赵晓:外贸增长这么快有可能的原因,比如一个原因美元汇率的波动。人民币是跟随着美元波动的,当美元往下走,人民币也跟着往下走,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就更加有竞争力。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的预期,因为很多人都猜想人民币要升值,在这种预期下,他的行为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他原来要进口,现在推迟进口,回过头来看升了值之后的人民币可以购买更多的东西,但是出口是正好相反的,出口是要加快,拿到美元,再换成人民币,这样你就很踏实。这样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会导致进出口的反向的异常的波动,对贸易顺差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在2004年,可能一些出口推迟到了2005年,由于种种的原因,2005年的贸易顺差增长很快,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而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在2004年预测中国经济的时候,是根据正常的情况来预测的,2004年增长很高了,2005年大家预测很难比这个更高,结果是令所有的人大跌眼镜。
主持人:这样的趋势会不会更往上。
赵晓:第二个特点是2004年的经济增长,大家公认为是不可置信的,外贸贡献在上半年占了整个GDP增长60%,到前年大概占到30%以上,这样的情况对中国来说很难持续的,大家不相信靠外贸拉动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所以我们看到十一五规划已经很明确地提到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长期的,战略决策。扩大内需是在98年提出的的,那个时候中国经济陷入了比较疲软的状态,现在我们在经济增长最高的时候提出扩大内需,这说明中央的决策认为,现在这种高增长事实上隐含着风险,靠外需是不可能的,所以要靠扩大内需。这种靠外需拉动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是风险很大的。第三点,还要注意到2005年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或者说跟2004年几乎同样的增长速度,但是企业的效益比过去差,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增长很快,工业企业的利润增幅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企业在同样的增长速度的情况下,比过去挣钱也困难。从长期来看,就意味着你投资回报率在往下走,企业的投资的信心就会下降,就会影响到进一步的经济的增长,这是第三个方面。
结合2005年这三个特点,大部分人都同意2006年中国经济会进入到本轮经济周期的下行年,实际上2005年本来有可能往下走,但是由于外贸的增长,使得它没有往下走,但是经济效益,其他的在往下走。但是2006年大家相信这种情况很难再持续,2006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放缓,因为2006年非常重要的特点是过去几年的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在2006年要逐渐的释放,换句话,供应有增长,而需求现在看是在放慢,所以供需之间会形成一定的缺口,搞的不好,会出现许多的产品过剩,比如说像钢材、水泥,电力,当然2006年这种产品的供应能力的上升,还不会达到高峰,大概要到2007年,但是供应增长的压力是存在的,如果没有相应的需求增长来把新增的供应给它吃掉,这里面经济就会有通货紧缩的压力。我们回过头来看2005年,2005年的物价控制是比较好,前年的物价低于宏观政策调控的物价,这使得通货膨胀的危险事实上已经过去,大家不是很担心通货膨胀。回过头来看,通货紧缩的危险,在未来反而要比通货膨胀更加值得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注意到中央的一些政策,国务院的一些政策,已经跟过去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个变化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十一五规划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长期的基本的战略,这是不同寻常的,这意味着对未来经济可能出现需求不足,可能出现加速的下滑,可能出现通货紧缩危险的警惕。在2004年的时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05年的政策基调仍然是宏观调控,防范经济过热,防范通货膨胀,但是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却提出了2006年要保持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较快的增长,而不再是把宏观调控,防止经济过热仍然作为政策的基调,这也意味着对2006年经济可能往下走的一种警惕以及一种政策的对冲。现在来看,政府的政策基调还是比较清楚的。
主持人:您刚才说扩大内需是政策的一个转变,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消费还是房地产和汽车占主要的,其他方面有没有一些想法,关于扩大内需方面。
赵晓:扩大内需,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房地产,我们今天进入了住房和汽车为主的消费时代,房地产调控,房地产的规范都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个产业作为当前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不容怀疑的,这个地位也是不能够轻易动摇的,在住房方面,尤其是住房的消费信贷,经济适用房的经济,土地供应建筑的适当增长,这方面都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除了这个方面之外,再有就是新农村运动,新农村运动主要是通过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扩大农村消费,除了这两点之外,我个人最近做了一个有关消费年度报告,我发现中国消费不足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居民,而是在于政府和企业,在过去几年GDP的收入分配中,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增长非常大,每年都是2位数,企业的利润增长,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增长也非常高,而居民收入的增长,事实上低于GDP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民收入形成了向政府财政和企业利润倾斜的状态,而老百姓收入增长并不快。与此相对照,老百姓在住房、教育、医疗上面却不得不掏出更多的钱,这样不仅加大了老百姓的消费压力,而且还导致了他们对改革的烦恼。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相应带来的是投资的增长,政府的直接投资以及它间接支持所形成的投资,在全世界是最高的。
主持人:占整个GDP比例是多少?
赵晓: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像中国政府这样,拿那么多的钱用于投资,我们认为政府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的钱是用于扩大消费,比如说教育,教育可以替老百姓掏教育的钱,就替老百姓增加消费,公共教育就是这样的。医疗也可以,还有社会保障。你政府手里收上来的钱不要都用于投资和建设,而要把相当一部分把百姓的公共医疗,公共的卫生,公共的教育,包括公共的住房,如果政府把这些东西做好,既可以扩大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同时也因为它改善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会缓解当前的社会矛盾,同时还有利于稳定居民的民心,使得他们更敢于去花钱。除了政府增长以外,企业的利润增长也很快,企业把这些利润也都用去投资,所以企业之间也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更多的把他的所得用于消费,而不是统统都用于投资,比如建立企业附加的保险,建立企业的年金制度,给职工更多的福利分配,这都会相应提高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改善我们目前绷得太紧的投资消费的结构关系。我们现在进入了扩大内需,政府也想到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和办法,但是我们认为远远不够,政府实际上首先要检讨自己,不要眼睛光盯着别人的钱,那样的话,你扩大内需,刺激内需,就会刺激老百姓的消费,你扩大内需就变成不受大家欢迎的政策。
主持人:扩大内需,一般人意识不到是政府做的政策。
赵晓:这是我们做的研究之后发现的,很多人把国民消费力低等同于居民消费力低,我们研究之后发现并不是居民消费力低,国民消费力低主要是政府和企业消费力不高,与我们国家的体制密切相关。(时间:2006-1-11 来源: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