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经济变化看，1至5月，出口顺差780.2亿美元，与去年同比下降8.6%。去年中国经济11.4%的增长里，有2.7个百分点是出口带来的，那么当顺差增长变负以后，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就没有了，也就是说假设投资和消费增长与去年相同，今年的增长也要放慢至少2.7个百分点，已达不到9%，恐怕是8%多点的水平了。

　　出口大幅度下滑，中国经济增长就主要靠消费和投资拉动了。但是，此时要特别警惕一个假象，就是在物价波动比较激烈时，不要被名义的投资和消费增长所欺骗。因为在物价上升比较快，物价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名义指标可能会掩盖实际指标回落的真相。以这样的测算，我们发现今年前5个月，实际投资增长逾15%，比去年的20%已大幅回落。实际消费回落情况要好些，大体保持了去年的水平，但这可能与今年暴雨雪灾以及抗震救灾导致的消费非正常上升有关。而从居民收入增长看，则非常不乐观。今年以来，居民真实收入下降，尤其是城镇居民收入大幅度下滑，一季度实际收入增长只有3.4%，而去年全年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是12.2%。由于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相当稳定的关系，这预示着消费的增长不会持续了。

　　去年，消费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4.4个百分点，罕见地超过了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这其中有一个“财富效应”的特殊原因。去年股票、房地产收益都比较高，因此大家敢消费，所以去年消费增长的幅度甚至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但今年情况完全不同，财富效应已没有了，有的可能是负效应，无论是房市还是股市都是如此。收入增幅的下降与财富的绝对下降意味着消费会掉下来，其前景不容乐观。

　　经济本身有一个惯性，经济的运行、包括紧缩的效应会继续发挥影响，假如按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经济会继续下滑，最后一根稻草会压垮骆驼，钟摆会摆过头。

　　还有一点需要格外强调，经济调控除了关注当前宏观经济数据外，更需要关注信心和预期的变化，这甚至要比宏观经济数据重要。因为信心和预期总是走在经济变化的前列，而等你看到数据时可能为时已晚，调整的最优时机过去了。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由信心所支撑的，通过金融、资产市场反映到整个实体经济，而人们的预期变化会影响信心，进而信心又会进一步地影响预期。

　　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个非常清楚的案例。我国香港和新加坡一向被宏观经济学家看好，在刘遵义所作的大型宏观计量预测中，几乎是最不可能出现危机的，但当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投资者对整个东亚经济发生怀疑时，这两个地方同样遭殃。去年“5·30”沪深股市暴跌时，中国经济基本面、市场资金面没有任何变化，但市场急泻，原因在于市场信心一下子崩溃了。目前股市一蹶不振，也与非理性的信心危机有关，股民尤其是散户几乎不敢再玩下去，彻底丧失了信心，此时，政府救市就显得太晚了。

　　有人在谈中国楼市的救市，但楼市目前还谈不上救市。真正要做的是稳定市场。我们需要警惕的乃是避免进入信心危机所导致的破坏性调整。我们尤其要警惕国际投行对沪深股市的一致看空演变成对中国楼市的一致看空，再演变成对中国经济的一致看空，进而给他们制造抄底机会。现在有一些国际投行已开始看空中国经济，如果楼市崩盘，他们的看空说法就获得了支撑。接下来，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就会反转，市场预期就会迅速变化，那时宏观数据将回落更快，而调控则彻底错过了时机。

　　现在很多人说现金为王，这就是信心和预期开始出现反转的信号。大家都把钱捏在手里，不投资也不消费，中国经济靠什么拉动?就业靠什么保证?老百姓又如何从楼市暴跌中得到真正的好处?所有的开发商垮掉真的会对买房者有好处吗?错了，建房者和公司越少，竞争就越少，买房者的选择就越少，中国住房状况就越难改善。

　　1997年时，那一轮宏观调控已持续了四年，本来应该往回调了，但当时因为担心物价，结果选择了继续紧缩，结果钟摆摆过了头，中国经济进入非常困难且少见的通货紧缩。本轮紧缩从2003年算起也已有四年之久，许多紧缩政策的效应是陆续、累积发挥出来的。到今天，无论能源原材料成本、出口成本、环保成本、劳工成本还是资金成本都全面上升，出口加工制造企业已无法承受，今年以来贸易顺差负增长就是非常强烈的信号：“中国制造”这台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发动机开始熄火。而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城市化土木工程建设这另一台重要发动机，在紧缩压力下，供需格局、市场预期开始改变，今年以来成交量急剧萎缩，新开工项目大大减少，熄火之势也已相当明显。

　　还要强调的是，在持续紧缩之后，即使没有任何新的紧缩政策，已有紧缩政策的惯性效应也会将经济继续推入下滑，因此任何新的紧缩政策，甚至包括某些重要部门负责人传出的紧缩声音，在这种时候都完全有可能成为压垮市场和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无论政策的出台，还是政策的声音，都会变得格外敏感。当事者不可不慎!

　　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直接和间接拉动的作用可以占到20%到30%的比重。如果房地产调控力度不当或者过头，会成为第二个股市。而接下来对股市的悲观、对楼市的悲观可能会演变成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鉴于目前非常微妙的经济形势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立刻停止人民币汇率升值政策，以保持经济的内外平衡。顺差不再增长而是下滑，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大批倒闭，说明升值已到尽头;中国经济已不再过热，而是有趋冷迹象，引证过热的所谓“三过现象”均已变化，甚至物价也将出现逐季回落的趋势，年底可望回落至3%左右的水平。汇率的决定机制和汇率水平并无定论，最重要的是考虑外部经济平衡(进出口平衡)和内部经济平衡(经济是否过热，增长是否可持续)，既然中国外部经济平衡和内部经济平衡都已发生根本变化，2005年以来的人民币升值就该告一段落。

　　第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不仅不该上调，还应下调。为什么?让我们用警察救落水者来打比方。警察救人有四种救法。筑好防护栏，不让人掉下水，这是上之上策;有人一只脚掉下去时，赶紧抓住他的另外一只脚，避免让其完全落水;在这人刚掉下水时赶紧捞上来;这个人掉下去半小时昏死过去时才往上救。当前的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完全落水且昏死的人，出手去救，已经晚了。如果在去年股市从6000点回落至4000点的时候政府主动将印花税从双边征收改成单边征收，并在去年12月时，限制一下大小非解禁，目前股市不至于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楼市，则如同一只脚已落水的人，这个时候只要稳定市场就行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其目的相当于印花税在去年6000点回落至4000点时的主动调整，其效果可起到相当于给中国经济增长修筑防护栏的作用。

　　第三，在经济放缓时，希望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切实际的，最有效的还是投资增长。因此，当前稳定投资特别是稳定房地产投资增长才是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第四，政府可再次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但重点不是财政投资，而是社会保障，以此促进消费增长。

　　第五，为避免房地产成为第二个股市，政府需要排查开发商资金链风险，严防恐慌性资金风险延伸到银行和整个经济。

　　第六，政府可以通过出台具有扩张性政策效应的制度创新政策，如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上市来扩张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