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华网、中国信通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美团研究院主办的服务业数字化发展与中国经济新动能研讨会暨《中国生活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报告》发布会5月14日在京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谈到服务业数字化面临的新需求时表示，数字服务业的发展要注重开放创新，满足新生代人群的新需求。

服务业数字化的新动力源是什么？我认为，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个人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像年纪大一点的，我们50后、60后这一代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什么？像我们这一代人是有钱没钱都不花钱，有好东西、有便宜的东西我永远买最便宜的，因此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这一代人是主要消费者的时候，经济学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总结叫“谁创新，谁死。”也就是说，你创新生产出好东西，老百姓舍不得花钱买，因此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中国竞争的优势就是低价格，就是低成本，就是简单模仿。

当我们的孩子成为消费者的时候，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什么？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是有钱没钱也敢花钱，他们敢负债，他们永远买最好的东西。因此这代经济学家对这代人的总结是“谁不创新，谁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创新的选择很大程度跟代际的进步直接相关。

当我们的孙辈成为消费者时，单纯的好是不够的，他们要个性，他们要多样性，他们要主观体验，他们要虚幻。《美国商业周刊》发现他们是最有信心和最乐观的一代，全世界的企业家都在研究新生代的中国人，怎么才能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服务业、数字化的发展的动力很大程度是新生代、新需求、新痛点。这也是企业必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要想满足新生代的需求，就要进行新旧结构的转换，新旧模式的转换，必须要足够地开放创新。但同时，也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为什么世界的产业结构的进步是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到服务经济，到知识经济，到数字经济，一步一步走向空心化？为了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一条空心化的路，我们的服务业的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个坚实基础不动摇。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

其次，现在全世界经济学家都困惑，为什么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减速，而不是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当我们谈数字经济和各种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眼花缭乱的时候，一个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减速？为什么全要素生产率减速？为什么数字经济没有带来数字进步？没有带来整个劳动生产率的进步？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服务业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怎么能够把需求供给和公共服务紧紧地联系到一起？否则我们的数字经济，只是线上替代线下，新业态替代传统业态，并不是创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大力发展现代数字经济支撑下的生活性服务业，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创造新需求？我们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什么样的新供给能够满足新需求？包括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资讯服务、人才服务、专业服务。

第三，以上的一切，都离不开公共服务的支撑。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卫生为整个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支撑和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后产业的进步要上三个坎。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第一个坎就是如何发展现代服务和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令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翻番，到4.23万美元。第二个坎，是我们如何能够从发展现代服务业，过渡到发展现代金融和高端服务，人均GDP能从4.23万美元，提高到8.46万美元。第三个坎，如何能够从现代金融多层次资本市场再上一个台阶，发展科学技术、人才创新，人均GDP将能够超过10万美金。这里的问题是，如何使生活性的服务业、生产性的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进入真正的现代化、高端化，而且能够协同化。为什么欧洲大陆第二个坎上不去，为什么东亚第二个坎上不去？结合历史经验，我们现在就要去探索，一旦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真正发展到高端、现代化的服务业的时候，你用什么东西来支撑它们？

最后我想讲一讲，接下来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机遇。过去我们的全球化叫超级全球化，它有三个推动力：创新驱动、开放驱动、市场驱动，但是我们发现基于西方规则的超级全球化从来就走不远。为什么走不远？因为超级全球化没有办法解决国内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也没有办法解决全球的治理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在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制造业的全球化将进入去全球化、去中心化的趋势。这个趋势是不是能够给服务经济、服务的全球化和数字的全球化带来一个机会？服务业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全球化对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能不能够解决科技脱钩的问题？能不能够解决规则脱钩的问题？能不能够解决产业脱钩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