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近期北京出现了疫情反弹，但整体看，我始终坚持中国的新冠疫情仍是局部地区的，主要在武汉和湖北地区。实际上，中国疫情的影响主要是一季度，尤其2月25日大多数省市新增病例归零，3月19号武汉新增病例归零，4月8号武汉结束封城后，疫情的影响就告一段落。现在武汉做了全民的核酸检测以后，武汉被人们称为是新冠疫情最安全的地方。我认为北京新发地的疫情反弹始终只是一个风险点，它不会演变成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蔓延失控的局面。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到发现一个、摁住一个。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已经非常明确地讲，新发地的疫情已经控制住了，也就是说基本上风险点和传染源都得到了有效控制。

当然，北京新发地的疫情管控和武汉的疫情管控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新发地的疫情防控，打的是一场立体战，既有大数据，像北京健康宝能够掌握你从哪来、到哪去，也有专业防控介入，像北京市区被分成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地区，还有科学研究溯源调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还不够精准，如健康宝、核酸检测、安全距离都有较大误差。加快疫情防控常态化从社会组织战转成科技创新战、法治规制战、社会治理战，尤其是疫苗、药品、医疗器械、公共信息、社会治理等环节取得突破，是我们这次抗疫阻击战要努力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让专业人员决策、让大数据机构提供证据、让治理现代化提供规范、让科学研究提供防控手段和工具。比如八里庄街道被评定为中风险地区，有人讲是航天桥核二院发现了两例确诊病例。但是核二院离我居住的小区隔着相当的距离，本着科学防疫的精神，应当做到更加精准，尽可能不惊动所有不相干的人。

与新冠病毒作斗争要依靠团结合作

2020年7月1日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排前五位的，第一位是美国（新增46042例），第二位是巴西（新增33846例），第三位是印度（新增18641例），第四位是南非（新增6945例），第五位是俄罗斯（新增6550例）。从全球来看，疫情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1055万例了，死亡病例也已超过51万例了。迄今为止，新冠疫情经历了三波。第一波是武汉，累计确诊50340例，死亡3869例。中国累计确诊85260例，死亡4648例。第二波是美欧，美国累计确诊273万例，死亡130122例。第三波是拉美、南亚、中东等地。目前，人类社会已经开始准备与新冠疫情长期共存。最坏的情形还是人类与病毒斗争的背后，人和人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最明显的是目前出现的溯源、甩锅、追责、索赔等，与疫情蔓延反复、人道主义危机、金融脆弱性国家可能发生债务危机、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叠加或相继发生，有可能人类社会引向更大的灾难。

从与新冠作斗争这个角度来讲，可以看到东方和西方确实是不一样的文化，这里并没有说谁比谁优、谁比谁劣，而是在新冠病毒面前要意识到各自的差异和不同。如意大利离米兰200多公里的普拉托，有5万华人却是零感染。中华民族在数千年与自然和病毒作斗争过程中，明白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团结合作共度难关。因此，在新冠病毒面前，团结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很重要。其中，和而不同、开放包容、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东方和西方如何能够和平共处、南方和北方如何能够团结抗疫。我觉得是这次新冠疫情暴露出来的很深层次的问题。

对中国制造企业来讲，跨国经营的收缩是最重要的

就目前的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些新趋势。一是更多让渡国家经济主权的激进全球化在倒退，适度让渡国家经济主权的渐进全球化在前进。其中，最明显的案例是英国脱欧和美国转向本国优先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和东亚经济体仍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地区主义。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全球化到了下半场。全球化上半场一般有三个推动力，即开放驱动、创新驱动、市场化驱动，往往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全球化下半场往往充斥贸易保护主义、大国冲突、战争和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的高频发生，往往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混乱时期。总体上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有可能出现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曾经发生过的场景，如大萧条、西班牙流感大流行、贸易战、全球债务链中断、德国经济陷入恶性通胀等，最终是两次世界大战。

二是制造业的全球化在倒退，数字的全球化在前进。一个重大变化是制造业业已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布局可能出现颠覆性的改变。如新冠疫情沉重打击了那些长期追求零库存、及时供货的综合物流和全球供应链体系，如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制造等行业，疫情也重创了东亚、北美等深度参与和推动全球化的地区经济产业。同时，美国也试图通过关税战将长期深度布局中国的西方产业链和供应链打出中国。新科技和产业革命也导致供应链更短、更有弹性和更本地化。因此，到了全球化的下半场，全球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对中国企业而言，跨国经营必须收缩。

今年两会提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构建完整的国内需求体系，这就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收缩奠定了14亿人的国内需求体系的支撑。

其次，要以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我的理解是未来的重点要聚焦东亚生产网络。这次疫情东亚地区是最早趋于稳定的。下一步就应该是全面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全面畅通物流、商流、人流，全面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但是物流畅通以后发现还有三个问题。第一是没有订单怎么办？东亚需要建立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共同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扩大消费、投资和进口需求。第二是有了订单以后却发现一些关键的技术、零部件、元器件、原料、设备断供怎么办？这些都依靠美欧，而美欧生产网络尚未恢复，因此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本地化就变得非常关键。第三，谁提供东亚公共产品？即东亚大国必须承担责任，即中日韩必须联合发挥作用，既包括东亚的货币、金融、贸易、航运、制造、服务、市场，也包括人文交流。

保住中小微企业，政府应当改善环境推动三大转型方向当前无论是财政货币政策，还是结构政策，其实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保市场主体，重点是保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现在面临的是缺订单、缺人才、缺技术、缺品牌、缺渠道、缺转型的经验和能力，面临的是如何从前40年高速增长转向未来30年高质量发展这个坎。这相当于游击队转变成正规军，需要中小微企业发生脱胎换骨的转型。解决这些问题要靠提供公共产品、社会服务，靠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环境，靠完善支撑体系和合作机制，这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先，要大力推动中小微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生产性服务业，如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资讯服务、咨询服务、人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帮助企业提升产品增值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流互联互通，帮助企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便利化水平。

其次，要大力推动中小微企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在一些传统制造业，设备还是那些老旧的设备，人还是那些老旧的人，材料还是那些老旧的材料，数字经济和技术会使中小微企业的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产贸融等业态发生了变化。过去生产出来的产品，能不能卖出去？不知道。但现在能够用云计算、大数据、工业物联网等现代数字技术来发现需求痛点，老百姓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老百姓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从而更好地满足需求痛点。比如最近提出的新基建，信息基础设施，如5G物联网、人工智能；融合基础设施，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如改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试验研究和公共技术研究基础设施条件，对促进中小微企业转型会起到积极作用。

再次，要打造智慧城市，为中小微企业转型搭建吸引全球化专业人才的城市功能和发展平台。智慧城市与生产性服务、生活性服务和公共性服务发展深度融合，为中小微企业转型集聚全球化专业人才；智慧城市与数字技术、数字业态、数字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实体经济智能化、自动化、网络化发展；智慧城市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深度融合，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创造高质量发展环境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支撑。新冠疫情后，我们期待我国中小微企业有不一样的发展环境和支撑体系，在历史新起点登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