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平线”与“天花板”之间，如何探索中国的包容性的体制？习近平讲：“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这个“最大公约数”，可成为“破题”的一把钥匙。

　　中国正处在由“第二波历史大转型”向“第三波历史大转型”转换的历史时刻。按照大历史观，与上述转换相适应，中国改革应该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

　　新阶段应该有新的战略、新的思维。这本《包容性改革论》，就是笔者对新阶段改革理论与战略探索的成果结晶。

　　“五环改革”：瞄准包容性体制

　　提出包容性改革，并非笔者的主观臆想，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来源和现实考虑。

　　理论来源有三，即“中”，中国古代“知常容，容乃公”的哲学；“马”，马克思的“多元包容”思想；“西”，西方学者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的“国家衰落之谜”理论。

　　现实考虑三个方面：中国改革面临的现实；民族统一、两岸关系的现实；国际关系，特别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提出包容性改革论，旨在为中国中长期全方位改革提供一个战略选择。

　　新阶段我们应采取什么改革战略？

　　笔者在十八大之前完成并上报的研究报告---《十八大后中国改革战略探讨》，基本反映了自己关于新阶段中国改革战略的总体构想。要点有五：（1）战略基调：超越传统“革命”，超越传统“变法”；（2）战略视野：见“天光”、接“地气”、立“人本”；（3）战略愿景：构建三个制度文明“大屋顶”；（4）战略要点：“双线均衡”、天地人合、“五环改革”；（5）战略实施：“五环式改革”的现实切入点。

　　在上述新阶段改革战略构想基础上，结合十八大后的新情况，本书对“如何寻求中国新的红利”作了新探索。指出，在人口红利、资源环境红利，乃至全球化红利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减弱或消解）之后，重点应关注改革的红利,并提出了“红利释放的波动曲线”的命题。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中国的“五环改革”应“环环瞄准”包容性体制。“五环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寻求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社会改革：寻求各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政治改革：寻求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文化改革：寻求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文化体制；生态体制改革：寻求以天地人产权为基础的环资制度。

摆脱“斯大林模式”，包容国有和民营

　　第一，要建立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不仅要两个“互不排斥”（市场化不能排斥公正化；公正化也不能排斥市场化），而且更要寻求二者的“内在融合”。书中强调，社会公平与市场化改革可以兼容，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和更大范围的社会公正“并不必然”与改革的目标相冲突。

　　以包容性体制创新促进包容性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一、 产权体制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二、分配体制创新：包容“国富”与“民富”；三、可持续发展体制创新：包容“天地”与“人本”；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包容“民主”与“民生”。

　　结合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本书在进一步论证“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可以兼容”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制度性安排。

　　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内涵丰富，核心是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它是“混合经济”的产权基础，也是协调社会多种利益关系，并使之“和谐统一”的产权组织形式，其中孕育着新的公有制组织形态。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摆脱“斯大林模式”。按照斯大林的理论逻辑，国有企业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没有独立的权、责、利，这样国有“企业”自身也就没有自己的“产权”。斯大林对私有企业更是否定的。只有告别“斯大林模式”，才有可能走向包容“国有”与“民营”之路。

　　在对前30年国有制改革评估的基础上，笔者对新阶段国有制改革的战略作出了“双顶层”设计。之一：产权方面的设计；之二：“人本”方面的设计，强调应用“产权人本共进论”推进国有制改革。

　　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

　　第二，寻求多元阶层的“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它既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又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一个广阔的过渡带。基于“过渡带”的认识，所以，在探讨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先探讨社会体制改革问题。

　　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利益大调整的历史时期。不管你是否承认，中国社会已经分成不同阶层：穷人，富人，中等收入群体，甚至有逐步固化趋势（中低收入者难以向上流动）。分层与固化，已成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爆发的内在因素。

　　根据笔者的调研，中国社会已经处于结构性失衡之中，问题主要来自内部，而不是来自外部。在此情况下，为避免社会严重分裂状态，寻求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低阶层）的共生共存共富之路，就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在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已成为各派共识。大家都要有活路，必须缩小贫富差距，远离“社会容忍红线”。改革中要注意防止陷入拉萨尔“就分配谈分配的窄圈”，重在突破收入分配的“体制瓶颈”，特别要正视产权制度和政府制度问题。由分配制度改革切入，向产权制度改革提升；由分配机制转型切入，向政府制度转型提升。

　　中国需要的不是虚幻的、高调的“社会美妙”理论，而是实在的、大家都有活路的“社会共生”理论。对于三个阶层要有不同思维，首先，穷人不能再穷；其次，富人不能出走。富人出走的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政策、路线、前景有看法；最后，中等收入群体必须扩大。

　　中国的发展稳定要依靠中等收入群体，当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只有25%～30%。如果能扩大到七成，他们就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国家也会稳定下来。社会改革，应寻求建立这样一种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

多元阶层欲共生，需要编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安全网”。在“安全网”能兜住的情况下，着手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从笔者社会调查的结果来看，群众目前最关心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体制内外，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最敏感也是难度最大的改革。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人访问延安后，被延安的清廉所打动，回南京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宋美龄评论一句：“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在“尝到权力的滋味”后，如何加强严格有效的体制约束，进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实是很难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但又有某些类似于“革命”的元素，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法”，但又有某些类似于“变法”的特征，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是笔者在中共十八大前完成的研究报告的基调。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在政治局会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2012年12月31日）。这给我们一个大体框架，需在“一场深刻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之间做文章。如果把改革目前达到的水平视为“地平线”，把基本的“红线”比喻为“天花板”，两“线”之间改革的空间相当大。

　　在“地平线”与“天花板”之间，如何探索中国的包容性的体制？习近平讲：“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这个“最大公约数”，可成为“破题”的一把钥匙。

　　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公约数”是什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能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轴心形成一种“聚焦”，形成一种共识，厘清并清除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体制障碍，则可有助于建立符合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

　　从现实生活来看，腐败是当前群众最关注、最痛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尝到权力的滋味”后而缺乏严格有效的体制约束。鉴于现实状况，政治改革可从政府体制改革搞起。

政府职能转变应把握什么基调？对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如何评估？政府职能为什么难以转变？如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特别是创新政府服务和管理方式？本书有详细论述。

“文明交融”和“无限制的新人”

　　第四，文化领域的“包容性改革”。深层的问题是“文明交融”。

　　中国人对“文明”一词并不陌生。古代《周易》就有“文明”的记载,即：“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据考证，这是最早出现“文明”概念的典籍。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纬地”可理解为改造自然；“照临四方”可理解为驱走愚昧。

　　今天讲的“文明”有两层含义，一是广义的文化层面的含义，指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状态，如古希腊文明、中华文明等；二是狭义的道德层面的含义，指人们的道德素养。本书是从广义的文化层面的含义来使用的。

　　德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多元的、多中心的,各种文化是平等的、等价的。他曾经说过：“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象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这里是丰富多彩，闪耀着光辉，充盈着运动的，但理智的眼睛至今尚未发现过它们。”斯宾格勒这里接连用了三个“每一种文化”，深刻反映了文化的多元性和平等性，这就为“丰富多彩”的“文明交融”构建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现实是与“文明交融”有差距的。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情况。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阐述了“文明冲突论”。亨氏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文明间冲突引起的。

　　当今,世界文明确有很大的差异性，或者说“文明的隔阂”。正是文明隔阂的现实，引发了笔者的思考：能否由“文明隔阂”走向多元基础上的“文明交融”？

　　如果不是从绝对意义而是从相对性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共同文明是存在的。如中国古典哲学讲的“天人合一”、“和为贵”等等，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这种价值适用于所有的人群，对此不能持虚无主义态度。

　　人类的普世文明不能简单地全部等同于西方文明。笔者的公式是：西方发达国家文明中的精华，加上发展中国家即东方文明的精华，等于人类的共同文明。

　　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两大浪潮，正在使多样化价值理念之间发生频繁的交集、碰撞和融合。笔者把这个命题的解，称之为“文明融合论”。构建当代“新普世文明”的“大屋顶”，这是“包容性改革论”的高境界诉求。

　　衡量包容与否的标志是“你敢于不敢于、能够不能够包容所谓‘异类’？关键是包容不同思想，包容奇特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包容异端才是包容的真谛”。在书中，笔者引用美国学者戴维·布鲁克斯的有关“新的技术力量创造出来的新人”的论述，提出“无限制的新人”将成为21世纪创新的新现象。

　　中国的改革是几代人从事的前所未有的创新事业，特别需要一代“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东西”的新人。如果说他们属于“异类”的话，讲包容恰恰是包容这些“异类”。整个社会应当为一代“无限制的新人”的崛起和成长开辟道路。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大屋顶”从何处“垒土”？笔者认为，可从城镇化中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交融，以及大陆与港澳台的文明交融开始。

建设“天地人合”的生态文明

　　第五，生态体制改革。依笔者在《天地人产权论》之论述：当代人的生存发展，是一个包括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人”）在内的完整体系。人类生态环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008年，在《人本体制论》中，笔者提出了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五环式改革”的理论，建议把生态环境单独列出，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同等规格。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对“生态文明建设”极为重视，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

　　经研读，笔者发现在“三个向度”上有所突破。一则，在横向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有新的宽度；二则，在纵向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长远大计”的战略地位，有新的高度；三则，在内向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或说“融入”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领域和全过程中，就是把经济建设“染绿”，把社会建设“染绿”，把政治建设“染绿”，把文化建设“染绿”，有新的深度。这是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

　　按照人类发展学的理论，生态文明是一种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而又特别注重保护自然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应该说，它是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超越，其核心是人类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天人合一。

　　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有四条路线：技术创新路线、结构调整路线、政府规制路线、市场机制路线（包括产权与价格路线）。市场路线是四线中的“短线”，而“产权”则是“短线中的短线”。生态环境体制需要向产权拓展。

　　新阶段的改革战略应该是更具时代“大智慧”、更有宏观“大视野”的改革战略。包容性改革的运作，需要实施“大均衡”的改革方略。要瞄准目标，把握动态均衡；突出重点，寻求实质突破；尊重首创，包容“创新型异类”；突破藩篱，该“砍手”时就“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