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投资形势分析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作用下，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近年来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1997年以后，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呈上升趋势，2001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了1992年的投资高峰期。2002年以来，在消费需求平稳增长的情况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将继续提高。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共完成43202亿元，同比增长16.1%，增幅比2001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和房地产投资分别完成了17251亿元、6584亿元和773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6.4%、19.8%和21.9%。1999-2001年同期，基本建设投资增幅均明显落后于全部投资增幅，而2002年，基本建设投资已成为全部投资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在全社会投资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集体和个体完成投资分别增长17%、11.8%和15.7%，增幅分别同比上升了4.2个、3.7个和3个百分点。这表明民间投资出现了明显的回缓趋势，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改善了民间投资的环境，带动了投资品需求扩张及消费品市场活跃，引导、激活和启动了民间投资，全社会投资的内生增长机制正在逐步形成。2002年，在国有及其他所有制各类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债券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自筹投资的增幅都在20％以上，超过了全部投资完成额增幅。近年来全社会投资过度依赖国债资金的局面有所改善。投资的上述投资增长状况是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所没有的，也是最好的。

2002年以来，我国行业及地区投资呈现不同特点。全年农林水利业投资快速增长，增速高达23.5％，这主要是水利投资大幅上升引起的。工业投资实现了恢复性增长。2002年，工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2.2%，高于全部投资增幅4.8个百分点，高于2001年同期14.7个百分点。在工业中，原材料、机械电子和轻纺工业投资增长较快。冶金、化工、机械、轻工工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45.9%、26.8%、50.9%和37.7%。而能源工业投资增长相对较慢，增速只有12.6%，这主要是由于电力工业投资增速较慢引起的，全年电力工业仅同比增长了11.9%。第三产业实现稳定增长。2002年，第三产业投资增速低于全部投资增长水平，但其内部的投资结构变动较为明显。交通及通信业投资在前些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增速下降了2.6%。房地产业、文教事业等服务性行业投资均大幅增长，而科技服务业和金融业投资则保持低速甚至负增长。2002年，东、中、西部地区投资分别同比增长了16.2%、20.0%和20.6%，呈现西高东低的局面。投资增速较高的地区包括江苏、山东、内蒙古、江西和重庆，上述省市投资增幅分别达到26.3%、27.1%、47.8%、47.2%和29.4%。

2002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不断增加，增加幅度逐步扩大。1季度累计，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新开工项目10482个，比上年同期增加1627个，增长18.3%；上半年累计上述三项指标分别为42066个、5158个和13.9%；而全年累计上述三项指标分别为109971个、8526个和8.4%。与2001年相比，中部地区新开工项目增加最多，新开工项目多增加了3185个，东部及西部地区新开工项目则分别多增加948个和1210个。河北、上海、海南、湖北、黑龙江和新疆等省的新开工项目总量减少，其它各省新开工项目则有不同程度地增加。与2001年相比，新开工项目增加的省区增加了5个。2002年，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累计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24763亿元，同比上升了28.9%。

房地产投资继续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2002年，房地产投资增幅超过全部投资增幅4.5个百分点，但比2001年同期增幅下降了3.4个百分点。2002年，住宅投资仍是房地产投资的热点，全年住宅投资同比增长了23.1%。商业营业用房投资也有较快增长。商品房销售情况很好，全年商品房销售额5721亿元，同比增长23.7%，增幅比2001年下降5.7个百分点。个人购房继续成为商品房销售的主要部分，个人购房占到全部商品房销售额的90%以上。2002年，全年共销售商品房面积2496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0.2%；售出面积为竣工面积的77%，这一比例略高于2001年同期水平。目前，在地价上涨、动迁费用大幅增加、容积率降低、房产质量提高等成本因素推动下，以及外地和国外购房者大量涌入的需求因素拉动下，少数大城市房价呈上升趋势。但是，这与这些城市特殊的市场环境紧密相联系，有其必然性。目前的房地产投资状况与1993年南方房地产泡沫时的情景有本质的区别，房地产业的发展仍有较好的市场需求基础。

在世界经济景气低迷、全球化浪潮中贸易投资自由化深入发展和我国入世的有利背景下，2002年以来，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已经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利用外资规模明显增加。全年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4171家，同比增长30.7%；合同外资金额8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9.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527.4亿美元，同比增长12.5%。截至2002年1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4196个，合同外资金额8280.6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479.6亿美元。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第一，外商纷纷在中国增加投资。根据国际一些权威机构调查表明，虽然世界经济还未走出趋缓态势，但90%的在华外商投资者纷纷增加或计划增加对华投资。第二，投资方式越来越倾向于独资及并购。第三，外商投资结构出现积极变化，投资制造业强势不减，服务业进展突出。在继续积极“引进来”的同时，中国正在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2年6月底，中国在境外投资设立非金融类经营机构6758家，协议投资总额132亿美元，中方投资额近100亿美元。

二、投资中的主要问题

（一）国债政策存在局限性

由于国债投资长期主要集中在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等少数几个领域，造成各地项目选择上出现困难，既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又能拉动更多产业增长的项目逐步减少。大规模的国债投入已使一些地区（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规模大大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甚至出现很大程度的闲置与浪费。从总体上看，随着国债投资规模的扩大，国债投资效益呈递减趋势。这意味着国债投资的波及效果和需求拉动作用在逐渐降低。因此，目前有观点认为，要更有效地实现国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应以提高国债项目的经济效益为重点，将更大比例的资金有重点地投向产业关联性强、需求拉动力强的制造业项目。

国债项目通常在中央国债资金投入的同时，要求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未来国债资金偿还可以通过发新还旧解决，但是，银行贷款的偿还则必须通过项目本身的盈利解决。国债项目大多收益性不强，这就给银行信贷带来了潜在的、巨大的坏账风险。银行即使按1：1的比例为国债项目配套，国债项目的贷款规模也将达到5000亿元以上，如果其中出现相当数量的不良资产，就将给困难重重的国有银行雪上加霜，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相当之大。据某省反映，在全部国债项目总投资中，银行贷款约占总投资的37.7%。如果部分国债投资项目偿债能力不强，银行贷款不能按期归还，将可能形成银行新的不良资产。

国债投资项目基本上是按照政府意志，通过行政审批程序加以管理，而且这种行政管理又具有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特征。长期使用国债投资可能会产生以下两点负面效应，一是项目审批权过度集中在中央政府，会使地方政府难于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按照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市场效率的原则，筹划和调整投资方向和内容，可能导致该上的项目上不了，不十分需要的项目却得到首先安排；二是从全社会投资来看，国债投资作为政府的公共投资，如果长期持续使用，势必对企业和私人投资形成“排斥”或“挤出”。也就是说，目前商业银行仍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政府国债投资需要银行信贷支持的时候，商业银行势必压缩对其他企业或私人的信贷供给，加大对国债项目的贷款份额，因而客观上“冷落”了社会投资。这种排挤效应弱化了市场机制在优化投资配置中的作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形成逆向操作。

（二）政府放松审批与管制

近年来，预算内投资和国债投资成为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基本手段，与1998年以前的一段时间相比，政府手中掌管的资金规模迅速扩大，因此，政府投资项目存在放松审批和管制的倾向。正象某些政府官员所说，以前是“项目追着资金，资金到位总是困难，而现在是资金追着项目，千方百计要把钱化出去”。这种项目运作方式，使得在部分地区，特别是在西部地区某些不具备实施条件和经济与社会可行性的项目上马，给未来的生态保护和投资效益的实现带来隐忧。以旅游为例，西部旅游产业正在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投资高潮，各省、市、县、乡官员都强烈希望把握国债投资扩张的时机，把旅游业发展成为支撑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与支柱产业。各地准备上马的旅游项目非常多，许多新项目缺乏开发的基础条件，没有经过严格、科学的经济与社会评价（包括环境评价），投资前景堪忧。

应该说，西部旅游资源丰富，但是，西部地区众多待开发的旅游资源能否形成优势还需进一步探讨。西部地区生态比较脆弱和复杂，旅游开发过程中极易造成动植物资源的破坏，而原有物种的恢复非常困难。西部许多地区属于我国的自然保护区或水源保护地，人类大量进入的旅游开发不可避免地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在环保成本高昂的条件下，强行进行的旅游开发可能会带来短期的经济收益，但却会对长远的经济发展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旅游资源与矿产等资源一样也是资源，过度开发与利用也有枯竭的可能性；而与矿产资源开发不同的是，旅游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直接、敏感和显著，因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也更大。在目前旅游景区管理体制混乱的情况下，中央及省级政府应该加强对各地（特别是西部地区）旅游投资项目的审批与管理，通过有限、适度和保护性开发，为子孙后代保留一片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净土。

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优势能否转化为产业优势也需进一步探讨。旅游业的发展受资源约束很大，但是，资源并不是决定西部地区旅游业优势形成的唯一重要因素。可进入性、市场盈利前景等因素在西部旅游产业开发中的作用也十分突出。西部一些待开发景区地处偏远，旅游基础薄弱，开发成本很高，可进入性差，只适于某种特色旅游，却不适合大众旅游的需要，投资项目盈利的可能性很小。在新疆、青海、内蒙古等省区，旅游的决定因素常常是“旅”，而不是“游”，也就是说交通在旅游过程的作用甚至是第一位的。高昂的交通费用，以及交通成本占旅游全部成本的绝大部分往往使区外或海外游客觉得在西部旅游划不来，因此，西部地区客源市场较为狭窄且不稳定。西部地区许多景区旅游季节性很强，旺季时间很短，全年平均游客人数很少，如果投资长期难以收回，就会极大地影响了民间投资者投资旅游的积极性。西部旅游项目的选择与决策还是要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项目投资者的充分参与下进行。政府投资管理中应特别注意审核政府注资项目的经济可行性。

（三）盲目决策，重复建设

在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下，投资决策是由具有风险责任约束能力的投资主体作出的，投资热潮中产生的重复建设在一定意义上还有利于市场竞争，有利于优胜劣汰。如果说这种因市场自发带来的投资热潮是重复建设的话，那么这种重复建设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市场的纠错功能也会很快改变这种状况，实现产业结构的协调与合理。但是，如果由于体制分割、行政垄断和政府干预造成的重复建设则是我国投融资体制缺陷的重要表现，则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损失与浪费，并对民间投资产生错误的导向。

目前，CBD（中央商务区）是一个政府关注的一个投资热点。全国几十个城市要搞CBD，也不管自己城市有无经济实力、国际吸引力和足够量的客户群。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全国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中心搞CBD也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第一，许多跨国公司早已进入中国，且已由办事处阶段过渡到了合资及独资阶段，已有比较成熟的经营与办公场所；第二，即使外资金融、保险机构进入也会把重点放在上海，目前，德国汉高等公司已经或考虑把公司北京总部移到上海，或者是缩小在北京的办事机构；第三，在北京城市内部也存在中关村商务区、西城区金融街、宣武区传媒大道等商务或文化中心的竞争与挑战；第四，北京努力了这么多年，也只有20家左右的世界500强企业把中国总部落户在北京。北京尚且如此，不知其他城市如何实现宏伟目标。类似于CBD这样的巨型工程，重复建设、盲目投资只会产生恶性竞争，造成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

当前，信息产业领域的一个热点是“光谷”建设。自2000年武汉提出建设“中国光谷”计划后，广州、长春、上海、大连、深圳、合肥、福州、西安、重庆等城市也相继提出了兴建“光谷”、“光岛”、“光通信产业园”“光科技园”等光电子技术产业化的构想。美国几十年才出一个“硅谷”，而我们却迫不急待地要搞十几个光谷。“武汉光谷”动作最快，已先期吸收投资30亿元，准备用5年时间建成产值1000亿元的产业基地。广州计划在10年内吸收投资50-100美元，建成产值3000-5000亿元的中国最大的“光谷”。重庆提出要投资200亿元建设“光城”的计划，其中140亿元将用于基础设施平台的建设。可是重庆每年用于信息化的专项政府基金只有2000万元，不知这200亿元或140亿元从何而来？光电子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和商业化难度极高的产业，重复建设的危害极大。根据有关分析，目前我国十几家“光谷”的能量光电子和信息光电子的趋同率在80%以上，企业产品的同质化程度较高，科技含量低，利润空间小，已引起低于成本的恶性价格竞争。未来5年，国内光纤需求在2000万公里左右，而届时国内生产能力将至少达到3500万公里，加上进口光纤，光纤供应过剩几乎已成定局。因此，当前光电子产业的各地区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趋同发展的状况，只可能带来巨额资本损失，而不可能对明智的国内外投资者产生真正的吸引力。

（四）公共投资忽视社会效益

当前，一些公共投资出现忽视社会效益的现象，其中以教育的政府投资最为典型。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是外部溢出收益很强的产业，教育带来的社会效益要比教育本身形成的经济效益要大得多，由政府负责教育的供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教育既然体现了公共利益要求，政府教育投入就理应集中在普通义务教育阶段，并重点保障国内不同地区教育的公平性与普遍性。但是，教育主管部门却将财政教育投入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少数中心城市的重点大学、中学上。且不论这种方式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培育出世界知名的大学、中学，投资效益如何体现；就是这种财政投入方式本身也存在严重的问题，是对财政资金的一种滥用。财政教育投资应该用于保障国民普遍得到受教育的权利，当西部边远地区连“普六”都难以实现的时候，政府却每年拿出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用于北京、上海少数城市的少数学校教学设施的锦上添花。这难以体现出教育政府投资的社会效益原则。

目前，所谓“优质学校”战略已经受到现实的无情置疑。由于政府的刻意扶持，优质学校与普通学校教学资源分配严重不平衡，教学设施及师资力量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导致“择校风”愈刮愈烈。各大城市中小学“名校”学生人满为患，相反，普通学校则因生源不足而叫苦不迭，造成了这些学校现有教育资源的浪费。“择校风”也助长了教育领域的腐败现象的滋生。为挤入名校大门，家长不得不承担高额的择校费，助长了各种形式的乱收费现象。一些名校成为了官宦子弟聚集的地方，学校每年都要为领导及关系户留下多个入学名额，名校并未成为普通大众平等享用的公共产品，而变成了拉关系、走后门、搞特殊的场所。由此可见，政府重点投资的“优质名校”没有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却正在演变为腐败和特权的温床。我国教育领域存在许多问题，但诸多问题可以归纳为一个基本现象，即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反映在城乡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优质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这种不平衡造成了部分地区、部分人群所拥有的教育资源过度贫乏，而教育资源贫乏又导致这部分地区及人群的经济更落后的恶性循环。政府公共教育投资的基本功能应该是填平补齐，应该是缩短优质学校与劣势学校、教育水平高的地区与教育水平低的地区之间的差距。

（五）政府没有把工作重心放在改善投资环境上

改善投资环境有利于投资者减少交易成本、降低经营风险、保护合法权益、有利于提高竞争力，因而，对社会投资的扩张具有显著的作用。但是，改善投资环境的关键并不是花样百出的政策优惠，而是管理者要从观念上认识社会投资对本地经济的重要性，要重在制度的规范和政策的落实。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当前更要防范的，是我们的很多思想观念、体制政策和具体办法，直接在阻碍服务业和非公经济投资的发展。比如，对于酒吧、网吧等行业，我们往往过分强调它的意识形态功能，贬低和压抑它的服务功能，动不动就提出停业甚至关闭、取缔；对于金融、保险等行业，我们又往往过分强调它的宏观调控功能，忽视它的服务功能，政府严格管制，不准民间资本进入；对于教育（基础教育除外）以及其他一些文化产业，我们也往往过分看重它的社会公共功能，而否定它的服务功能，在体制和政策上出台种种歧视性规定，限制其发展。在市场规律面前，“疏”比“堵”更有效。如果政府官员懂得给中小投资者提供比较宽松的环境，减少审批环节，提高持法透明度，杜绝乱收费和乱罚款，各类黑网吧就会名正言顺地从地下转为地上，各类安全隐患也就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这样，既增加了社会投资，又减少了社会危害。与网吧类似的许多娱乐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合理引导、规范管理就会激发出更多的社会投资。

目前，各种假冒伪劣、商标侵权现象屡见不鲜，一方面，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市场秩序，产生“劣等品驱逐优等品”的逆向选择问题，使合法经营者失去继续扩大投资的冲动。国内一家生产热水器的知名厂家日前做出决定，将某些规格的热水器降价50%，原因在于该厂同样规格的热水器市场上假冒产品太多，假货直接冲击了正品的销量。长期以来，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盗版侵权现象十分严重。北京、成都和沈阳等中心城市，盗版更是四处猖獗。在有些城市里，整座电脑城就是靠卖盗版为生。盗版使国内软件厂商经营难以为继，更不要说扩大投资了。上述逆向选择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完全。而政府负有矫正这种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完全的职责，政府有义务通过规范而严格的管制，包括采取加强商标及广告的管理，在媒体上公布相关企业的信用记录，企业使用盗版，企业法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等方式，弥补市场在提供有效信息方面的缺陷。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假冒伪劣商品的土壤，净化市场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但是，目前，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还是说得多，做得少；政策多，实施少。

（五）民间投资的政策环境有待改善

尽管民间投资的政策环境有所改善，但是，这种改善与民间投资发展的要求远未适应。目前，由于市场准入政策在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异，使得民营投资在几十个产业领域存在着实际上的“限进”情况。这些“限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存在部门、行业垄断和其他歧视性的准入政策，使得民间资本一直难以进入，如金融、保险、证券、邮政、通讯、石化、电力等行业，其投资基本上由政府包揽，经营大多由行业垄断。二是有些项目虽然允许民间资本介入，但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竞争。有些国有部门长期垄断经营的领域，非得到无利可图和亏损之时，才让民营企业参与。三是有的领域由于审批程序复杂，进入条件苛刻、门槛过高而使得民间资本可望而不可及。四是很多产业国家已对外资开放，或承诺将在加入WTO后若干年按期对外开放，甚至放弃控股的要求，但对民营经济是否开放，却没有明确的说法。如电信业、银行业等。从目前统计年鉴中按国民经济行业划分的十六个大类行业来看，虽然总体上都有民营投资的产业进入，可以说，具有一定的进入广度；但是，投资大量集中在一般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中，民营投资的产业进入深度明显不足。民营投资在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新兴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中的比重还很低。

在探索民营经济融资解决方案时，人们希望目前的国有金融体系能够提供支持，但是实践表明，民营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并不容易。近年来，国有银行建立起了集中统一的授信管理体制，贷款审批权限上收，基层行贷款权限逐级减小，大额贷款基层行往往只有贷款实施权，而没有决策权。这使民营企业申请贷款的程序增多，成本加大。困难之下，许多民营企业放弃了在国有银行贷款。为减少贷款失误和不良资产的发生，国有银行普遍加强了信贷人员的风险责任约束机制，这加剧了国有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慎贷现象。从理论上讲，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都属于准民间金融组织，应该成为民营企业融资的主渠道，但实际上，它们同样只是倾向于向大企业（包括民营大企业）以及有政府担保的投资项目提供贷款，而对民营中小企业贷款缺乏积极性。

目前的农村信用社仍由人民银行各级行代管，实行地级联社－县级联社－信用社的纵向管理模式。为了防范风险，贷款的决策和审批权层层上收，因而给乡镇企业和农户的贷款增加了难度，加之贷款条件苛刻、手续繁杂，要求较为严格的资产抵押和信用担保，从而限制了企业和农户贷款的愿望。在僵化的管理体制以及自身的经营困境影响下，农村信用社尚不能充分满足乡镇企业和农户的金融需要，反而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90年代以后，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影响下，各地纷纷成立了多种类型的基金会、互助会，这些基金会曾在满足农民小额信贷需求，促进乡镇企业的繁荣与发展以及推进农村与中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因为涉及乱集资，各类基金会都在清理整顿之中。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撤并，使得许多原先依赖合作基金会的农村地区逐渐变成了金融真空地带，部分乡镇企业及农民个人融资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与此同时，尽管政府三令五申、明令禁止，各类地下钱庄和高利贷依然沉渣泛起、迅速兴旺起来，以填补这一金融业务的真空地带。

三、2003年投资预测

（一）国内外投资环境

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指出，在2002年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的基础上，200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低于预期，经济复苏势头可能会失去力量，世界重新陷入衰退的风险很大。由于2002年美国公司财务丑闻尚未解决，企业制度和监管体系改革刚才启动；通信及高科技产品产能过剩，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消费，固定投资相对乏力；再加上美国即将对伊动武，可能给中东地区石油产业造成严重破坏，因此，美国的经济风险大大增加。与此同时，欧洲经济增速放慢，日本经济恢复仍然看不到希望，拉美的巴西等国又重陷金融危机之中。2003年，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反复性将明显表现出来。近年来，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经济的活力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中国产品成本低的优势明显，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比较优势凸显，这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加速向中国转移投资与生产。这种趋势无疑有利于中国在入世以后加快引资步伐。

当前，加入世贸组织无论从直接还是间接来说，都对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产生重要影响。我国要根据WTO基本原则和有关规定修改或调整有关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和政策，使外商投资进入及其生产经营更有利于按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进行；我国作出的市场开放承诺使市场准入程度有大幅度扩大，拓宽了外商投资领域；关税壁垒及非关税壁垒的大幅度取消降低了外商投资成本，便利其投资品、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的进出口；WTO有关规定对我国管理外商投资提出了新的要求，客观上有助于稳定企业投资及生产经营环境，减少人为的不可预期风险。而所有这一切，都为外商投资提供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2002年初，我国政府公布了修订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目录》中鼓励类由186条增加到262条，限制类由112条减少到75条；新《目录》放宽了外商投资的股比限制和行业限制，鼓励外商投资西部地区。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加上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良好预期和对未来我国广阔市场的期待，2003年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将继续看好。1998年以来的国债投资大幅度缓解了我国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五年以来，国债投资安排的公路项目建成通车里程约2.5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约8000公里。铁路项目建成投产新线4007公里，电气化铁路1063公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新增供水能力2366万立方米/日，污水处理能力1161万立方米/日，城市燃气供应能力555万立方米/日。国债投资重点安排了全长3385公里的长江干堤加固工程，以及全国400多座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林业和生态建设也是国债投资的重要方面，国家先后在长江、黄河上中游地区、“三北”风沙区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上述基础设施项目的建成投产和发挥效益，为2003年的投资与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在位置偏远及经济落后地区，国债投资的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将为当地未来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促进当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拓宽市场空间，吸引外部资金的进入。

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的投融资环境得到一定改善，尽管这种改善还较为有限，但仍然有利于提升民间投资者的信心。未来各级政府将继续研究与实施促进民营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其基本的政策要点包括：第一，放宽投资领域。许多地区都提出除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领域外，其余领域都应允许民间投资进入。向民间投资开放的领域，允许民间投资者以独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进行投资。鼓励民间资金参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第二、改善政策环境。清理和调整与中央精神不符的有关政策规定，取消不利于民间投资的各种限制性、歧视性条文。第三，改善融资渠道。国有商业银行设立专门为小企业服务的信贷部门，制订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贷款政策和管理办法。研究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信用担保机构和风险投资基金。第四，改善服务环境。各有关方面都把鼓励民间投资和中小企业发展，作为解决当前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的重要任务，在技术、管理、培训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

目前，我国的经济与投资增长仍未摆脱粗犷型的发展模式，投资率畸高，而投资效益较差。根据《财经》杂志的一项研究成果，1994-2000年，我国名义GDP年均增长13.5%，远超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但是，GDP中的营业盈余的年均增速只有9.8%，只比韩国和美国高一点。如果把营业盈余占GDP的比例作为衡量经济回报率的指标，1994-2000年，中国平均只有20.6%，远低于韩国（30.2%）和美国（23.3%），只比日本略高。更令人担心的是，这个比例是逐年下降的，只有在最近一两年下降速度才有所减慢。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可比价）年均高达37.2%，却只推动GDP年均增长了7.5%，资本系数高达4.9；而1985-1997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可比价）年均为33.5%，却推动GDP年均增长了10.1%，资本系数只有3.3。这两者的投资效果的反差很大，说明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并未使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所提高，反而由于财政投资的扩张使得粗犷型经济增长方式得以延续。因此，未来减少重复和盲目建设，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仍然十分迫切。

近两年来，我国股票市场行情持续低迷，股市筹资功能相对下降；企业债券发行的审批管理仍然十分严格，能够通过正规渠道上市融资的企业数量十分有限。这不利于2003年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股票市场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是管理层政策走向不够明朗。虽然目前已经暂停了国有股减持，但是，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国有股全流通问题，定价如何等等，关系到投资者切身利益的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导致投资者顾虑重重，市场信心难以恢复。尽管新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正在酝酿之中，对企业债券的发行将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打破债券发行主体的所有制限制，企业债券利率进一步市场化，对企业债券信用等级的评定等方面将会有相应的突破。但是，由于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制度环境存在明显缺陷，盲目扩张企业债券发行的社会风险较大；所以，国家仍将采取谨慎的态度，在加强审批与监管的前提下稳定发展企业债券市场。

（二）投资趋势判断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已形成稳定上升趋势。但是，与此同时，通货紧缩现象还未得到缓解，就业压力逐年增大。因此，继续实施扩大需求的宏观政策仍然非常必要。鉴于近年来消费需求增长稳定以及出口需求不确定性依然很大，所以2003年促进投资的较快增长仍有重要意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2002年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已经高达50%，甚至接近1998年的高水平，2003年贡献率不太可能再提高。这是因为，2003年的经济环境与1998年相比已经有了许多积极的转变，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特别是国家投资的依赖程度已经大为减轻；投资的基础设施化、重型化趋势将有所转变，制造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规模和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投资效率将有所提高；相应的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因素将得到一定改善，边际消费倾向将得到提高，投资乘数也会提高。基于上述分析，如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7%，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压力将大为减轻。根据上述考虑，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应低于2001年的水平，也不应高于2002年的水平，以12-15%之间为宜。

我国未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本目标是要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2003年，投资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也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标。首先，要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我国信息产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由1996年的6.3%上升到了2000年的21.9%。信息产业已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信息产业在改造传统产业方面投入产出比可达1：4以上，有些领域甚至超过1：20以上。未来信息产业的投资重点是软件及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领域，以提升高速CPU芯片和存储器的设计与制造能力，提高基础性软件及一些大的应用系统的开发和产业化能力。其次，要运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其他产业。以装备工业为例，要以数控机床、重要基础件为投资重点，增强重大装备的开发能力，推进机电一体化，提高装备工业智能化水平。再次，在第三产业中，要从前几年过多投入交通、通信等流通部门转向重点投资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例如金融、保险、社会服务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转向重点投资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人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艺术、社会福利业。这对于适应社会需求变化，改善人们消费环境和生活质量，提高就业水平将具有重要意义。

西部大开发战略给西部经济注入了活力，近年来，西部投资增速经常会超前于全部投资增长，甚至高于东部地区的投资增幅。但是，由于西部基础设施条件仍然较差，市场容量相对较小，与沿海地区相比区位劣势明显，政策与制度环境亟待完善，所以，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民间资本对西部地区仍然是观望的多，实际投入的少；在少数中心城市投入相对多，对西部更广大的地区关注少。2003年及以后几年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强烈依赖政府投资，特别是中央政府投资的发展阶段。沿海地区的综合投资环境优越，对内外资的吸引力普遍强于中西部地区。北京、上海两市申奥、申博相继成功，未来投资机会大大增加，经济前景普遍看好，资金与技术向北京、上海两市的流动与集聚将空前加剧，因而将给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其他城市带来巨大的资本市场竞争压力。业已存在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投资资金配置的不平衡将进一步加剧，上述两者间投资环境的差距也将进一步拉大。

四、2003年相关投资政策取向

（一）改善政府的投资管理

当前，我国宏观投资管理体制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革，原有的体制缺陷依然存在。归纳起来的一个基本表现就是各级政府在直接投资或管理活动中只唯新（强调发展新兴产业，而忽视传统产业）、只唯大（重视发展大型和优质项目，而忽视小型和普通项目）、只唯强（只关心强势群体和垄断利益集团的发展，而忽视弱势群体和平民阶层的发展）。而唯新、唯大、唯强的根源和本质则是“唯上”，即政府官员的提升取决于上级领导或组织部门的好恶，而由于信息不充分，上级领导不可能对下级官员的细微之处深入了解；因此，只要政府官员把新兴产业、大型（优质）企事业单位和强势利益集团的事情办好，就可能产生更为明显的社会影响和新闻效应，就更容易引起上级领导或组织部门的注意，树立自己的政绩与形象，官员升迁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在目前的政治体制和政绩评价机制引导下，政府的直接投资及管理活动或者“越位”，或者“失位”，却永远无法真正“到位”，必然会引导社会资源（包括公共资源）“拥挤地”配置到某些行业（旅游产业、光电子产业、CBD）、某些部门或单位（优质学校），造成资金的滥用和浪费；而对本该由政府关注的弱势群体（中小民间企业、普通中小学校）的投资与发展环境的建立与维护则缺乏热情与关注。

要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官员只唯上、不唯下的问题，促使他们关心国计民生的大事情，就必须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符合“三个代表”的科学、合理的政绩评价标准与机制。例如，对于一个大城市主管领导的政绩评价就不是看他修了多宽的道路，盖了多少幢标志性建筑，铺了多少块大绿地，建设了多少花园式小区；而是要看这个城市的领导通过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吸纳了多少下岗失业人员，通过加快本市的城市化进程容纳了多少外来流动人口的就业，为全国的城市化水平率提高作出了多大贡献。要看这个城市的领导在改善投资环境，消除行业及区域进入障碍，促进中小民间资本发展中作出了多大成绩。要看这个城市的领导在完善义务教育，消除教育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平衡，促进基础薄弱学校发展中作出了多大的努力。

（二）适当调整国债投资方向

2003年，中央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一定规模的建设国债。中央政府提出要调整和优化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结构，着力提高使用效益。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确保重大项目的投入和建设。二要向农村倾斜，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三要向结构调整倾斜，促进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四要向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倾斜，继续为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五要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加快实施退耕还林，促进可持续发展。2003年国债投向的一个积极的变化是将部分国债资的使用重点转向了解决“三农”问题、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消费等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方面。因而，首先，有利于扶持弱势群体，缩小收入差距，体现财政的公平和稳定原则，促进国内需求进一步扩大；其次，有利于解决国债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有利于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适应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要求。

（三）促进民营投资增长

近年来，随着国家与地方政府一系列促进民间投资配套政策的实施，民间投资的增长势头较好。未来应对民营经济、国有经济与外资经济进入同一竞争性领域的门槛标准化、统一化。无论是民营经济还是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只要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规模经济标准、质量技术标准、环境保护标准，以及城乡建设用地规划等方面的要求，就有相关产业进入的权利。当然，为了保障投资进入的质量，可以采取稳妥的、逐渐降低进入门槛的办法来严格把握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资格。目前，民间资本对投资环境的要求，已经转向减少交易成本、降低经营风险、保护合法权益、有利于提高竞争力等方面。单靠政策优惠竞争吸引民间投资已经远远不够。靠政策招商，有时甚至会产生“开门揖客，关门打狗”的情况，所以建设一个透明、稳定、高效的投资环境才是当务之急。

目前，民间经济拥有巨大的资本供求的能力，可以为我国资本市场提供持久发展的能量。2003年应当鼓励民营资本借助资本市场、通过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等多种资本经营方式入主金融业；应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逐步退出的地区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建地方中小银行，填补国有金融业留下的巨大市场空白，发挥民营金融机构的地缘优势与增长活力，降低对当地中小企业贷款的交易成本。加快城市化建设是消除“二元结构”并存以及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未来20年我国将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但是，目前，广大农民个体带资建城创业的力量严重不足，对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资本贡献率很低。而县乡两级地方政府普遍债台高筑，一般无力为城市化的提高增加投资。因此，正在迅猛成长的民营经济在提高城市化水平方面则显示出投资优势。可以通过发展“块状经济”，引导分散化的民间资本相对集中，发挥群体优势和集聚效益，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本文系与田江海、张汉亚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