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投资宏观调控基本取向

（一）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时机与方向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政府从未能够成功地将经济增长速度连续维持在9%左右的水平超过1年以上，9%只是通向通货膨胀或通货收缩的桥梁。[1]1982年GDP增长了9.1%，之后是连续三年GDP增幅超过10%，以及1985年CPI上涨9.3%；1991年GDP增长了9.2%，之后是连续三年GDP增幅超过12%，以及连续三年CPI上涨超过14%；1996年GDP增长了9.6%，之后则是连续五年的通货紧缩。现在我国经济似乎又处在十字路口上，是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还是平稳发展，取决于宏观调控的时机与方向的把握。历史证明，由于体制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宏观调控的目标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实现的。1984-1985年开始的经济过热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并延续到1988年，表现出明显的反复性，并导致1989-1990年的治理整顿和经济急刹车；1992-1993年的投资与经济过热来得更为猛烈，这时的宏观调控体现了及时调整、有松有紧、适时微调和抓住主要矛盾的原则，经济振荡较小，但调控周期也从199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996年结束。

应该说，当前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比1980年代中期以及1990年代初期高得多，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上升。但是，市场化程度提高并不意味着经济的稳定增长，也不会自然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于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也必然成为经济波动的主导力量，在年初的投资过快增长中，民营经济同样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包括民营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环境、资源和能源过度消耗与浪费为代价的。数据显示，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甚至是印度的1.65倍。我国污染排放强度高，每单位GDP产生的氮氧化物是日本的27.7倍，德国的16.6倍，美国的6.1倍，印度的2.8倍。大气、水资源、土壤等破坏严重。[2]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存在严重问题，在这种条件下盲目增加投资，特别是煤电油运投资，只会在维持生产要素不合理低价水平的前提下，纵容这种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延续。

在这一轮民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背后，都能看到各级政府的影子。正是由于政府官员在自身的政绩要求下的参与、支持、放任，使得公共利益不断受到损害。与改革以来以往情况不同，也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经济扩张依托有两大基础，其一是对数量庞大的公有土地的合法与非法的占用并获得财税收益。[3]其二是在经营城市的目标下，超越当地经济发展需要、恶性透支未来的大规模举债。这些都给未来经济、金融与社会稳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隐患。近年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过程中的无序、恶性竞争空间激烈，甚至出现零地价外加送水电。各地的招商引资大战实际上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地方政府的行为相当大程度上扭曲了市场信号，从而实际上误导了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的预期。这意味着即使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无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各地政府的优惠政策下，又变成有利可图的。企业市场行为的扭曲进一步刺激了从原材料工业到加工工业等行业非理性投资冲动，加大了相关产业投资过热的风险。地方政府很容易将公共资源转移给个别企业，造成企业在投资决策时低估成本，高估收益，投资热情怎能不高涨？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使得此次宏观调控具有了更加长远的意义与价值。所以，在体制性弊端和结构性矛盾仍然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希望此次宏观调控能够很快结束是有一定难度的。目前，保持一定的调控力度是为了防止前功尽弃和不必要的反复，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长期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缺陷。

（二）加强对最终需求环节的调控

近年来的经济与投资膨胀遵循了以下的运动轨迹：基础设施改善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为房地产消费创造了空间→推动了钢铁、水泥等资源消耗型中间产品行业的扩张→造成了煤电油运的空前紧张。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于直接控制过热的原材料等中间产品行业的投资与生产；但是，由于这些行业投资增长快有其背后的最终需求因素的推动，所以，对中间产品行业的紧缩只会造成这些行业的价格与市场波动。2004年以来，钢材价格的大幅波动以及投资增势不减[4]就说明了这一点。应该说是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增长刺激了房地产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及相关产业生产和投资的增长。[5]据有关资料，近20年来，中国人建房用掉了全世界40%的水泥、30%的钢筋和7%的石油。因此，不对刺激中间产品行业增长的最终需求因素进行约束，就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促进中间产品行业的稳定增长。

1998年以后，我国住房体制改革取得了全面的突破，释放出了福利分房时期积累起来的强劲需求。2002年7月开始实行的土地招拍挂大大提高了土地的价格和政府的批租收入，土地批租形成的政府财力又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创造了大量强制性的住房需求。1998-2004年，我国房地产销售面积年均增长24%，而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速却只有7.1%，房地产有效需求增长大大超前于大众收入增长。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大规模旧城改造和拆迁上，据北京市统计，1991年以来，仅拆除旧住宅房屋就拉动商品房开发建设约6060万平方米，加上20%的配套住房，可达7200万平方米。近年来被拆迁居民对商品住房的需求量已占北京市场全年住宅销售总面积的1/3。[6]在全国其他大中城市，拆迁带来的住房被动需求都占全部住房需求的较大比重。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自置比例过高，从1998-2002年的4年时间，由55%迅速提高到73.8%，提高了18个百分点左右，已远高于发达国家与地区水平。[7]这表明居民住房需求的实现大部分是靠“买房”解决，过于强调“以售为主”，导致整体住房需求超出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土地及信贷政策紧缩，房地产供给受到一定压制，但是，多重因素造成的购房需求增长却明显加快，导致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的预期，推动了价格上涨。目前，房地产投资需求已经呈现明显的“跟风效应”，当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上涨预期愈来愈强烈时，投资者会蜂拥而上进行购买和囤积，以待价格更高时抛出，这样需求量就快速增加。那些暂时无能力改善住房需求的消费者产生恐慌，认为房价会只涨不跌，迟买不如早买，因此宁可负债累累也要购房。这实际上是对未来收入和需求的透支，也加剧了楼市的需求泡沫。[8]2004年前三季度，我国商品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了9.9%，超过同期GDP增长率0.4个百分点，而1998-2003年我国房价增长均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目前，片面增加房地产供给与宏观调控目标相违背，因此，针对购房需求的调控措施对于宏观决策者来讲将是及时和有效的。

-----------------------------------------------------------------

[1]《升息有利提高信贷资金分配效益》，《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9月1日。 

[2]何磊：《资源消耗“触目惊心”，政府错位加剧“过热”》，《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11日。

[3]注：根据全国人大的资料，1992-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1万多亿元，其中近三年累计达9100多亿元，扣除成本后的纯收入约有1/4。很多城市依靠出让土地能获取的财政资金，有的甚至超过地方财政的50％以上。参见：《为何没能调低房价？城市土地调控政策费思量》，《中国科技财富》，2004年9月1日。又据江苏省社科院的调查，2002年，江苏省共计供应土地15938公顷，获得土地总收入455亿元，其中出让土地14447公顷，收取出让金454亿元。2002年，苏州市出让土地4441公顷，获土地出让收入151亿元，占该市财政总收入的52%；南京市出让土地2179公顷，获取出让金83亿元，占该市财政总收入的57%。参见：顾列铭：《地方政府暗助房价暴涨？》，《中国商报》，2004年9月3日。 

[4] 注：2004年1-10月份，黑色金属矿采业和黑色金属加工业投资分别累计增长了273%和3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投资增长了47%，金属制品业投资增长了58%。 

[5]王哲：《生活梦想让房价居高不下》，焦点房地产网，2004年9月3日。 

[6]《推土机紧逼北京旧城，专家呼吁保护旧城刻不容缓》，《新京报》，2004年8月17日。

[7] 注：香港2002年住房自置比重为52.6%；美国大城市住房自置比重一般低于50%，纽约市2000年住房自置比例为30.2%，1999年纽约市曼哈顿地区住房自置比例更是只有22.8%；1998年日本东京住房自置比例为42.8%、大阪为50.6%。参见：宋忠敏：《谁制造了房地产泡沫？》，《国际金融报》，2004年6月14日。

[8]《浙江楼市中存四大泡沫，权威部门首次发布预警》，中国新闻网，2004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