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讨论消费对经济的作用时，一种观点认为：近10年我国的消费率平均为59.5%，而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英、美等发达国家年均消费率都在80%以上。长期以来的低消费率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应该以提高消费率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基本出发点。那么，提高消费率是否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的较快增长呢？

党的十六大报告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是：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这意味着未来20年我国GDP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7%，改革以后4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要达到8.4%。如果上述目标真能实现，在世界范围内都将是一个奇迹，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东亚国家能够接近这一经济成就。由于未来我国选择了一个有别于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对特殊的长期经济增长道路，因此，在处理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时，就不能不充分考虑这种长期增长的特殊要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方式选择较高的消费率，是否会出现消费率上升，而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局面呢？而这种局面是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相背离的。

笔者计算了1980-1995年间世界35个主要国家[①]的年均消费率和年均GDP增长率。统计表明：只有中国、泰国、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亚六国的年均GDP增长在7%以上，这些国家的平均消费率均在65.2%以下，最低的是新加坡（54.7%），最高的是印尼（65.2%）。其它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与东亚六国存在较大差距，都在5.3%以下。在除东亚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中，只有日本、俄罗斯、乌克兰三国的消费率在70%以下，但是，这三个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较低或负增长。上述三国在低消费率（高储蓄率）条件下出现的低经济增长各有原因，日本是受房地产泡沫破灭及银行坏帐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俄罗斯、乌克兰属于转轨经济国家，经济与政治体制尚存在严重弊端，制约了本国经济增长活力的发挥。

巴基斯坦、以色列、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四国的平均消费率均在85%以上，以色列和孟加拉国的平均消费率甚至达到92%和95%，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却在4.3-5.3%之间，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除以色列以外，其它三国的人均GNP都在600美元以下（1995年），属于低收入国家。通常低收入国家的储蓄率较低、消费率较高；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储蓄率较低，资本短缺，资本的边际效率较高，反而可能形成“追赶效应”，在发展初期实现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不过，这种消费—储蓄（投资）模式不适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首先，这种模式下实现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偏低；其次，这是一种在经济发展基数低、国民收入水平低条件下的初始增长模式，与我国现实发展阶段并不相符。

其余的22个（占表1所列国家的大多数）经济增长率在4%以下的国家，消费率无一例外都在75%以上，但是，它们的消费—储蓄（投资）模式显然不适用于中国经济。因为依据这样的模式，我国将无法实现未来20年的高增长的硬性目标。由此也可以看出，抛开经济增长目标，拿我国的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或发达国家水平机械相比没有意义。

国外关于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研究非常多。例如：曼昆对15个国家1960-1991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的研究表明：“增长与投资之间是相关的，把GDP中相当大的部分用于投资的国家往往有高的增长率，把GDP中一小部分用于投资的国家往往增长率也低。”[②] “根据对经济增长的国际数据的研究，提高储蓄率可以在几十年时期内引起相当高的增长”[③]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发展也说明了储蓄和投资的重要性。无论是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还是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无论是早期的经济增长思想，还是最新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只看到资本（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源泉，[④]却极少能够发现关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研究。[⑤]

正如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的：“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总资财，……一部分是留供目前消费的，已由消费者购买，其特性是不提供收入或利润；一部分是固定资本，其特性是不必经过流通，不必更换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润。……”[⑥]可见，由于消费与投资在收入或利润提供方面作用的显著差异，使得经济学家更加提倡节俭和储蓄，注重资本增加对其它生产要素的推动。

萨缪尔森也说过，“当一国储蓄较多时，其资本存量就会迅速增长，从而使潜在产出能力迅速提高。而当一国的储蓄率较低时，它的设备和工厂就会变得陈旧，基础设施就会开始变得破旧不堪。”[⑦]尽管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率高、储蓄率低有其特殊原因，例如：这些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减弱了人们为困难时期进行储蓄的必要性，这些国家资本市场活跃，使人们很容易借到钱，而不必过多储蓄；但是，储蓄率低仍然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普遍担忧和警惕的事情，因为，储蓄率过低对收入的持续增长不利，对机械设备的更新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不利。

储蓄（投资）率的增加是不是有一个极限呢？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即随着资本存量增加，从增加的一单位资本中生产的额外产量趋于减少。此时，资本—产出比例迅速上升，增长代价提高，增长速度放慢。所以，从经济增长效率上考虑，由于资本收益递减效应的存在，储蓄率增加所引起的高增长并非无限的。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储蓄（投资）率的增加和消费率的下降的极限的确定是一个市场抉择的过程，它还取决于市场上投资机会的多少。良好的投资机会意味着较高的收益率，甚至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和起飞阶段，非常高的投资率可以维持较长时间而不致耗尽投资机会。”[⑧]

我国的投资效果系数[⑨]已由1992年的0.42直线下降到了2002年的0.17(可比价)，这似乎表明我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率趋于下降，储蓄（投资）率的上升已经达到极限。但是，上述投资效果系数下降是建立在我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之上的。而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在于，其一，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其二，自身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小，而经济的外部效益显著，对其它部门的推动作用大。因此，我们倾向于从积极方面评价我国储蓄（投资）率的上升。另外，随着改革开放走向深入，我国的投资机会也会不断涌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正是这种投资机会的具体表现。这些投资机会可能会成为影响我国储蓄（投资）率发展趋向的重要原因。此时，经济增长的良好预期反而成为高储蓄（投资）率的决定因素。

我们在强调储蓄（投资）对经济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必须重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能力和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等方面。与适应经济较快增长要求的国际经验相比，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可以提高5-8个百分点，促进消费增长的余地比较大。但是，鼓励消费不是盲目的，而应该是有所选择的。正像有的经济学者提到的，应该鼓励有外部利益，或至少外部成本较低的消费方式，如教育、保健、住房等，绝对不应该鼓励带有炫耀性、拥挤、空气污染和对他人的意外伤害等外部特征的私人汽车消费。[⑩]

近年来，我国政府消费率迅速上升，基本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近，而居民消费率比国际上最低的东亚国家还要低5-9个百分点。[11]政府消费率过高与各级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铺张浪费、奢侈无度紧密联系，因此，政府消费率还有进一步压缩或调整的必要，要大力增加科技、教育、社会保障支出，压缩行政事业经费开支。当前，真正需要提高的是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提高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要真正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提供更为宽松和优惠的消费政策环境，而不是与其附属的垄断企业相互勾结，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谋取部门及集团的利益。

为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在较长时间里保持相对较高的储蓄（投资）率是必要的。投资也是提供未来更多、更好消费的前提条件。储蓄（投资）率的高低是市场和企业选择的结果，只要经济增长前景好，市场和企业就更倾向于选择高的（储蓄）投资率。消费率的升降不是机械的，它与消费质量的提高和消费内部结构的调整密切联系，涉及到社会各方利益关系的调整。从提高人民生活和提升国民福利的角度出发，消费水平的提高比消费率的提高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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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所选国家的覆盖面较广，既包括英、美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印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既包括韩国、泰国等新兴工业国，也包括俄罗斯等转轨经济国家；高、中、低收入国家，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也都包括在内。 

[②] 曼昆：《经济学原理》（下册），P152-15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 同上。 

[④] 注：例如：爱德华·丹尼森计算了1929-1982年间各种生产要素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实际产出年增长中，有20%来自于资本量的增加。

[⑤] 注：在乘数理论中，消费只是投资的收入扩张作用的一个中间环节。 

[⑥]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P256，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⑦] 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P341，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⑧]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P122，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⑨] 注：投资效果系数=当年GDP增量/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⑩] 黄有光：《为何应着重于投资，而非鼓励消费》，《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4月15日。 

[11] 范剑平：《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研究》，《经济预测分析》2003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