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和周员兰有相同遭遇的事在大量发生。不过，我想说的是，不要把解决农民问题想像得太浪漫。很多人以为，通过法律手段就行了，其实，涵盖在农村习俗或乡土文化中的农民问题相当复杂。

　　周员兰遇到的问题不仅中国有，大多数按照西方制度体系建立法律的发展中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的不少农村地区，民俗仍然有着相当大的约束力，是由大多数人约定俗成的，而且有着较长的历史延续性，法律在它面前也难免“法不责众”。

　　以我们多年的农村调查经验来看，面对农村两亿农户，只谈老百姓合不合法律是不现实的。如果我们认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在传统的社会里，小农经济需要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是现代化的还是小农自治的？这不单单是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周员兰遇到的事，不可能完全靠法律解决，除非让村里的人再重新表决一次，大多数人能支持她。

　　这里我要再多说几句。目前一些有关农村方面的政策和法律，本身在逻辑上就有不清楚的地方。比如，明明知道我国农村土地严重短缺，已经大部分成为农民的基本保障，怎么有条件保持30年不变？要知道，30年意味着要有一代半的人出生。这个政策，对于小点儿的村子也许还好说，但对于那些大村子而言，人口增加必然要面临严重的重新分配土地的压力，这在一些现行政策中也许还没有充分考虑。村社按照规定只能预留5%的机动地，如果有一天农民真的无地可分，他们该怎么办？

　　法律中的某些条款也存在类似问题。我们制定法律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光有这一点还不够。一部有着良好愿望的法律和一部符合实际的法律完全是两个概念。

　　温家宝总理曾说过，中国这么大，农村问题又这么复杂，不可能一声令下，让大家都按一个办法做事。现在看，政府管一切，甚至连炕头锅台都要管的大一统思想，在立法领域也仍然存在，而这其实是法律在农村很难落实的主要原因。（时间：2004-2-26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