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中国博士后新农村建设论坛”上的发言讲话

　　刚才开会前有位朋友问我，现在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想了一下，现在回答你，：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利益多元化，，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利益的多元化就导致了利益表达形式的多元化。不仅各种利益表达的方式十分复杂，差异非常大，而且整个社会缺乏正确思想的整合，缺乏导向，人们思想和行为也就容易极端化。

　　并且另一方面，还又有利益集团化倾向。——利益与权力之间的交易成本很低容易相结合，于是就形成了利益集团化，而利益集团化又是更直接获取更多垄断利益的方式。

　　这两个表面对立实质相呼应的方面交织在一起，构成当前人间万象难以解释的情况。

　　利益的多元化就导致了利益表达形式的多元化。各种利益表达的方式十分复杂，差异非常大，整个社会缺乏正确思想的整合，缺乏导向，人们思想也容易极端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利益多元化的传统，封建社会皇权统治时，外人中国称之为泱泱大国，貌似很团结一致，但是，外国侵略者一打进来，立刻一盘散沙……。近代史上最值得记取的例证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最早开始地方军阀主导的、引进型的、官方工业化的东南八省通电自保，亦即：地方诸侯背靠列强拒绝勤王。这就演变为中央王朝的统治者利用缺乏任何作战条件的义和团老百姓对付帝国主义军队的战争，；此后，则是4.5亿中国人人均一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中国的国库被彻底掏空了。所谓财政，有财才有政，政府没有了财，就无所谓政了。这时无论接受什么制度都没用，局势恶化迫使为政者进一步横征暴敛，必然民不聊生，于是，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在19世纪末期连续大量对外割地赔款之后垮台。

　　所谓财政，有财才有政，没有了财，就无所谓政了。

　　南街村集体经济模式是我国进入农村工业化阶段的偶然选择，——我们没有足够论据办法判断这一模式的必然性。越是短期进入工业化，就越要求规模化地集中有限资源，尽可能快速地形成工业资本。南街村以社区范围内的资源为对象，以毛泽东思想为社区全体成员的动员工具，由村集体全面整合了社区资源。

　　农村工业化的过程是一种产业制度的形成过程，即如何将分散的农户占有资源整合为资本。如果我们能够排除意识形态制约，那么，判断一种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制度是否有效的标准：一是看农村社区内部是否有效整合了资源，包括土地、资金，也包括本村劳动力。如果与比起其他地方，的原始积累相比的，血腥程度低，老百姓付出的代价小，亦即降低了资源整合为资本的制度成本，那么这种工业化的制度就是有效的；只要这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不那么血腥，不那么残酷，我们就可以说，他们的经验是成功的。华西村的农村工业化之路也是这样的。这两个村子的共同点是，工业化发展之初，村子规模都小，又都有个品质高尚的领导人。现在华西村产业扩张的路子是村集体跟政府联合低价获得大量土地，以提供保障（发展好后让被兼并的村子过上像华西村人现在的生活）为交换。这种社区工业发展进程之中内部化占用资源的交易成本如此之低，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又是如此的平和，那么这种制度就是有效的。二是看社区工业化的发展对外的资源扩张是否低成本。一般说，这种社区工业化扩张并不主要靠不剥夺本村人，但其进一步发展却都会以剥夺外来打工者的劳动剩余价值为代价。不过，相对而言，这种以集体化为名的产业资本扩张与其他类型的产业资本相比，剥夺程度有些差别，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少。例如，现在华西村产业扩张的路子是村集体跟地方政府联合以较低代价获得周围14个村的大量土地，但这要以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为交换（发展起来之后，可以让被兼并的村子的老百姓过上像华西村人现在的生活），因此，那些村子老百姓大部分愿意，基本上没有引发社会矛盾。

　　农村工业化之中少数属于偶然的制度有效性经验，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现在要搞新农村建设？请大家先看宏观背景。

　　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度，但按照现在的模式发展下去，是否能够继续下去呢？近年来群体性治安事件每年都递增上万件，国家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制度无效问题。现实情况是很多部门和条条块块之间的高制度成本导致制度无效。

　　经济按照现在的模式发展下去，是否能够继续下去呢？我国最近一个时期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资本过剩，“谁阻碍了提高农资，谁就是罪人”。老百姓不理解为什么银行要降低存款利率？其实我国银资金融资产过剩（存款多于贷款的部分）约有10万个亿元，国家每天还在增发6亿元的货币，如果是在一般发达国家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肯定是通货膨胀。

　　我国不仅国内金融资本严重过剩，国际资本也过剩。那么，，在这种内外资本都过剩的环境下，为什么产业不能吸收过剩金融资本呢？因为产业大部分过剩——有一项对1000种商品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没有一种商品是供给小于需求的，而且供给大于需求的占3/4。；其他1/4供求基本平衡。各地大办开发区，但很多进入开发区的企业很快就垮了，大约1/3的企业能否有效生产是个问题，，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过是2.9年。为什么现在规定坏账损失追究说刑事责任要加到银行负责人身上？那叫作建立预算硬约束——对这些短命企业银行不敢给他们贷款。金融资本过剩的压力就难以被产业吸收。

　　现在广东那边的“加工贸易型”的制造业招不到工，根本原因是这种发展方式内在机制性矛盾造成的，却被有些人错误地批判，说是因为执政党的惠农政策造成农民工要价高，。广东属于典型的加工贸易型工业化地区，整个产业链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价值，——劳动力的部分剩余价值留在本地，而其他像原料，研发，运输等附加值都留在了外地或，国外，这种发展方式给我们留下的利润实在太少了。

　　而同期，行的南街的制造业确实仍然在维持，这也许是因为这种类型的社区工业化属于“一般贸易型”工业化道路——从所有的原材料、加工、，包装，到研发、社会化服务，以及相关产业等，所有各个相关环节的收益都留在了本地，亦即整个产业链留在了本地。从研究上看，人们把这种情况称为“本地化”，英文是localization，海外华人翻译成“在地化”；总之，相对于全球化或者资本的全球化而言，这属于另类发展经验。

　　如果现行的比较刻板的意识形态多少做出些适应性调整，那我们就可以把世界所有的非“资本全球化”的另类发展经验，都归结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近年来现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连续超过80%，少数地区仍然继续坚持“加工贸易型”的半殖民地式的工业化道路，那就必然压低劳动者工资、加剧对资源的剥夺或环境破坏，恶化社会冲突。这种发展模式看来是错需要花更大代价来调整误的，于是，就有了科学发展观。

　　中国现在经济上有三大过剩：金融资本资产过剩，产业资本过剩（生产过剩），劳动力过剩。具体看，中国产业保持高投资率连续几年超过50%；总理讲过，全部发达国家劳动力总数为4亿多，而中国一个国家就有8个亿。，8亿劳动力，其中5亿农村劳动力，、而1亿农村劳动力就可足以满足农业的需求。

　　全部发达国家地劳动力总数为4亿5千多，而中国一个国家就有8个亿。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阶段解决生产过剩和劳动力过剩的办法，就是殖民地战略，最后发动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见，，用外国那一套无法解决中国的生产过剩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没有哪个政府，更没有哪个主义，可以解决中国现在的劳动力充分就业问题。一般人强调的城市化，也不能根本解决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化问题，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世界最庞大的城市人口，大于全部美国或欧洲人口；到2020年人口达15亿时，我们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条件来支撑那时超过全部欧美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城市人口对水土资源、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费需求。

　　因此，执政党提出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战略。这是非“资本全球化”的另类发展道路。

　　在资本过剩的背景下，要把资本投到农村，进行道路建设，搞沼气建设，水利建设等。让农村劳动力就近打工，从而刺激农民的即期收入增加，可以直接转化为当地的即期消费。于是会出现良性循环：地方消费增加、带动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发展又使得农民的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上升，因为中小企业是大企业平均吸收劳动力能力的6倍；。中小企业发展必然促进和城镇化的发展，；带动基本建设需求；这又会刺激设备工业、，机械工业的需求，。这时，中国的进一步工业化结构调整和中国的产业层次提升，就有了基本条件，就可以加入到全球市场中，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律了。

　　由此看来，在新农村建设战略推进之前、在城镇化和中小企业发展起来之前，国家需要出资、带动农民出力，促进结构调整，然后才是市场化的发展。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县以下资源和资本净流出，劳动力也净流出。外出劳动力形成的剩余价值大部分留在东部沿海一带，被剥削殆净后带一身病回来，医疗、社保的巨大负担甩给贫困地区的政府和社会。同时，打工者赚的血汗钱存在银行，再被银行抽走送到发达地区。

　　东亚农村发展相对比较稳定的，只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新农村建设模式之中。其中，东亚新农村建设成功关键有两条：其一是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是国土资源的综合整治；其二主要是政府引导下的国家资本投入农村基层，从而完成了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城镇化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同一时期，中国的农业学大寨并没有取得全面成功，原因是我们人口太多，日本当时8000万，韩国当时3000万；中国台湾不到2000万；并且时间短，当时中国走的是“先治坡，再治窝”，搞的时间短，还没来得及“治窝”，毛主席就离开了。

　　建设新农村，首先应该放弃农业现代化的提法，因为国际经验教训表明，单纯靠农业是根本不可能给农民带来收入增加机会的。中国搞的农业产业化报喜不报忧，其实“公司+农户”80%的产业化违约。所以，只要是在东亚小农经济基础上，就应该建成综合农协；而没有小农，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是大农场主的国家，应该走产业化，公司加农户农场主的形式。；而硬要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搞农业产业化，其结果不尽人意；对于就是条块分割越来越严重的体制弊病也难以缓解。

　　在建设新农村之中，我们还要重视用文化活动整合社会资源，帮助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发动农民最好的方式就是文化活动，这种方式成本最小。

　　建设新农村，我们还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近年来很多地方这种所谓加强，搞的难道是无源之水？执政党在农村基层几乎没有经济基础，怎样加强上层建筑？因此，一要加强其经济基础“合作社”，主要是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合作社，实现农户在购销，防疫等方面，尤其是金融上的合作。（注意，“合作金融”不是官方机构，在有盈余的条件下，对农民也是救急不救穷）。二要加强其社会基础，办好各种协会，诸如“老年协会”，“妇女协会”，等等。

　　庄沙沙依据2006年8月26日温铁军教授在南街村2006中国博士后新农村建设论坛上的讲话记录整理。(时间：20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