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天启：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教授做主题演讲，大家欢迎。
温铁军：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嵊州市领导同志给我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对于村治方面一些研究的体会。
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昨天晚上我也没有去看，所以让我讲八郑村到底做的怎么样，我不敢讲，因为没去调查研究，只能向大家汇报一下村治。先问大家什么是村治？我们知道公司有公司治理结构，地方有地方治理的问题，农村有农村治理问题，它有一定的概念。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长达两千多年的小农村社治，在这种小农村社治的经济基础之内，村治基本上被称为乡村自治。村治的规范是什么呢？乡村自治的规范就是乡规民约，因此直到近代社会以前大体有两个基本要素，一个叫乡绅，一个叫村规民约。乡绅就是治理的主体，村规民约就是治理的依据。所以中国自小农社会生成以来，到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短短的近代社会史才一百多年，和两千多年的小农村社治相比是沧海一瞬而已。我们看这个村治是否有效？应该说它是中国本态结构一个社会的基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论叫什么朝，叫什么皇帝，他们都其实想管老百姓，万民之上，就是一个皇帝，他们希望管到老百姓的餐桌上和炕头上，管得了吗？
小农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停不了管理费用，任何治理都是要看有多大财源才能管多大市场。我们政府官员都知道财权事权要统一。历朝历代的农村因为他停不了剩余，每个农民就维持一点经济，所以历来中国稳态结构之所以能稳得住，在于政权用了一个最小成本的管制方式，就叫皇权不下县。政权只设到县一级，清代的时候一个县官多少俸禄，养家糊口不说，连师爷都得县官来养，甚至那些廉政的县官都得在后堂的院子里种点菜。相对来说治理成本很低，老百姓为什么相安无事呢？有村规民约，有乡绅管着。那时候乃至于朝中的一般官员都是不带家眷的，家都留在当地，你是哪儿的考上，进京做官，什么时候你不做官了，你官俸的俸印回家置点地。所以过去旧中国乡村的治理，乡村要么有点儿文化，要么有点儿田产，要么就是退休官员有点儿治理的支持和经验，官员是不管基层的，官不扰民，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凡属于官扰民，民可以告官，你们看明史上，朱元璋是农民出身的皇帝，如果官员扰民，老百姓可以官员捆绑起来送到京城来当街斩首。所以这就叫做历史乡村自治和村规民约的管理依据。什么时候官要介入呢？就是百姓认为村规民约不对，就是没按村规民约管我，你超过了，就等于出了土豪，出了劣绅，这往往是特殊时候，朱恶霸老百姓可以告官，说欺男霸女，可以告他。如果说摆出村规民约，他确实违法了，那就治乡绅，要没违法就是刁民。当官的不根据大明律也好，大清律也好，那是管不了的。官根据什么呢？根据你们张家庄定的村规民约，你们比如说定的欺男霸女要游街，如果是游的有点头脸的人物，他不服，比如是个秀才，秀才说你侵犯了我的名誉权。官就说乡规民约，你们张家庄村规民约上写着欺男霸女就要游街，回去吧。旧中国这套制度他的运行是低成本的，不花多少钱就维持，直到明末年间，乡级政府也只是一个乡公所，区公所，派驻机构，没有财政权，所以那个年代村治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说乡村自治隐含一个东西，到近代有所变化，当中国发生工业化，对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工业改革以后，这一百多年的变化尽管短，但变化巨大。因为我们近现代历史是一个学习西方的历史，所以就有了近现代历史的村治变化。这段历史就一带而过，就讲讲近现代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工业变化，对农村村治的影响。
我们知道中国的村治最早产生于1904年，那是在河北省定县翟城村，是清末的时候中国从最早19世纪中叶就被师提出夷之长技一个思想，叫从引进他的技术和设备，到引进制度，大概在戊戌变法前后，引进制度就成了当时的皇帝都接受的一个主流思想，也就是这个改革就开始变的比较激进了。开始我们说对外开放，引进消化吸收主要讲的是技术设备，资金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仍然是引进消化吸收。留洋回来就开始用西方的制度，包括比如说像日本的制度来改进，这时候最早出去留洋回来的一批人中间，有一位就是定县翟城村乡村的儿子，从日本留学回来开始在中国推进村治改革，那是1904年，距今102年，中国最早的村治改革是河北定县翟城村。乡村自治条件下的治安管理，因为清末的时候治安混乱，所以要建立联防，怎么能够保证一方平安？所以第一个要求，是建立治安联防。接着就是搞合作社，不仅是有生产的合作，而且有资金的合作，购销的合作。所以04年开始搞村治的时候第一个要求治安联防，第二个是经济合作，第三个就是新式教育，就办学堂。办了学堂，留学回来的这个就说要进一步开展村治教育，所以这时候这三个内容就在当地开展，当然就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同时培养了合作文化，一方安定也就形成了。
到1911年民国以后，大家知道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是黎元洪，1914年把他的秘书派到河北定县做县长，这时候就把定县搞成了民国民间第一个村民自治模范县。随后大概在1916年前后，县长带头在山西进一步推进，到二十年代前后，山西省就变成村民自治模范省。这是近代史上一段佳话。
今天我们还在恢复发扬这些事情，现在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彻底把新乡村建设的内容全部纳入新农村建设，这就是近代史。当代村治怎么回事呢？我看是有点儿问题值得我们讨论的。当代我们也管基层，但我们的问题是在哪儿？是管不给钱，我要管你，你拿钱。这就有点儿和以前几千年低成本的治理方式有点儿不一样。直到咱们新农村建设提出之后，我们才彻底改变了，变成了我管你，我拿钱，就是今年中央拿3397亿用于县以下的公用开支，但是还有个问题，以前我们说除了上访告状，群体性事件，是因为我管你，你拿钱，要从你这儿拿钱，我得组织好多力量去收，一收就出很多矛盾，这些矛盾很难解决，有的地方穷一点，就想办法，因为没钱所以就得借，或者买，甚至是骗，基层的乡村就叫做借税、买税、骗税，导致有相当部分的乡村公务负债导致原来收取乡村收税的工作无法完成，很多人出去打工了，家里没人，妇女在家，干部去了，老公在家吗？媳妇说我们家没人，不开门，也收不着。所以相当多的乡村是三分之一以上的税收不上来，于是乎出现了大量的公务负债，弄的有些乡村这一级四、五千万的负债。怎么解决？这是个大问题。
其二，你说如果我们已经形成的干群矛盾甚至酿成恶性事件的怎么办？以前已经接了，造成了干群矛盾比较尖锐怎么办？这些事情我觉得两大问题，第一是财源不够，第二是政治性的矛盾，都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新农村建设战略思想的提出确实是很英明的，为什么呢？它等于给人民干部这两个主体，其实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给了他一个机会，干吗呢？向前看。当然这包括前这个前，也包括金钱的钱，大家只要团结一致，先别计较咱们以往的矛盾，咱们就有可能得到上级给咱们的搞乡村基本建设的好处，就是给钱。只要咱们向前看咱们够能得到资助，这样以往的很多矛盾就可能在新的资源不断得到的情况之下，相对缓解。再加上我们往基层现在的投入不是按照一般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来计算投入产出的投入，而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压下去的投入，它不必计算投入产出，给农民收入能计算投入产出吗？给农民搞水利，搞文化站有投入有产出吗？能计算回报率吗？计算不了。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做起来，大家会形成一种新的乡村社区文化。因此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间只要是新农村建设能够长期搞下去，搞个十年八年，农村中以往累积的矛盾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因此我觉得首先，农村的安定团结现在看来是有前途的。第二，在这个过程中间，基层它的工作应该要抓实，借鉴刚才我讲到的近代史上村治建设的经验，就是要抓合作社建设，帮助老百姓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事情，要抓社会组织建设，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抓什么？第一抓经济组织，抓经济基础，第二抓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抓好了，就能够对抗两宗，所以我说新农村建设是大好事，能使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形成安定团结，这是一个大好事，但同时基层的组织建设应该抓好两个抓，第一抓经济建设，打好基础组织的经济基础，第二，就是要抓社会组织建设，抓社会组织建设就是让基层的党组织，我们的正规组织能够低成本工作，使得农村中治理成本相对比较低的这种优势，靠社会组织建设也能够一定程度的实现。
如果说下次再有机会认真做一点调查研究，我可能会对八郑村的村治模式做实际的考察，现在没有调查研究不能随便说，只能一般的强调村治的一些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要牢记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常识，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叫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各位不论做实际工作还是做实际研究都要先弄清那个地方农民的生产力是什么，他决定的生产关系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农村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到底处在什么地位上，他需要的上层建筑是什么？这是我们讨论村治的一个基本的观点，谢谢大家。（时间：2007-1-8 来源：小康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