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在获得2003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后，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就三农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温铁军说，获奖之后压力更大，心情也非常沉重。

　　农村金融及就业

　　记者：现在农村信用社行业性扭亏为盈，你怎么看待？

　　温铁军：从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以来，银行系统的商业化改革无可厚非，那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信用社作为银行体系中一个必须商业化改制的金融系统，它扭亏为盈应该说是这次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果之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金融改革金融部门必然追求收益如何最大化、风险如何最小化。

　　党中央十六大明确指出中国是城乡二元机构的体系，在城市银行商业化没有问题，但是在农村就不行，农村的小农谁来为他提供起码的金融服务？大家也知道资金是最具组织作用的龙头要素，商业化改革的另一方面资金大量流向农村，没有哪个正规金融部门能够面对小额高风险长期的信用需求而提供服务，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很难得到正规金融部门的服务，在整体改制过程中间，缺乏一个基本的考量，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基本体制矛盾的考量。中央已经提出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但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还是在很久的将来，不可能现在就实现，因此，我们现在所有一切非常合理的无可厚非的这些改革到了农村可能不适应。

　　记者：现在你在创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这在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方面可能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在改变整个农村现状。农民状况问题上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花这么大精力来创建这样一所学校，它的作用和长远利益在哪？

　　温铁军：我一直在试图用不同制度和组织安排化解乡村矛盾，我明明知道商业化的农业、产业化的农业、市场化的农业、区域化、规模化的农业本身会带来相当多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是人口和资源关系高度紧张的国家，不仅现在紧张，将来还会高度紧张。这个解决不了，我们只能内向型积累，当然我们的矛盾就会更尖锐，化解这些矛盾就得试试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们要搞试验，我们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其实就是这些问题的思考结果，我们想是不是能够复兴乡建活动，复兴乡建思想，试图以试验的方式来稳定农村社会，然后能够保证一定程度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最大的一个目的。

　　再一个，我们既然明明知道中国仅否认的就有将近5亿劳动力，这是按照统计口径算出来的，这些人不可能靠一声市场化就能把劳动力就业问题解决，至少我个人认为不可能，市场面对如此庞大的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可能会失灵，让5亿劳动力都进入市场，结果必然是今天这个局面，工价不断下跌，当年爹打工时拿多少钱儿子打工时还是拿多少钱。我们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要帮助他们掌握进城打工最起码的常识、技术，也要让他们明白未必自古华山一条路。

　　农村大量劳动力完全当成要素来看的时候是包袱，如果当成社会资源来看你能帮助他们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并且提供给他们一些必要的搞合作经济的知识，他们很可能会实现什么东西呢？把社会资源转换成社会资本，一定组织要素和制度要素注入进去以后，他们会形成组织，会把农村最过剩的庞大社会资源劳动力组织起来用于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这一点需要我们有点另类思维。所以一方面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应该有一部分公民教育，应该有一部分素质教育，更为主要的是要让这些人知道面对什么样的市场环境，如果不能够在城里有稳定就业，应该回乡把自己家里过剩的社会资源变成社会资本，改变自己的家乡面貌。

　　农民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

　　记者：每个农民都是很单独很弱势的群体，怎么把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转变成为自身有力量的群体，而不是靠外部人给他更多的帮助？

　　温铁军：首先，组织起来这个说法不是我提的，是毛泽东说的，大家都知道20世纪50年代曾经有过一次发展合作社经济的运动，那时农民对搞合作社是拥护的。

　　而今天我们讲组织化程度的问题，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也不是我说，是2003年1月份中央农工会文件精神强调的。我要最想对农民朋友说的一句话是：农民朋友组织起来，说这个话之前我要明确强调这是中央2003年1月份中央农工会文件上明显写着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农民自己没有组织起来的要求，而是被我们的舆论和理论误导。我们从来没有在意识形态讨论过大包干问题。大包干解决的问题没有引起出来的问题多，其中一个问题当时就公开提出来了，就是新的组织空白、制度空白，这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当时有一批同志问为什么我们还继续提出搞农村合作经济，这是因为一家一户有大量不好办、办不了、办起来不划算的事。请各位朋友千万不要误导，绝对没有人想恢复集体化，那不可能，但是，一盘散沙高度分散，绝对不符合中国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现在7000亿元的民工欠薪，能指望个体农民打官司讨要吗？你们再看看8000亿元基层负债怎么解决？－－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强调让农民组织起来，纷纷散散，进城打工的农民个体怎么讨债？绝对不可能有谈判地位。

　　农民组织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组织，我特别强调中央要建立一个代表农民的组织、代表农民的部门，这是我多年来一直这么讲。

　　记者：现在农村基层组织就是党领导的，现在再搞一个党领导下的农村基层组织有什么用处？

　　温铁军：有，温家宝总理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强调，我们现在和20世纪80年代相比较政策上有问题，很重要的是80年代我们有一个代表农民利益、反映农民要求的政策机构。在90年代改革有个重大误区，就是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部门参与政策协调和制定。这怎么行呢？按人口统计最大多数人口是农民。

　　发行医疗券扶持农村医疗

　　记者：我们非常关注农村合作医疗的问题。现在，几乎所有乡镇医院和卫生院基本属于倒闭状态。你怎么看？

　　温铁军：越把有限的资源用到大医院，用到县以上医院，越会使基层卫生系统垮掉。基层医疗系统解体是我们20多年的重大问题。所以我特别强调恢复合作医疗。但是恢复合作医疗目前不具备体制条件，我有一篇文章叫做《中央善举与地方抗拒》，讲的就是用合作医疗的医疗券重新组建农村合作医疗，就是中央把中央财政用于农村医疗的那笔经费按人发放到村，但是不发现金，发医疗券，因为不可能都有病，一个村国家财政和省级财政给了多少医疗补贴，要公布到各家各户，知道每家有多少中央和省级财政给的医疗费。这就成为组建村级合作医疗的财务基础。然后每个县建立平价药店，把村合作医疗和县平价药店对接，农民们不可以到昂贵的私立医院，平价药店拿券到县财政结算中心结算，这样就防止了贪污腐败。20世纪90年代我国搞过一次合作医疗，以后又垮掉了。现在又有中央善举想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切不可按照一般办法搞，我们强调医疗券可能相对合理，不能说绝对合理，看看我们能不能形成一种新的符合农村实际的医疗体系。

　　记者：农村基层之间关系怎么协调？

　　温铁军：现在很多问题本身是错误的，农村强调政企分开、党政分开。农村精英集团，就是农村自然产生的一批精英分子，这些人可以低成本地稳定或者管理好农村社区，不必像城里一样一定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那些成功村哪个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这些概念对农村不适应，因为加大了治理成本，我们知道农村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提供不了那么高的成本，要想照搬一套现代化管理，在农村就意味着加大管理成本，不可能成功。我指的是广大中西部传统农村地区，不是指发达地区。

　　我是最早强调中国三级行政的，把乡一级政府全撤了，三级区域管理，然后三级自治，村自治、镇自治、乡自治，我们现在是市刮县，县被刮得没办法只好一级一级刮下去，这种管理能持续多久？要六级管理（中央省、市、县、乡、村）的成本有多大？哪个国家有这么大的六级管理？所以我说改革真正要改的都留在现在了，好改的已经改完了。

　　宏观决策出偏差

　　记者：地方执行上是不是一直跟中央有很大落差，问题在哪里？

　　温铁军：三农问题出现如此困境，不是一个应该回避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农村形式比较好，因为中央当时的五个一号文件充满了可以可以又可以，允许允许又允许。有人做过统计，五个一号文件有38个这样的词，这是在承认基层的首创精神，在尊重农民。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尊重基层。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中央的想法一样，就是尊重农民，尊重基层，不怪基层，好好检讨检讨宏观政策有哪些问题。

　　我认为第一大问题土地垄断，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为什么异军突起？不就是因为农民自己在本村办企业占地不花钱吗？然后90年代要交费。土地变成政府垄断，能不追求利润吗？

　　80年代后税收实行城乡统一税率，所有优惠政策全部取消了，乡镇企业的日子大多不好过，结果迫使农民千里迢迢离开本乡本土到大城市，变成城市弱势群体。80年代乡镇企业是社区福利最大化，第三才是追求利润，我们不保护这样的企业，反而采取一系列宏观政策勒紧它。所以我说问题出在宏观政策上。

　　再看宏观金融政策，商业化本无可厚非，结果县却只有5万贷款权，企业连流动资金都没有，县级经济怎么能不凋敝呢？乡镇企业怎么能不垮台呢？90年代末期70%乡镇企业倒闭，还不允许破产，只能倒闭以后转化成负债。所以我们说农村改革只走了半步，只把生产队以下的改革搞了，大队以上的都没搞，这就是不能继续深化改革的结果。我特别认同吴敬琏老师“改革正在过大关”的说法。 （时间：2004-1-12  来源：智农通农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