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验”的另类解读

　　首先，是对于所谓“百年中国”的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的解读(温铁军:《百年中国，一波四折》，参阅温铁军著《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自清末以来，在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长期高度紧张的条件下，中国人所做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无外乎是先后开展了4次代价极大的工业化建设——清末借湘、淮两军崛起而坐大之地方势力为主的“复制翻版”式的洋务运动、民国时期战前短暂的民族主义工业化及利用战争机会形成的国家主义工业化、新中国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和改革以来产业资本形成之后的高速度扩张。

　　无论朝代怎样更迭、政党如何演变，中国终于成为所有人口过亿的第三世界“原住民国家”之中唯一短期内形成了结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国家。

　　其次，由于这种后发型工业化是在资源短缺、人口最多的大陆型国家里进行的，又只能、且有条件靠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机制，就是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名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来集中使用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功地替代了稀缺程度接近于零的资本要素，大规模投入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设。

　　其三，这种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及其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中所形成的基本制度，必然与主要靠殖民主义对外扩张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制度完全不同——不可能靠某种革命来集中劳动力投入于国家基本建设的西方（除了奴隶制时代和殖民地奴役劳动之外），在劳动力分散条件下只能先有个体化的作坊手工业时代，再逐渐形成地域集中的“工场手工业”，然后才能逐渐积累进入机器工业的资本。西方这个缓慢进入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三阶段，与中国1950年代初在战争压力下直接进入国家资本主义大工业建设的快速进程相比，虽然都属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但由于两者形成的经济基础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当然会对上层建筑的不同起决定作用。

　　西方经济学把要素的稀缺性作为市场经济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前提条件，但那是指要素的“相对”稀缺。中国在1957年苏联突然停止投资之际，面对的最大困难是资本要素的“绝对”稀缺。而在这种以外资投入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一旦出现起主导作用的资本要素绝对稀缺，那些按照市场经济构建其经济基础和按照自由主义理念构建其上层建筑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会出现工业化中断。

　　不仅如此，更为严峻的是：正是由于援助国投资工业化期间，受援国通常会按照援助国的要求来构建符合这种工业化经济基础的庞大上层建筑；那么，一旦这种上层建筑及其内涵教化功能的意识形态成为受援国的主流话语，就很难随投资中断、经济基础不得不改变的客观变化而主动地自我变革，往往因其内在利益结构固化而走向经济基础变革的反面。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随援助国撤资而发生社会动乱甚至人道主义灾难……。

　　这可能是那些同样以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作为“比较优势”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大部分至今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既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那么，这就不能成为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理由。亦即，中国具有的恐怕不是“这种”比较优势。

　　进一步看，中国之所以在苏联撤资之后得以发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继续其以国家民族主义为实质，以通俗化的阶级斗争和理论上的继续革命为意识形态动员手段，有效地发动全体民众参与的“地方化（localization）”的工业化进程，并且用了比西方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形成了结构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原因，在于其以“全民所有制”为名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不同。此时期，反映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常见的典型说法，就是抹杀了个性的、极权主义的“人海战术”：中国从1957年苏联停止投资之后，只能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停止实施——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停止。由此，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再按照斯大林模式搞中央政府的大规模工业化，遂于1958年开始推进地方化的中小型企业为主的地方工业化——发动人民公社大办“五小工业”就是这种新战略的内容之一。

　　二、中国改革的另类解读

　　我们中国人关于“比较优势”的理论研究缺憾在于：很少注意分析这种发展主义增长中形成的制度成本和收益的严重不对称；官员也几乎没有把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事实上承担了国家工业化制度成本的实质作为政策研究的基本依据。

　　比如，前述“大跃进”式的工业建设，虽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代价都比中央政府接受前苏联投资的工业化更大，但代价基本上不由政府承担。

　　而我自从接触理论研究以来就一向认为：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导致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制度成本和收益，并且决定着后来以“改革”为名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参阅温铁军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因此，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无论上层建筑怎样风云变幻，意识形态如何瓦釜雷鸣，本质上仍然是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形成的“公司主义”的政府（government corporatism）在历次财政危机压力下转嫁制度成本、从不经济的领域逐渐退出的结果(也有译作“法团主义”，参见Jean C Oi〈戴慕贞，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Oct.〉.)。

　　政府最早退出的是农业，就出现了以“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名、以乡土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村社自治”为实的农村经济基础。但同时，却把农村上层建筑改变为有自收自支权力的地方政府。于是，这种强加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就表现为农村干群冲突日益复杂。而且，农村与工业化的城市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和城乡差别也日益严重(参见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第12期)。

　　由于政府退出农业生产造成的制度成本——与9亿高度分散的农民之间交易费用过高，只能由政府下属的农资、流通和金融等涉农经济部门承担，遂出现这些部门大面积亏损和政府进一步从这些涉农部门的“二次退出”，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1990年代供销社、信用社等涉农部门的改制。而至今被垄断控制的金融保险和通过资源直接资本化来获利的大型国有经济，则属于仍然有超额利润的、政府坚持不退出的领域。

　　然而，如果人们都认同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观，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资本的辩证观，那么，从21世纪国际金融资本主导全球竞争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出发，中国作为跟进发展的国家，必须跟着从产业资本阶段跃升到金融资本阶段，并保持在参与全球资本化竞争中不至于落败的能力。因此，无论西方怎样挑战，中国人自己对这种以强大国家主权内在的集权政治支撑国家信用因而得以不断高速度扩张货币信用的国家垄断的“自我货币化”和“自我资本化”体制，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自由化政治改革随伴发生本国金融体系坍塌、其亿万民众几十年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庞大的国内物质资产，在对外彻底开放政策形成的巨大机会之中立即被西方严重过剩的泡沫化金融来“资本化”的教训相比，实在难以做出简单化的是非判断(温铁军：《从纸到纸的循环：重新认识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资本》、《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粗放型增长的趋势性问题》，参阅温铁军著《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三、“比较优势”的另类解读

　　基本上解读了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规律之后，不妨把脚步迈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因为越深入研究作为内部第三世界的乡土中国，也就越关注外部第三世界的问题。于是，我尽可能利用各种机会开展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先后多次分别去了墨西哥和印度的游击区、孟加拉国和巴西的贫民窟；并对古巴、朝鲜等国家，以及金融危机之后的阿根廷等作了考察。

　　以一个在中国做了20多年政策研究的学者的眼光，在断断续续地做了40多个国家的实地调查研究之后，我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一百年来中国从西方引进的两个对立的主流思想——俄国人改造过的社会主义和美国人改造过的资本主义——的另类思考。

　　此外，带着调查研究的感性认识，我经常在演讲中质疑农业现代化所依赖的规模经济：世界上有数的几个大农场国家，哪一个不是通过占领殖民地掠夺杀人、跑马圈地，才形成大农场经济和大规模种植园经济的？哪一个是靠当代学者梦想的土地市场交易形成大规模农业经济的？……

　　我曾经多次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墨西哥城的国家博物馆、罗马的意大利博物馆等著名的文明遗迹前面流连忘返，为的是比较人类从蒙昧进入文明的时候到底有哪些不同的路径，以及这些不同路径的演化轨迹。

　　经过十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终于感悟到：不同的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古代人类，进入文明的路径本来就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不同的生产方式也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社会政治形态。无论以何种主义为名，控制着近现代话语建构权力及对其“政治正确”有外在包装作用的主流人文社会科学，其指导思想仍然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内在地起决定作用的一元论哲学——不仅与生俱来地、内在地含有早期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海盗文明的特质和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一神论的神学统治思想，而且至今也仍然客观上起着服务于全球霸权主义的作用。

　　而在近代殖民主义全球化中相对处于非主流的、几乎被边缘化或自我边缘化了的东方文明，则由于早年地处在相对于欧洲而言的“远东”，完成殖民化的成本太高，且原住民人口过于庞大，……总之，中国人作为原住民不仅没有在殖民化时代由于西方列强大规模杀戮而被殖民者及其后裔所替代，而且在两个方面的近现代国家政治建设（state building）——通过艰苦卓绝的民族独立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战后摆脱列强控制的维护主权斗争——得到加强的集中体制建设中，得以在维护自身几千年传统灌溉农业形成的群体文明的同时，形成了东方特色的集中体制内部两个能够整合社会资源的有效机制：

　　其一，借助漫长历史遗产中的核心——群体文化，能够内部化处理市场经济的严重的外部性问题；其二，借助几千年农户经济内在具有的“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机制来缓解突然出现的资本极度稀缺问题。

　　在这两个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就有了比“完全实现了西方人殖民化占领的、即使获得独立也仍然传承了西方人构建的上层建筑的一般第三世界国家”更易于、也更快地进入工业化的条件。

　　这些从宏观政治经济体制到微观经济主体内在机制的所谓中国特色，才是中国形成了结构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的“比较优势”之所在。

　　四、乡土中国的试验研究

　　20世纪以来的“政府公司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问题，不外乎是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制约下，如何在满足工业化从农村大量提取剩余之要求的同时保证农村自身的不迅速衰败、从而保证全局稳定的问题。

　　据此分析中国的农村发展问题，则既有如何继承发扬华夏传统灌溉文明存续几千年生成的一个以群体文化为基因的农民人口大国的具有内在约束作用的制度遗产的历史问题，又有解决20世纪以来工业化作为完成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家主要目标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必然产生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遗留问题与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现实问题。

　　据此得出，中国农村发展领域的基本问题不可能是农业问题，而可被归纳为在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这个主要体制矛盾的制约下包括农民、农村和农业等三个维度的三农问题。

　　几乎所有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这种体制矛盾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三农问题。

　　根据我从事农村调查研究20多年的经验，我认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在内的整个东亚，本来就没有西方语境中的单纯的农业问题，我们有的其实是农民生计、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稳定这“三农问题”；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一度照搬美国为主的西方农业政策思想，今天我们看到，不仅三农问题日益严峻，而且短短十几年内农业就成为中国最大的立体交叉污染行业，并且制造着严重的负外部效应。近年来我进一步指出，东亚国家如果坚持把美国的占地数百公顷的农场主farmer错误地翻译为我们这种兼业化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细碎化的“农民”，那么，这种基本概念错误必然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理论和政策误解(参见《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等文章，收录于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基于这些另类的调查研究和反思，我和海内外一些思想界的同仁结合起来，指导、培训了很多青年志愿者，在中国各地开展了体现社会渐进改良思想的、内容广泛的“新乡村建设”试验。我们于2002年启动了包含有机农业与生态建筑，以及城市有机消费合作社等以可持续发展为实质性内容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并据此多次提出政策建议。值得欣慰的是，这与我们党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新农村建设”明确为国家战略，而且于2007年10月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强调“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思想，完全呼应。(另一方面，使我们倍感尴尬的是，我们新农村建设实践与推广中的最大障碍，并非来自常被看作“一盘散沙”或者“一麻袋土豆”的农民，而是来自于尚未及时转变观念、仍然遵循发展主义、坚持以资本和GDP为“本”的地方政府。这恰恰折射出，中国长期以来就难以协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越来越表现为多元化的利益矛盾)

　　这些社会工作被中国的媒体称为继19世纪20年代中国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的爱国企业家卢作孚等人发起的“乡村改造”（rural reconstruction）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新乡村建设”运动。

　　但愿，我们主张的温和改良能够在“全球资本化”造成的大变局中有利于维持大多数中国人生存其中的乡土中国的稳定。

　　注：本文原稿是为2007年10月上海复旦大学关于改革30年的研讨会准备的会议论文，香港《开放时代》2008年2月号首次发表。此次境内发表的是修订版，先由作者的博士研究生董筱丹综合其他相关文章重新整理，再由作者审阅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