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现代主流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是一元论哲学，其对西方中心主义内在地发挥决定作用。中国由于地处“远东”，殖民化的成本太高，原住民人口过于庞大，不仅没有被殖民者及其后裔所替代，而且在近现代的国家政治建设中维护了自身传统，并形成了能够整合社会资源的有效机制，这样的机制使中国比那些西方殖民社会具备了更快、更易于进入工业化的条件，这也正是中国完成工业化并且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的“比较优势”之所在。

　　一、中国经验的另类解读{1}

　　首先应该简述的，是我对于所谓“百年中国”的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的解读：自清朝末年以来，在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长期高度紧张的条件下，中国人所做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无外乎是先后开展了四次代价极大的工业化建设——清朝末年以藉湘、淮两军崛起而坐大之地方势力为主的“复制翻版”式的洋务运动、民国时期战前短暂的民族主义工业化及利用战争机会形成的国家主义工业化、新中国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和改革以来产业资本形成之后的高速度扩张。

　　无论朝代怎样更迭、政党如何演变，中国终于成为所有人口过亿的第三世界“原住民国家”之中唯一短期、全面地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2}。

　　其次，这种后发型工业化是在资源短缺、人口最多的大陆型国家里，又只能、且有条件靠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机制，就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来集中使用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功地替代了稀缺程度接近于零的资本要素、大规模投入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须的大型基本建设。

　　其三，这种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及其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中所形成的基本制度，必然与主要靠殖民主义对外扩张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制度完全不同——不可能靠某种革命来集中劳动力投入于国家基本建设的西方（除了奴隶制时代和殖民地奴役劳动之外），在劳动力分散条件下只能先有个体化的作坊手工业时代，再逐渐形成地域集中的“工场手工业”，然后，才能逐渐积累进入机器工业的资本。西方这个缓慢进入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三阶段，与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战争压力下直接进入国家资本主义大工业建设的快速进程相比，虽然都属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但由于两者形成的经济基础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当然会对上层建筑的不同起决定作用。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把要素的稀缺性作为市场经济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前提条件，但那是指要素的“相对”稀缺。中国在1957年苏联作为“宗主国”突然停止投资之际，面对的最大困难是资本要素的“绝对”稀缺。而在这种外资投入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一旦出现起主导作用的资本要素绝对稀缺，那些按照市场经济构建其经济基础和按照自由主义理念构建其上层建筑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会出现工业化中断{3}。

　　不仅如此，更为严峻的是：正是由于宗主国投资工业化期间，受援国通常会按照宗主国的要求来构建符合这种工业化经济基础的庞大上层建筑；那么，一旦这种上层建筑及其内涵教化功能的意识形态成为受援国的主流话语，就很难随投资中断、经济基础不得不改变的客观变化而主动地自我变革，往往因其内在利益结构固化而走向经济基础变革的反面！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随宗主国撤资而发生社会动乱甚至人道主义灾难。

　　这可能是那些同样以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作为“比较优势”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大部分至今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既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那么，这就不能成为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理由；亦即，中国具有的不是“这种比较优势”。

　　进一步看，中国之所以在宗主国撤资之后得以发挥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继续其以国家民族主义为实质、以通俗化的阶级斗争和理论上的继续革命为意识形态动员手段、有效地发动全体民众参与的“地方化（localization）”的工业化进程，并且用了比西方国家明显短得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其以“全民所有制”为名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不同。

　　此时期，反映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典型说法，就是抹杀了个性的、极权主义的“人海战术”。而当代得以享受工业化成就的、在温饱需求“之上”追求或主张“西化”的中国人，虽然其西化主张本已百年高寿，无可厚非；但，难免有些也会把那个几乎整个中华民族都艰苦奉献的时代变为其内心的阴暗。

　　需要正视的基本事实是：中国从1957年前苏联停止投资之后，公开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停止实施——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停止。由此，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再按照斯大林模式搞中央政府的大规模工业化，遂于1958年开始推进以地方化的中小型企业为主的地方工业化——发动人民公社大办“五小工业”就是这种新战略的内容之一。

　　当时的领导集体都认同并且发出文件推进的“调动地方积极性”提出之后的地方政府大干快上，就出现了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化经验的遍地开花，这种“大跃进”式的工业建设，虽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代价都比中央政府接受苏联投资的工业化更大；但代价基本上不由政府承担。

　　我们中国人关于“比较优势”的理论研究缺憾在于：很少注意分析这种发展主义增长中形成的制度成本和收益的严重不对称；也几乎没有把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事实上承担了国家工业化制度成本的实质作为政策研究的基本依据。

　　而我自从接触理论研究以来就一向认为：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导致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制度成本和收益，并且决定着后来以“改革”为名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4}。

　　中华民国的奠基者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想象”（imagination）源于西方话语体系，在难以据此发动民众参与革命的困境中不得不演化为实质上的民族主义和利用帮会。二战之后新中国形成的同样源于西方的社会主义“想象”也演化为主要作为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动员工具。期间，发生了多次以这种“想象”为名的政治运动，实际上可大致归因于“宗主国”短期投资快速形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官僚主义部门叠加于革命战争期间从“土围子”演变而来的宗派主义的中国特色的混合型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适应宗主国撤资之后客观上不得不改变的经济基础{5}。

二、中国改革的另类解读

　　因此，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无论上层建筑怎样风云变幻，意识形态如何瓦缶雷鸣，本质上仍然是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形成的“公司主义”的政府在历次财政危机压力下转嫁制度成本、从不经济的领域逐渐退出的结果。

　　政府最早退出的是农业，就出现了以“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名、以乡土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 + 村社自治”为实的农村经济基础；但同期，却把农村上层建筑改变为有自收自支权力的地方政府！于是，这种强加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就表现为农村干群冲突日益复杂。而且，农村与工业化的城市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和城乡差别也日益严重{6}。

　　由于政府退出农业生产造成的制度成本——与九亿高度分散的农民之间交易费用过高——只能由政府下属的农资、流通和金融等涉农经济部门承担，遂出现这些部门大面积亏损和政府进一步从这些涉农部门的“二次退出”，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供销社、信用社等涉农部门的改制。

　　而至今被垄断控制的金融保险和通过资源直接资本化来获利的大型国有经济，则属于仍然有超额利润的、政府坚持不退出的领域。因此我才说过，知识分子无论站在国家资本一边，还是站在民间资本一边，理论上没有本质的不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