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看清中国在金融全球化阶段面对的重大问题。

　　国家的核心主权之一是货币，货币代表着国家政治赋权形成的长期信用。一国的政治稳定能力是决定其货币信用的稳定程度的基础因素，因此主权货币本身具有普惠性。

　　然而，长期观察中国的人能够越来越清晰地察觉到金融资本的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客观演进的过程。

　　随着我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对外开放，在90年代日益加深，到21世纪初期确立加快全球化的政策导向，大量流入的外资在中国创造的出口换汇激增。无论是出口换得外汇，还是吸纳外资，所有进入中国的外币全部要转化成国内人民币造成的外生因素的增发。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人民银行在公开市场的操作通过外汇占款项目创造了大量的基础货币，成为新增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最近10年，对冲新增外汇储备而形成的基础货币占国内货币增量的三分之二，因而从量变到质变，改变了一国实际应该有的货币政策自主权——逐渐改变了原来以国家政治强权来向货币体系赋权的货币发行的制度依据。

　　越是大量出口，外汇增加就越多，也因此通过对冲增发了更多的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体系的乘数效应，形成了世界罕见的广义货币相对规模，造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在继续加强对外开放出口的同时，要考虑超发货币的吸纳问题，只有交易量大而活跃的金融市场才能帮助消纳这些货币，新世纪以来主要是股市和楼市。目前，最大的吸纳超发货币的资产池是土地变现和房市虚账。

　　客观地看，土地是我们这种超大型大陆国家的主权资产的最大部分，也是一个由宪法来规制的最主要的财富主权。具体的产权表现形式，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村社集体所有。伴随着中国纳入金融全球化导致的主权货币异化的过程，土地逐渐成为金融化标的财产，遂使国家在宏观政策上面临两难的处境：若不继续推进土地金融化，就缺乏足够的释放通货膨胀压力的手段，很有可能转化为汇率危机;而听任土地金融化的发展，则难免地价推高房价，挤压实体经济或对一些基础性的社会经济结构造成冲击。总之，这个矛盾不是任何政治家的主观选择能够改变的，是纳入金融全球化以来的客观形成过程。

　　据此看，目前缓解矛盾的主要对策是把土地金融化改为乡村振兴中的“生态资源产业化”——推进山水田林湖草的价值化实现，来吸纳过剩金融替代过度负债的政府财政。这是全球化挑战下的乡村振兴战略能够缓解危机的现实意义。

　　第二，讲好中国发展的真实经验。

　　中国是文明没有中断过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我们认清身处于金融全球化阶段的基本矛盾的同时，要强调去殖民话语知识体系重构。

　　在“三农”领域，当党的十九大提出“一懂两爱”人才培养的时候，我在与农口高校的交流中遇到这样的问题：懂农业可以做到，但是爱农村爱农民做不到。党的十九大提到的懂农业，其实意味着懂“三农”，和所谓的懂第一产业有内涵区别。现有的高校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能不能培养出来符合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一懂两爱”的人才，确实是个问题。

　　中国高校现在标准化的制式教育体系、形式主义的发表要求、教条化的学科建设，都带有百年激进发展主义内在的深刻的殖民化的烙印，这种情况下的学术界难以讲好中国故事。

　　新世纪的战略调整是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战略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

　　中国的产业资本规模，按人均排在20名以后，按总量我们是世界上产业资本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进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出口部门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巨大价值的周转和实现，是先以外币形式完成的，又以结汇为人民币最终实现价值周转和增值。在这种资本周转的过程中，国家形成了巨大的外汇储备规模，相关的制度安排促成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快速积累。这个结果意味着我们变成了西方各国要摸着往前走的那块石头，但是人家不摸，我们始终得不到“认可”。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沿着原来的路径走下去，要么纳入西方给定的知识体系和制度体系。如果坚持中国自己的方式，那就可能被认为不是河里的石头，而是变成挡在人家前面的山。

　　我国从2003年就强调科学发展观，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2006年提出两型经济(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可见，这是个渐进的认识过程。

　　相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越走越难，国家政策发生了一系列自主调整。比如2002年我们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之际，美国刚刚爆发新经济危机和“9·11”事件为标志的政治危机;2007年我们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随之引发华尔街金融海啸。这是讲好中国故事应该提到的背景内容。

　　美国与苏联争霸时期构建了全球军事指挥系统、信息传输系统。当两个争霸主体中的苏联解体时，美国便成了唯一的超强大国，这些信息科技成果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三年亦转为民用。1994年诸多互联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为什么是这一年?

　　美国当年为与苏联抗衡而投入的大量军事技术研发成本，在苏联解体之后，都变成了沉没成本。于是就有了比尔·盖茨的故事。他其实只是在不支付机会成本的情况下占有了IT产业崛起的机会收益，因为巨大的研发及应用成本已经由军方支付过了。

　　这个时候谁进入IT产业，谁就能占有机会收益。于是美国兴起了新经济，IT产业陡然增长。这个时候东亚的“四小龙”“四小虎”正处在工业化资本增密阶段，但是他们幅员狭窄，没有自己“做多”的制度空间，于是东南亚各国资本纷纷流向美国，去追求IT产业巨大机会收益，资本外流使东亚进入危机爆发和萧条阶段。

　　这个世界并不奇妙。资本的流向决定了经济危机在哪个区域爆发。东亚资本流向美国的时候，就导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同时也预示着美国将出现危机。大量资本流入美国，导致资本平台高企，资金流向高新技术产业，而高新技术产业能够真正有收益项目的不到技术研发总量的10%，90%左右的投资最后都没有回收的可能，最终导致IT业的泡沫崩溃。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伴随着政治危机和“9·11”事件，美国的战略敌人转变为极端宗教暴恐集团，中国借机与其成为战略伙伴。遭遇危机之后美国的产业资本流向基础设施和制度最友好的地方——大量资本直接流进中国。中国在2001年还处于萧条，2002年复苏，2003年陡然进入外资拉动的高增长阶段，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实现了13%以上的高增长。然而当我们把这一切总结为对外开放的时候，我们是否抓住了中国故事的全部真谛?

　　2001年以IT产业为代表的美国新经济泡沫崩溃，投机性资金又避险逃离IT产业转投房地产，于是又形成房地产过度投资，引发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金融海啸，导致世界市场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引发2009年全球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2012年原材料出口国危机……

　　当此乱象频仍之际，中国提出了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心在乡村。早在2007年生态文明作为发展理念提出的同时，我们就在加强乡村建设，2012年新领导集体继续执行，并且终于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确立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最主要的战略方向。

　　因乡村具有多样性，乡村的业态一定是和自然多样性直接整合的，于是乎也会转化为乡土社会的社会文化多样性。中国的生态文明转型，以乡村振兴为基础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构建去殖民化的话语体系。

　　中国有多少学科、多少话语、多少知识分子在描述乡村振兴?在理解什么叫生态文明转型?如果我们继续沿用殖民化的学科体系做我们的知识体系建设，基层实践的人会感到没有被知识界接受，而这些人正默默地做着和本土的、脚下的这块热土结合的在地化的知识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打通“上下五千年”，对我们来说，就是打通万年农业文明。西方农业文明本源于西亚，那是“两河”，因流域面积狭窄而使作物单一;演化为一元论思想，信奉一个真理，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则在起源时期就是“四河”加“四湖”，区域广大而有多样性作物和多元文化。

　　东西方的差异本源于地理条件。青藏高原导致周边大气流向上顶推，这种地形使水气向西变成降雨，再变成“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国的大江大河是这样下来的。中国的地理条件使得不同气候带覆盖下的资源差异性非常复杂，也促成了农业多样性及其村社文化的多样性。中国一直以国家形态延续着村社自治的农业社会。但是，中国数千年作为国家的上下分层政治的延续，都是不被西方承认为民族国家的，因为不符合1647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的政治国家的性质。国内学术界有些研究主要是照搬或参照西方的话语体系，当我们做了几十年的实践，形成了在地化的知识建构，就终于可以说一点中国故事了。

　　西方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方通过大规模殖民化占有四个大陆的剩余实现的现代化，把它“洗白”变成发展主义。需知，这种西化发展主义的背后是殖民化，而当今的后发国家无论怎样师从西方，也没法走向殖民化，大多数走发展主义道路会落入发展陷阱。原殖民地国家至今仍然承担着巨大的西方现代化的制度成本，这对当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成本无法对外消化，就易陷入危机当中。中国在做战略调整，主要是生态文明与民生新政。我们有可能通过乡村中国的发展来稀释发展过程形成的代价。这是真正意义的中国话语。

　　实际上，西方核心国家不断发生危机以来，官方提出了很多去殖民主义的话语。比如，“三农问题”怎么翻译?如何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三农问题”?什么叫“重中之重”?再看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先后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在西方人眼中也不是那么好理解。同理，这些“三农”领域的官方去殖话语在师从西方的中国知识界默默无闻。我们做了延续百年乡村建设的话语建设，但这只是我们做的在地化知识生产工作中一个基础的部分。

　　中国的地理气候带的生物多样性促成了农业社会的多样性。随着国家政治建构于稳态村社的演化过程，变成了亚洲大陆上的南北两大不同文明的冲突，那就是北方游牧带和南方农业带的冲突，政治国家之间产生了巨大变异。

　　对比同时代的东西方国家变迁，西方的罗马帝国是商贸立国，是环;东方的秦汉帝国是农业立国，是饼状的，五千年农业文明的传承之所以没有被毁灭，恰恰在于它有庞大的国土面积构成防御纵深而有效的国家动员体系。举国体制是历史存在的体制特性，这个特性使中国作为政治国家延续的时间远比西方的国家传承长得多。

　　另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农业国家的兴衰与气候冷暖变化直接相关。中国之所以形成大一统局面，乃源于战国时期气候变冷，北方各国都在修长城，最终由秦来完成，沿着400毫米等降雨线形成两种文明分割，构成游牧和农耕两大不同文明的分界线。

　　第四，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客观经验。

　　再看演化过程。长期以来的中国农业文明以农民所从事的多样性农业为基础来推进。民国时期也有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不能来自别处，最初只能来自“三农”。民国就亡于激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个背景下有了乡村建设，一千多个乡建单位做这件事。民国工业化促进工商业资本下乡，加重了剥夺，因此爆发的农民革命战争是造成民国现代化败亡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用集体化的方式可以方便提取农业剩余，尽管提取剩余比重超过30%，却因为内部的平均化，使通过集体化提取剩余的过程显得相对平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纳入全球化，过量提取“三农”剩余，农民负担高达三成以上，是历史的必然，并不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叫什么主义就不发生对抗性冲突，此时我们再度转向乡建。

　　世界农业本来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大农场。被国内主流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农场、产业化农业只在新大陆殖民地条件下才找得到，如果坚持中国农业必须实现规模化、产业化，这只能算是殖民化话语的政策表达。第二类是小农场。作为历史上宗主国的欧洲国家都实现不了大农场农业，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再度出现战后产业过剩，大量的市民下乡，导致60%的农场是市民农业，因而导致欧洲农业政策比较早转型。20世纪80年代以后绿色主义在欧洲兴起。今天欧洲的政治如果不和绿色主义结合，很难形成完整的治理。第三类是小农村社经济。我们本属东亚经济体，历史上是靠村社共同体来维持农业的，我们把历史形成的村社共同体打散，将个体农户作为市场主体。如果农户的贸易就是市场经济，那我们的集市贸易也有几千年的历史，这是否是我们眼中的市场经济呢?

　　东亚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中国以外的整个东亚实行的是没有革命的土地均分制，日本、韩国等都是如此。儒家思想中共存、共生、共享的政治理念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今天我们的主流却长期坚持农村去组织化，所谓扶持新的市场主体，做了40年也只是集中了土地的36%，而10亩以下的主体仍然占85%。这意味着大多数农民没有跟着走，传统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

　　新大陆的殖民地农业模式，以美国模式为代表，包括巴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是把原住民人口减少到5%以下;而中国是典型的原住民大陆，是没有被完全殖民化的国家，我们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殖民化的制度形式来构建我们的制度，尤其是在农村，小农村社制度将长期存在。

　　希望以上分享能够形成一点反思，去促成我们话语体系的去殖民化。

　　（来源：《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