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州市人口流出情况

　　2018年末，我国共有地（地区）州（自治州）市（地级市）322个，其中人口流出的有199个，有186个地级市，12个自治州，1个盟，占全国地州市的比重为61.8%。东部地区46个，中部地区64个，西部地区77个，东北地区12个，分别占比23.12%、32.16%、38.69%、6.03%。流出人口共计10967.86万人——东部地区2652.32万人，中部地区3725万人，西部地区3956.54万人，东北地区634万人，分别占比24.18%、33.96%、36.07%、5.78%。我国农民工总数接近3亿人，跨市流动的一亿多一点，将近三分之二进入本地市的城市和城镇，怎么会造成城市收缩呢？

　　我国净流出人口大于100万的地州市有31个，50万-100万的地州市有45个，低于50万的有122个，分别占比15.58%、22.61%和61.31%。可见净流出人口小于50万的地州市数量最多，所以说人口流出并不是很严重。

　　我的学生也查阅了“七普”县旗（内蒙古的县称为旗）人口的数据，全国有县旗1480个，户籍人口64049.19万人，常住人口51183.58万人，流出人口12865.61万人，可见县域流出的人口是比较多的。由此可知，县域流出的人口一部分到了地级中心城市，一部分到了省会城市，一部分到了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一般来说，绝大多数城市的人口规模是扩大的，而不是收缩的。

　　我知道有些学者分析了市辖区的数据，确实有一部分市辖区的常住人口是减少的。我让中科院地理所的一名博士后查阅了市辖区的数据。2020年末，我国共有市辖区973个，有效统计数据962个，户籍人口49449万人，常住人口59707万人，流入人口10258万人。有390个市辖区，常住人口小于户籍人口，流出人口3417.1万人。其中184个是2000年以后设立的，流出人口2021.92万人，其中153个整建制撤县设区。我们知道，整县改区，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是农村居民，他们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造成常住人口减少，并非城市居民离开居住的城市转移至外市，即使有也是少量的城市或少量的人。

　　二、 地州市人口流出不等于城市收缩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观点，是一些学者把概念混淆了，把中国的“市”混同为“城市”。中国的“市”是行政区概念，不仅包括了城市，还包括广大农村。无论是户籍人口还是常住人口，既包括城市居民，也包括农村居民。很多学者在研究“城市收缩”问题时，采用的是全市域的数据，将农村地区也考虑在内，这实际上混淆了区域的人口变化和城市的人口变化，得出来的结论实际上是区域的人口收缩，而不是城市收缩。学者们一定要搞清楚，我国的地级市、县级市，包括直辖市都不是城市，都是行政区。我很想编一个段子，供大家一乐，又怕大家乐不起来。我国有省级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副地级市、县级市、副县级市，据说河南还搞了个村级市，挂出了牌子，被民政部强制摘掉了。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我国的各级行政区都用一个字来表示，是否是仓颉造字的时候，把汉字造得太少了。但我国古代有很多关于行政区汉字，比如说秦朝有郡，唐朝有州和道，宋朝有府，这些我国为什么不用？市的本来涵义是市场交易的场所，各级政府都叫市确实令人费解，也难怪学者们搞不清楚。我讲一个听来的段子，说有一个学者碰到一个牧羊人，问牧羊人他的羊有多少只，牧羊人说不清楚。学者就说，我给你数清楚，你给我一只羊。牧羊人同意了。于是，学者经过计算说有172只。当学者牵一只羊要走的时候，牧羊人叫住了他，说你肯定算错了，因为你牵的不是羊，而是一条狗。这个段子说的是，学者在研究问题时，不要犯概念性错误。

　　从全国范围来看，大多数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在扩大而不是收缩，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城市收缩”在中国只是少数地区的现象。因此，我认为，大量城市收缩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城市人口绝对额下降发生在资源枯竭型城市。2002年我所在的单位对资源型城市做过一个调查，进行了大量数据分析，摸清了资源型城市的情况，全国资源型城市共118个，资源枯竭型城市有60多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确实存在着人口外流的现象。从2007年开始，国家重点推动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很多资源型城市转型很成功，有少数几个城市人口外流的问题还很严重。

　　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农民进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会吸引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减少。由于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城市群、都市圈的核心区与外围区发展程度不一，人口由相对欠发达的外围区流向区域内的核心区，导致外围地区县域人口下降，而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长较快。

　　2003年，我主持研究中国空间结构调整课题，提出未来中国城市化的两大趋势，一是农村地区的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二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向发达地区的城市和城镇转移。绝大多数的城市人口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人口净减少多发生在县域。我认为，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向发达地区转移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向发达地区转移，向广东、向浙江、向福建、向江苏、向山东转移。这是我们当时提出的观点，而且我们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做了一个分析，认为东部沿海地区恰恰是资源环境承载力比较大的地方，很多西部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不足的，现有人口已经超过其自身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人口流动或曰人口转移是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不要认为人口原地不动最好。现在很多学者认为人口留在农村不动，留在山区不动，才是正常的，一旦流动起来就是不正常的。我认为人口流动是正常的，是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是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

　　三、推进城市化应探索的问题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超过60%，未来会超过70%甚至80%，有些城市的人口规模还会继续扩大。所以我们对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问题要进行探索。我认为有下列问题要深入探索。

　　第一，超大、特大城市不断增加，如何防治“大城市病”问题。现在人都愿意到大城市去，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不断扩大，会不会出现“大城市病”呢？很多人认为可能会出现“大城市病”，甚至已经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大城市病，所以，我们要研究，要防治，要采取对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特大城市要瘦身健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纲要》也提出特大城市要瘦身健体的问题，说明这个问题中央已经意识到并开始重视。大城市病如何防治需要进行深入探索。

　　第二，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问题。我们在地州市统计数据分析中发现，人口流出的199个地州市中有60%的中心城市规模很小。县里的人都到外市外省去了，跨市、跨省转移，是因为中心城市吸引力太小，就业岗位不多，收入不高。如果要减少人口大范围流动的话，就要提高地州市中心城市的吸引力。

　　第三，如何有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在我国有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不仅没有户籍，也没有像当地居民享受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务。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但效果不是很明显，这些人年长以后有可能回到农村。我国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两亿“农民工”回到农村。一旦他们的收入下降，消费水平下降，生活水平下降，就会造成内需不足，我国就会落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也叫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必须要注意的，不要让2亿多农民工再回到农村去。那样的话，会造成产业缺乏劳动力，城市缺乏劳动力，农村的压力也会增大。我们搞乡村振兴的目标是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而不是把2亿在城市生活的人再吸引到农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