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正发生改变，社会矛盾呈现上升趋势，社会冲突日益显性化，给改革和发展带来不和谐和不稳定因素。一个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包容的状态，通过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让各种社会紧张得以释放，社会诉求得以回应，社会冲突得以消解。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寻求解决方案，设立化解社会危机的“安全阀”，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仅仅从现象来看，可以说，当前是我国各类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爆发期。农民失地、城市贫困、劳资纠纷、大学生就业难、群体性上访事件增多、矿难事故频繁、艾滋病发病率上升、毒品泛滥等等。在社会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部长丁宁宁说，这些问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显现出来的，是市场体制改革推向纵深的结果。他强调，中央处理社会问题的方针从“两个确保”，上升到“五个统筹”，继而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缓解各类社会矛盾明确了方向。
他认为，目前中国社会领域影响最大且将长期起作用的问题有三个：就业、收入差距和社会保障。就业是个人和家庭谋生的基本手段，也有利于防止个人游离于社会之外。必要的收入差距可以提高微观组织的运行效率，收入差距过大则不仅违反公平原则，而且使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陷入困境。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公正、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和最后一道防线。
就业困难不容低估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感觉，目前就业之难几乎显现在各个行业和各类人群，连不少寒窗十余载的大学生毕业生们也求职无门。这种现象在五年前、十年前出现过吗？
丁宁宁：这和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不同。就业困难是所有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现象，中国人口增长先于工业化的国情加重了这一危机。导致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就业困难的因素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劳动适龄人口居高不下。根据测算，虽然２０１０年以后，我们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将会缓慢下降，但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依然很大；其次是城市化过程中，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地区寻找工作，加剧了初级劳动力市场的总量过剩；第三是高速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带来了中、高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矛盾。这三个因素在２０２０年以前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至于大学生就业难，除了劳动适龄人口增加外，和教育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有直接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应该说，保持一定的失业率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形态，也有利于人才竞争，从而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只是我们的失业、半失业人口过多。
丁宁宁：就业是工业文明出现以来，困扰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性难题。直到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出生率下降以后，西方各国失业问题才有所缓解。在大量劳动力已经转移到第三产业的情况下，西方后工业社会依然存在大量的失业者。直到今天，就业还是西方政治家竞选中的主要话题。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曾经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但那是以牺牲经济效率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到：充分就业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失业后备军的存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重要前提。近代以来的所谓工业化、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一个资本、技术不断替代劳动力的过程，是一个在物质生产领域不断减少就业的过程。
我国当前面临的就业问题，要比西方世界历史上困难得多。１９世纪的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西部人口不到２亿人。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已经超过了１０亿。虽然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每年都增加几百万个工作岗位；却仍然无法满足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要。加之包产到户以后，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其结果是：劳动力市场的总量过剩与结构矛盾并存。近期内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就业促进政策，也无法实现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充分就业。
中国经济时报：依您的分析，解决就业困难，目前能做些什么？
丁宁宁：除了进一步扫除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障碍，增加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透明度，加快全国就业服务中心的信息联网，为失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再就业培训服务外，还应当把政策着力点放在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上。可以将普及义务教育作为长期性的就业促进政策，同时鼓励已就业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鉴于失业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失业保险制度在经济上的困难会越来越大，建议把“雇主赔偿＋社会救助”作为今后处理失业问题的基本政策出发点。以保证失业者家庭的基本生活，使其不要对未来失去信心和希望。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