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段”理论回避了对经济政策的检讨
2000-12-14 11:17:00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世纪论坛”专家发言摘编之一

 

    一、简要回顾

 

    19936月中央决定出台“宏观调控”措施以后,中国经济开始摆脱“过热”的状态。 1994年初出台的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为增强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我国争取加入WTO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经过19951996两年的持续努力,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大体上回落到正常的水平。

    1997年初,我国经济开始出现“衰退”的先兆,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不得不搁置启动经济的措施,集中精力整顿金融秩序,以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人民币不贬值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也付出了1998年外贸出口负增长的代价,加重了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

    在经济困难加重,货币政策作用不明显的情况下,1998年中央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出台了“两个确保”的措施来维持社会稳定。19998月份以后,由于外贸出口恢复两位数增长的带动,经济开始复苏。今年上半年,生产资料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先后止跌回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降幅逐月缩小,“通货紧缩”压力有所减轻。但7月份以后,居民消费价格又出现了回落的迹象。因此,明年经济能否维持目前的增长态势就成了问题。

 

    二、增长潜力

 

    1998年后,中央启动经济的效果短期内不太明显。经济学界的一部分人便提出,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稳定增长”的新阶段。这种“新阶段”理论不仅违背了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规律,而且混淆了短期经济问题和长期经济问题的区别;更糟糕的是回避了对当前政府经济政策的检讨。

    目前中国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依然没有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一般标准。加之较低的人均GDP水平和过高的农村劳动力比例,表明中国依然处于典型的经济“起飞”阶段。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进出口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各种必要的法规、制度也处于建立、完善的过程之中。由于资源从低效益部门向高效益部门的转移,经济应当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又是缓解结构剧烈变化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的必要前提。

    有人将老龄化作为“经济稳定增长”新阶段的理论解释,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人口模型推算,中国确实开始步入老龄化阶段,但离人口深度老龄化阶段至少还有20年的时间。况且,由于90年代以后我国出生率大幅度下降,近年来已经接近更替水平,世纪之交的我国人口正处于社会抚养率较低,劳动力增长较快的阶段。现在如果不抓紧时间尽快把经济搞上去,等文化革命期间的高出生率人口进入老龄阶段,中国经济就会真正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因此,现在应当有发展经济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由于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国际资本流入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好态势。除前面分析过的社会抚养率问题外,未来中国的劳动力供应还取决于城市化的进度;如果城市化率从目前的20%,提高到

203050%左右的水平,中国每年就有约2000万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市场。随着中国加入WTO步伐的加快,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将进一步降低;国内企业和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大大增强了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

    无论从经济发展阶段还是从人口结构方面未看,中国经济在21世纪前10年依然具有很大的高速增长潜力。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意味着体制改革和结构转变遇到了某种难以避免的阻力。如果对阻力产生的原因不进行认真的分析并加以解决,任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继续拖下去,工业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就容易激化。

 

    三、政策建议

 

    目前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运用的程度已经接近极限;经济增长依然乏力,除体制、结构等长期因素外,主要是“需求不足”等短期因素影响的结果。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通货紧缩不是单靠货币政策能解决的。正确的选择是调整国家粮食流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加强改革措施之间的配套协调、改变居民消极的“预期”、恢复居民对政府的信心,扫除实体经济扩张的障碍。

    首先是“预期”问题。政府要想“启动”经济,首先需要“启动”社会(包括居民、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预期。只要居民的支出预期大于收入预期,储蓄倾向就会进一步增加。  19986月以前,许多地方发生了离退休干部、职工的退休金、医药费长期拖欠的现象。使老百姓对政府政策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中央政府“两个确保”的政策出台以后,恢复了居民对政府社会保障承诺的信心。但长期滞后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急于求成的住房制度改革和迅速增加的高等教育收费,依然弱化着居民的消费倾向。事实证明,如果我们出台的政策措施过于短视,或者前后之间缺乏连续性;则无论它们在经济学上多么有道理,也难以避免近期内“预期紧缩”的后果。

    第二是粮食流通政策问题。统计资料显示,县及县以下商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10年来下降了15个百分点(1990年为53%,1999年为38%)。由此可见,所谓“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农村居民缺乏购买力造成的。这不仅影响消费市场的复苏,而且给乡镇企业以沉重的打击。政府短期内最重要的任务是调整粮食政策,给农民以卖粮食的自由。在体制转轨阶段,由于国有粮食企业的双重目标和各级政府控制能力的下降,政府不可能通过垄断粮食市场来增加农民收入。其结果必然是“敞开不收购,顺价不销售,封闭不运行”。现在账面的5300多亿斤粮食,至少有一半是空账。

    第三是国际因素的制约。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己超过15%。明年的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目前增长的势头,外部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一是美国经济能不能“软着陆”。如果美国经济“打喷嚏”,中国经济就会“感冒”。二是国际石油的价格变化。中国对进口石油(包括油品)的依赖逐年增大。过高的石油价格必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主负面影响。三是如果我国加入WTO的申请得到批准,近期内也会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

    此外,还要注意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过大的居民收入差距,不仅限制市场和产业的扩展,而且影响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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