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研究中心在国务院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是1982年从清华电机系毕业后，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的。当时中心的人很少，工作头绪很多。因此，除了领导交办的“国家计委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起草工作外，经常被中心其他组、国务院其他研究中心、体改办的领导叫去参加各种不同的座谈会。内容从农村承包制改革、国有企业利润留成、当前经济动态，到行业整顿、地区规划、新技术革命等。当时中心有一批各部委领导兼任的常务干事，常常把本部门的问题拿到中心来讨论。会议主旨报告后，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研究人员，都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讨论是无拘无束的，但有时候争论起来也很激烈，甚至忘记了各自的年龄和身份。
一、平朔露天煤矿项目论证中的分歧
1984年初，我参与起草的“国家计委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刚刚颁布，马洪同志就派我参加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的项目论证，其目的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条例是否实用，主要是为紫阳同志提供决策依据。这个项目是小平同志会见哈默先生时定下来的，但有许多具体问题双方意见分歧很大，需要紫阳同志来解决。马洪同志嘱咐我两点：一是要拿到外方的英文资料，二是自己一定要亲自算一遍。
会议是由煤炭部副部长孔勋同志主持，可行性研究报告由西方石油公司下属负责煤炭项目的岛西公司提供。根据岛西公司的计算，平朔露天项目不仅可以保证外方20％的投资回报率，而且合作28年后，还可以给中国留下一个现代化的露天煤矿。我和当时财政部的李福玉同志被分到财务组。当时没有计算机，只好一个人念数字，一个人按计算器，根据岛西公司提供的资料，整整算了两周。最后的结论是：平朔项目合作28年，在保证外方20％收益率的情况下，经常性费用可以打平，但初始投资6亿人民币不可能收回。也就是说，28年后，外方留下的，除了一个现代化的露天煤矿外，还有6亿人民币的债务。煤炭部专家不相信我们的计算结果，于是会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我当时年轻气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把参加会议的对方专家驳得哑口无言。这下子孔勋同志火了，宣布休会。同时打电话给马洪同志，说我故意干扰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
我带着一脑袋官司回到中心。马洪同志问清情况后，并没有批评我，只是向我详细了解了中美双方的意见分歧，并认真记了下来。当他知道我们并不是按国内的煤炭价格，而是按岛西公司提供的国际煤炭离岸价得出的结论时，肯定了我们的计算方法，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平朔露天项目是小平同志定下来的，有些事情不能只算经济账。但为了做到心中有数，经济账又是必须算的，以便于领导下决心。你反映的情况我会报告紫阳同志，但你还是要回去继续参加会议。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态度上要注意克制。论证会结束半个月后，我代表中心参加了北区小礼堂西会议室的平朔露天煤矿项目协调会。紫阳同志在综合各家意见的基础上，最后拍板如下：平朔矿到港口的铁路，由铁道部根据规划优先解决，不再要求外方投资修建；煤炭进出口局从外贸部整建制地划归煤炭部，负责平朔煤的出口工作；岛西公司需要的项目启动贷款，由中国银行来研究解决。
这次会议后，平朔露天煤矿很快就上马了，而且兑现了18个月出煤，3年达产的承诺，创造了中国露天煤矿历史上的奇迹，为以后国内露天矿的开采树立了榜样。后来我去山西出差时，还专门去平朔看了看。那150吨的巨型运煤汽车，在黄土飞扬的匝道上飞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几年以后，就在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期间，哈默先生去世了，岛西公司决定撤资。平朔煤矿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央打紧急报告，要求把岛西公司留下的债务由中国银行承担下来，其数额为6.02亿元，和我们当时计算的结果基本一致。我不动声色地将有关材料整理好，放到了马洪同志的办公桌上。
二、关于农村计划生育开小口子问题
80年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计划生育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人口专家强调，人口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因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坚决地推行“一孩”计划。另一方面，农村分田承包后，男劳力的重要性增加，农民对“一孩”计划的不满普遍上升，与计划生育干部的冲突迅速增加。1984年夏天，中央要国务院过问此事。紫阳同志为此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并要中心就这个问题做调研。
马洪同志带着我们分头听取了农研室、计生委、体改委、计委等各方面的意见，逐渐理出了一些头绪。首先是“五五”规划的人口目标（1980年将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6‰，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10‰）过低，不仅与当时公开提倡的“晚、稀、少”政策有矛盾，也没有考虑到文革后期结婚率的上升。其次是1980年修改了《婚姻法》，提高了法定结婚年龄（男22周岁、女20周岁），导致1981登记结婚人数迅速上升，增加了以后几年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第三，在连续几年人口控制目标没有实现的情况下，计划生育部门产生了急躁情绪，采取了城市“二孩”开除公职、不给产假、不给上户口，农村“二孩”不给口粮、强制做节育手术等做法，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农研室的一些同志建议，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要“开小口子”，即“头胎是女孩的，允许生二胎”，以缓和农民对计划生育的敌视态度。计生委的同志坚决反对，说既然是国策，就要强制执行；一旦开了小口子，整个计划生育工作就会“决堤”。双方的意见截然对立，各不相让。
面对部门之间的意见冲突，马洪同志没有采取传统的“协调”办法，而是要不同部门持不同观点的一些年轻同志，根据单纯“开小口子”、“开小口子”加目前超生率、“开小口子”加可能增加的超生率三种情况，分别计算一下2000年的人口数量。计算结果相差不大，最少12.4亿，最多13.2亿。也就是说，如果开小口子，原定本世纪末将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肯定要突破，但不能说是“决堤”。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召开了由各个部门，各方人士参加的内部讨论会，公布了以上测算结果，但由于观点尖锐对立，在会上要达成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会后，马洪同志叫我把几种典型意见分别归纳一下，形成了几份材料，然后自己给紫阳同志写了封短信。大意是：农口的同志建议计划生育“开小口子”，有利于包产到户以后农村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巩固目前计划生育已经取得的成果，但本世纪末原定12亿的人口控制目标可能要突破。因此，这个口子是否开，需要中央来下决心。调研结果上报后不久就有了回音，中央原则上同意农研室的意见。
1985年初，一些省份开始试行农村计划生育开小口子的政策，1986年就全面推开了。这一政策纠正了在农村“一对夫妇只许生一个孩子”的强制性做法，不仅减轻了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压力，也缓和了农村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受到了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农村计划生育干部也说：开了小口子、有利于堵住大口子。1986年底，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将本世纪末的人口控制目标，从“12亿以内”调整为“12亿左右”。1987年，国家计委将本世纪末的人口计划指标正式改为“控制在12.5亿之内”。实际执行结果是：2000年底的中国人口统计数为12.67亿。
三、84年底的通货膨胀与对策
十二届三中全会过后，改革派欢欣鼓舞，国务院许多同志下去宣传中央的体改决定，并为下一步改革试点做调研，另一部分同志则准备年底的体改工作会议和计划工作会议。但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期间，在青年经济分析小组例会时，发现有些情况不对头。这个小组是紫阳同志批转周建南同志关于几个年轻同志建议“使用银行贷款加快电力建设”的信后，根据马洪同志的意见成立的，李泊溪同志负责，我是临时召集人，成员为国务院各部委的年轻人，一般两周开一次座谈会，每次不超过12个人，以便大家都有发言机会。问题是周小川同志首先发现的，他说最近现金投放有点异常，10月中旬已经突破了全年80亿的净投放计划。这样下去可能要给明年带来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其他部门的年轻人虽然赞同小川的看法，但是说去年不也突破了吗？当国务院各部门领导都在为明年改革做准备时，贸然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以生产压革命”的嫌疑？
下一次会议是10月底召开的，现金投放已经超过了100亿，情况也大致摸清楚了。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人民银行（央行）成立后，为了解决与专业银行之间的信贷资金“大锅饭”问题，准备推出“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的改革。在10月份石家庄召开的行长会上，确定以1984年底的信贷实际发生额作为划分资金的基数，导致了银行竞相放贷。二是劳动部门为了解决企业工资分配上的“大锅饭”问题，酝酿扩大企业工资自主权的改革，方法是企业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同样以1984年底的企业工资总额为基数，导致了国有企业突击提工资和滥发奖金。我立刻将以上情况整理上报，但马洪同志正忙于其他方面的工作，吴老师也找不着。国务院倒是在11月初发了一个控制财政支出、信贷资金和奖金发放的通知，但前述两个部门的改革方案并没有宣布收回，银行现金投放的速度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加快了。
后来几次会议上，经济中心和体改办的年轻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经济中心的年轻人认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企业自主生产商品比重的增加，流通领域客观上需要更多的货币。体改办的年轻同志提出，货币的超前投放，有利于明年的生产安排和经济增长，不能当“小脚女人”，贻误推进改革的大好时机。还有人举了广东的例子：广东货币投放全国第一，物价并没有明显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开不下去了。我只好将双方的意见整理上报，但几次找马洪同志还是没有找到。于是我决定在小川意见的基础上，写一篇批驳上述意见的稿子。其中套用毛主席的话说：尽管十二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改革方向，但如果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甚至采取完全错误的方法，则不仅实现不了改革目标，还可能因对经济、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而贻误战机。稿子写完后，因无领导批示无法打印，只好到台办复印了几份分送经济中心和体改办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一直到12月中旬的一天，我给人民银行研究室打电话时，马洪同志突然来办公室找我，说：宁宁，最近太忙了，听说你报了个东西，我没有见到。我立刻把写好的稿子呈上，他坐了下来，一边看，一边说：你们总的意见是对的，但有些批评重了一点；还是请敬琏同志牵头，把有关问题再议一下；你们这个小组的报告很及时，但上报时要用两个中心（经济中心、技术经济中心）的名义。同时批示打字室打印。吴老师主持改稿后，工作走上了正轨。随后的会议讨论中，多数认为通货膨胀无害的同志改变了观点。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题为“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研究报告于12月31日上报总理办公室。虽然国务院紧急下发了“十二道金牌”，但年底净增的现金流通量还是高达243亿，超过计划两倍，相当于年初现金流通总量的一半。1985年上半年，紫阳同志连续召开了4次省长会，采取了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四、几点感受
首先，政策研究不能看领导的眼色下菜碟，只有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才能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服务。第二，政策研究要善于提出问题，敢于挑战现行政策，同时给出解决问题的出路。第三，除自己的专业外，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广泛的研究兴趣，才能适应政策研究的需要。第四，政策研究机构内，不管什么样的意见都允许发表，即所谓“研究无禁区”，同时要坚持低调对外，即所谓“宣传有纪律”。
要做到以上几点，则不仅需要决策者对政策研究人员在政治上的充分信任，而且需要政策研究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