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改院“政府转型与建设和谐社会”座谈会上的发言

　　因为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和谐社会与政府转型，我想就政府转型的金融角度谈两点看法，仅供参考。

　　第一，最近大家都在关注上海社保基金应用问题，从目前知道情况，大概32亿，违反程序操作，干预具体的投资决策，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的挪用。实际从政府转型角度来看，这个案例直接涉及到政府在金融资源分配中的角色定位，从中还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在金融改革的不同阶段地方政府参与金融资源分配方式的转变趋势等等。

　　所谓政府转型，首先要清晰界定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区分，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也不能游戏规则不清晰，信息披露不透明，否则就可能产生腐败。从中国金融改革的演变历程看，最开始在八十年代改革开始启动的时候，国有银行地方分行行长的任免要经过地方组织部门，经过党的关系的考察，这时候客观上形成地方分支机构跟地方政府的天然联系，也形成了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金融资源分配上的影响力；那个时期，有不少银行的不良资产就是因为类似上海社保基金这样的干预和操作形成的，根据事后的评估调查，因为这样的干预等带来的银行不良资产占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只不过，银行体系从风险形成到风险暴露，有一个滞后性问题，一直拖延到1998年的不良资产帐面剥离，而且当时的剥离是帐面剥离，掩盖了不少类似的问题。1998年年剥离的14000亿不良资产是按照帐面价值剥离，实际上形成的损失一直拖延到近期，表现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帐面亏损，一直到今年，财政部才开始承认承担这个损失，这个时期导致的金融资源损失其实是相当大的，而且从客观上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转移了这个损失。

　　国有银行改革之后，党的关系上收，正好地方政府有机会组建城市商业银行，并且由地方政府控股，大家可以看到，不少城市商业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之一是地方政府及其所属企业。因为即使是地方商业银行，即使地方政府是大股东，但是，在当前的风险体系下，即使地方商业银行出了问题，形式上也跟前面一样的机制，形成不良资产最后往往由中央承担。

　　随后，随着城市商业银行关联贷款、贷款集中度监管等日趋严格，地方政府开始成立一些城市投资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去找银行贷款，然后进行投资，在一些经济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效益还不错，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地方已经开始出现难以付息的情况。这个方面隐含的问题应当说暴露还不十分充分。

　　通过争夺上市资源，同样也是分割金融资源的一个渠道，只不过其规模相对较小，影响面相对较小、同时也是由千千万万无辜的中小投资者分散承担了这种风险而已。从金融资源分配角度来谈，证券树上杀最开始分资金，后来分上市总盘子，这本身是争夺资源。

　　随着上述各个金融资源分配领域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地方政府在上述领域已经难以自如进行瓜分了，最后自然容易把手伸向通常被视为高压线的社保基金，特别是如果社保基金的监控机制不完善的话，就更容易引起问题。应当说，正是其他领域金融改革不断推进，政府在其他领域的转型不断市场化，才使得这些地方长官转向图谋社保基金。所以，在社保基金领域，关键是要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市场化转型的新要求，推进社保基金运作机制的市场化转型。

　　第二，目前大家都在讨论土地、房地产问题，最近在一些沿海省份调研，发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就是把所有责任归结为地方地方政府，这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一些机制上的原因。从沿海地区看，征用一百亩土地，大概真正进行市场化招牌挂大概占20％上下，其他主要是无偿划拨的绿地、公共设施、文教卫等等用地，其次是往往为了招商引资需要赔钱的用地，例如8万元的成本5万元卖给投资者。这样，就逼着把20%左右的商业用地价格必须要覆盖农民拆迁、绿化、工业用地的亏损，以及一些包括铁路等方面的资金缺口。这就是当前的地方政府的收支结构。如果在这种收支结构没有明显调整之前，把土地收入这块收入切断，可能会暴露财政收支上的问题，导致市场化推进放缓，也可能导致原来还可以运转的地方财政收支陷入困境。所以，房地产打击投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相应的还需要配套财政收支的改革。

　　另外，对于房地产价格的走势来说，本身房价的持续大幅上升可能有一些投机性的因素，但是，更深入的分析看看，这些高房价在大部分地区，还是由实际需求购买推动起来的，这实际上反映了收入分配差距上的问题，正是因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才导致房价虽然如此高，北京现在还是好一点房子一出来就卖光，现有的房价即使再下降一半，一般的工薪阶层还是买不起。所以，我认为，房价的问题表面上是房价的问题，实际上还反映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时间：2006-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