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钟 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李子卿　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

　　杨再平　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

　　汤东林　湖南大学地方金融研究所所长

　　吕　建　新中连集团总裁

　　巴曙松：谈及金融生态，我想有两个现象可以说明其重要性。第一个现象是，在设计国有银行改革方案时，有关部门事先做了大量的抽样调研，结果发现国有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的70%~80%是由于外部干预、经济转型、法规不完善等外部因素导致的，真正由于银行自身判断失误的占比在20%左右。中国的银行家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未必十分低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银行在海外的那些分行，例如中银香港重组上市之后，其不良贷款控制甚至比汇丰等国际知名银行还好。

　　第二个现象是，我们比较不同地区的银行资产质量后发现，在经济发展环境好的地方，国有银行、外资银行的各项指标都好，甚至农村信用社也很好；而在环境不好的地方，从国有银行到外资银行，都不行。这些现象无非说明，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问题，也就是金融生态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用房地产行业作为一个麻雀，来看看这个问题。

　　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状况应该是金融生态的大环境。目前我国整个社会的融资体系严重依赖银行，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融资结构的市场上，企业对于间接融资的依赖程度很小，宏观经济紧缩之后，企业有多种选择达到平衡，而我们宏观政策一紧缩，房地产企业没有多元的渠道，很多企业就会经营困难或倒闭，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

　　中国房地产行业因为缺乏多元化的选择，往往市场波动，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政策也不得不变化很迅猛，最初是“管住土地，管紧信贷”，把固定资产投资打压下来，这是有道理的。后来市场冷下来了，投资下来了，但信贷和土地依然是绷紧的，需求没怎么降，结果房价上去了。上去之后，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因为需求还是很稳健，其中一部分是合理需求，例如改善生活、城市化等因素导致；有一部分是投机需求，被税收和其他手段遏制。本来房地产问题就是结构性的，上海、北京等前五个省市的房地产投资就占全国的一半，而在政策下重手之后，全国就出现了浓重的观望气氛。

　　再看中观层面，比如法律法规方面，也表现得很明显。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对于“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和普通生活必需品，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这意味着银行在发放抵押贷款后，如果房屋是必需品，银行就不能去处置它，这不是增加了银行的风险吗？外部法律法规的变化就干扰了银行。这时候银行怎么变通呢？当购房者来贷款的时候，银行就要求购房者在协议上加一条，说这房子不是生活必需品，如果还不了，可以到我哥我姐那儿去住，等等。

　　再比如我们的破产法，职工是优先于债权人的，另外，现在提交讨论时说，企业只有资不抵债才能破产，按照常理来说，你还不起我的债我就可以提请你破产。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处于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使得整个社会的风险都集中在银行身上。银行最后买单，但钱最终还是老百姓的。

　　从更微观的层次来看，例如从银行的业务系统角度来说，比如因为目前没有一个完美的个人征信系统，很难知道客户的收入状况和信用等级，他就可以随便开个证明来对付银行，因此，很多业务都没法做。例如对中低收入阶层实施住房补贴制度，其中最关键就是要将中低收入阶层识别出来，在新加坡、香港等地实施廉租房制度，低收入居民可以去登记申请，政府一检查检索，核实你的收入确实较低，一年到一年半之内就提供房子，而我们这里没有这个系统，结果经济适用房建成四室一厅的。结果谁买了？还是有钱人买了。

　　再比如房贷中的重复抵押问题，以前各家银行的信息没有联网，无法共享。银行的基础数据也不灵，真正国外的银行在房贷利率上的优惠，分为自住、非自住。自住的应该优惠；非自住的、投资用的，不优惠，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没办法区分，只能按照是否是第二套住房来进行划分，而到底是不是第二套住房，也无法区分清楚。这个基础信息没有，你让银行怎么判断？再比如估值系统，按道理说，银行应该有严格的估值，而在国内的估值系统很是紊乱，银行在这样的环境下经营，在没有数据支持的情况下还能把不良资产控制在5%，说明我们的银行家是天才。

　　李子卿：我是做业务的，这么多坏账，多方面原因。刚才谈到金融生态，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环境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那些社会协作机构，他们的工作不到位，就使很多问题复杂化。比如说我们光大银行前些年做了将近10个亿的汽车消费信贷，当时考虑到汽车是流动的，信贷风险比较大，就让保险公司做了个履约担保，结果，很多汽车消费者不还贷款，我们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马上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暂时不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很快下了个暂缓受理的文件。保险公司对担保不认账，银行反而不能起诉保险公司，即使起诉保险公司，法院也不受理。这样一来各个银行就都不敢做汽车消费信贷了。与此同时，国外如通用、福特等专业的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进来了。全世界都知道，汽车消费信贷是除房地产抵押贷款之外银行的一个很大的盈利点，保险公司承揽接受履约担保业务，不去认真调查、核实客户的资信状况，出了问题就马上寻找司法保护，这样把风险就全部转移到银行身上了。光大银行的坏账一大部分跟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有关系。第二个问题，金融生态环境有很多是各部门不到位。汽车消费信贷客户买了车，开到哪儿去，在哪受了处罚，在哪出了事故，银行都无从知道。再说房屋产权登记，据说北京市有房屋产权登记机构，下面各个区县也有房屋产权登记机构，而这几个房屋产权登记机构自身就不联网，就很容易造成重复抵押的现象。

　　巴曙松：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就必须由人性管理转向数目字管理，但我们现在是不知道数目字在哪。

　　李子卿：比如说纳税。税务局是有纳税人完整的纳税记录的，可是他就不对你开放。纳税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收入和资信状况，但你无从知晓消费者的纳税状况，你就很难判断他的收入状况和资信水平。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银行来开展业务，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了。现在银行对个人信贷客户的资信判断就是这么做的，我既然不知道你的收入有多高，也不知道你的纳税记录，更不知道你的居住水平，我就只能根据你从事的职业和职务、学历、身份来判断，你在政府部门做一个厅局级干部，应该来说一年应该有个10万元的收入，你也不会去拖欠我的房款或车款而破坏自己的资信以动摇自己的社会地位，那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巴曙松：中国证券市场，也存在着生态环境问题。首先，上市公司内部有制衡机制，包括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等等。外部有证券公司的投资银行，聘请的律师、会计师等，最后一关，还有交易所、信息披露和媒体监管等等。为什么每一环节都能骗过去，他们称之为完善风暴，每一个环节都失败，可见生态环境存在多大问题。再比如说房地产市场中高等住宅、别墅贷款率低，坏账也比较低，中等住宅贷款率中等，坏账稍多一些，恰好是中低住宅贷款率最高，坏账也最多，银行怎么办，只好压缩对中低住宅的信贷规模，或者提高利率，这样中低收入者更难买得起房，而恰恰我们最需要解决的就是他们的住房问题。银行并没有错啊，他是遵照市场经济原则在做事啊!问题在哪里？还是环境。

　　杨再平：从金融外部环境来说，可以归纳几个方面：一个是整个大体制。银行的生存环境肯定是要市场化，真正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银行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就越好。但市场经济本身要净化优化，要活起来。银行和市场的关系就像鱼跟水的关系，水活了，银行就如鱼得水。第二个是跟银行打交道的主体。这个主体必须是真正的市场主体，而我们现在，尤其是国内这些跟银行打交道的本身不是市场主体，对他的约束也是软的，借了银行的钱可以不还，这就不行。第三个是增长方式。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不可能持续发展。高投入，低产出带来的风险，最终会反馈到银行，特别是目前我们这种以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资金的来源主要依赖银行，最终风险也堆积在银行（不能转换）。第四个是融资结构。直接融资太少，间接融资太多，过多依赖银行，造成风险集中，这些年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因为环境恶化，银行越来越惜贷，最后把钱作为超额准备金存到中央银行，造成金融资源的闲置浪费。第五个是信用环境。如果整个社会形成借钱不还的风气，我们的不良资产剥离、核销，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反向激励机制，让守信还钱的人后悔。第六个是法制环境。尤其是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利用地方法规和行政手段制造种种门槛，阻碍各种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

　　巴曙松：我今年在《金融研究》上发过一篇文章，专门谈及这个问题，中央和地方金融权力的划分。最开始，国有银行地方分行，地方政府组织部对分行负责人有任免权力，因此，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权力，让你贷你就得贷；后来呢，变成人事任免征求意见，还是有影响力；到1992年金融改革，权力上收。地方政府就把眼睛盯上了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变成地方政府的钱袋子，也成为了隐藏金融风险的很大的包袱；城市商业银行管理重组后，地方政府又开始想别的办法，什么市政债券啊等等。实际上这些跟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的划分有关，牵涉到财政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也是大环境的问题。

　　汤东林：金融生态跟城市管理有很大关系。原来的城市信用社是人民银行组建的，这些年形成一大堆烂账，要地方政府买单，地方政府肯定不干，地方政府倒是赞成把城市信用社给撤销了，这就是所谓“给买棺材的钱，不给吃药的钱”。

　　巴曙松：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其实也反映金融生态问题，没有建立一个预警机制，及时惩处那些坏孩子，总是要等到窟窿很大了，再来处理，最后只能买棺材，已经无药可救了，事过境迁，坏孩子也没有得到惩处，说明机制有问题。

　　汤东林：老是有人买单，经营就没有压力。

　　巴曙松：证券公司也是如此，坏的公司总是得到救助，这是一种反向激励机制。

　　金融行业实际上起着一个资源配置作用，把金融行业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将会出现严重问题。

　　吕 建：我们新中连集团是为金融行业服务的。很多朋友特别是金融界的朋友经常跟我说能不能全套引进国外银行核心业务管理模式？国外的模式很好啊!人家运作了几百年，并且不断得到改进，应该是很好的管理模式。但我们能不能拿来呢？有人拿来过，实验了几年，还是不行。为什么呢？我们的体制、环境、人员素质不能与之配套。

　　钟 伟：我认为中国目前金融生态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逐步向好。从2000年至今，中国金融生态有了明显好转，这从银监会披露的银行业不良资产余额和比率的显著下降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虽然证券行业连续四年出现了行业整体亏损，股市低迷不振，但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所作出的努力，还是使得金融生态有所好转的。

　　目前改善金融生态需要多管齐下，第一条是企业和个人要守信，这是最关键的。巴曙松所说的浙江金融行业的情况就很有意思，在浙江诸多地县，无论是国有银行、股份制行还是地方金融机构，其盈利水平都不错，不良率较低，显示出良好的地方信用文化对金融生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这个层面看，缺乏诚信道德约束的地区也必然会因此付出沉重代价，因为在金融生态恶劣的地区金融机构或者逐步萎缩，或者难以生存而退出，导致地方经济缺乏金融血液的支持。

　　第二条是政府要率先守信，并为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尽责尽力，目前看来，地方政府仍然难以摆脱通过行政干预和地方司法的低效率，把自身财政负债压力和企业债务压力转嫁到银行业的惯性。突破口可以集中在税收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和银行间的信息共享渠道。加速建设征信体系的紧迫性也日益突出。

　　第三条是银行自身的努力，近年来大多数银行都陆续建成了核心业务系统，实现了数据大集中，那么如何进一步挖掘数据，使其产品化，参数化，并利用商业智能技术，使得银行在产品创新、客户服务和风险管理方面取得进步很重要，如果把数据集中仅仅看成是会计系统或者交易系统的自动化，那么核心业务系统的潜能就没有发挥出来，金融技术对于银行而言，几乎就相当于精确的军事地图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如果不能运用它实现银行管理从定性的、滞后的经验管理，上升到定量的、覆盖交易前中后所有环节的精确管理，那么银行对防范金融生态恶化就没有尽职尽力。

　　在银行业、保险业系统性金融风险持续释放的同时，中国证券行业却令人叹息。在我看来，资本市场目前蕴藏的问题，很大程度需要温和渐进的手段来解决，短期需要T+0机制的出台，以及新老划断后中小企业板块的率先全流通；中期需要推出股指期货等避险工具，和积极稳妥地完成股权分置问题，长期则需要市场上金融交易品种的不断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由于除沪深股市之外，并没有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育，因此股市的问题相对而言，尚不至于继续恶化，而对金融生态继续造成负面影响。此外，应该看到，2005年企业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已经达到千亿规模，资产证券化也已经破题，预期在2006年企业短债和中期债的发行可能突破6000亿，这也给资本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总体而言，我认为2006年是中国金融生态将维持一个平稳略有恶化的趋势，毕竟今年是经济景气下滑的一年，金融业的风险状况具有典型的顺周期特点，目前短期利率的持续倒挂和中长期利率的走低趋势，使得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受到相当大的负面约束，因此2006年中国金融生态难以再持续好转。（时间：2006-1-25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作者：巴曙松 钟 伟 李子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