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的利率政策的重点在哪里？目前看来，具体的利率水平的调整当然值得关注，但是，在相对有限的利率水平调整的预期下，合理的利率结构和市场化的利率定价已经日益明显地成为2005年利率政策的主题。

    实际上，这两个重要的主题正好体现在2005年3月17日实施的两项利率政策上。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5年3月17日起，调整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同时，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由现行年利率1.62%下调到0.99%，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维持1.89%不变。

    稍微解读这项政策就可以发现，因为高法关于抵押住房的规定，以及局部地区的房价上扬，使得商业银行在房地产行业面临的违约风险在加大，因此，从风险收益对称的基本金融原则出发，银行体系或者是提高贷款利率，或者是提高准入的门槛，以此来应对提高的风险水平。这就涉及到利率定价问题。

    而超额准备金利率的下调，则是顺应国际趋势，逐步降低乃至取消超额准备金利率，促使商业银行更为积极有效地运用资金，而不是在信贷紧缩的政策环境下被动地依靠上存央行来获得利益。这涉及到利率结构的合理化问题。

    金融业面临定价难题

    从功能角度考察，金融行业的实质，在于通过承担风险来获取收益，因此，无论是银行、证券、还是保险，如何对风险进行准确的识别、衡量、定价和控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最为关键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因为严格的管制，金融业很少有定价的自主权，以至于现在不同金融机构几乎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定价的能力。

    因此，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当监管机构逐步把定价权转移到金融机构手中时，不同领域的金融机构几乎同时遭遇了“定价困境”：缺乏足够的数据、足够的经验、足够的激励约束、足够的投入等，来进行准确的定价。

    在银行领域，表现为利率市场化带来的贷款利率定价的困扰。2004年10月28日央行的利率调整，最为影响深远的政策调整之一，就是取消了贷款上浮的限制，商业银行可以自主企业和具体业务的风险状况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商业银行的竞争将真正从原来的规模竞争转向价格竞争，转向风险定价和金融创新的竞争。

    2005年2月1日，央行发布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报告》，强调了在2005年要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政策信号，特别强调要促进金融机构提高贷款风险定价的能力。

    实际上，衡量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关键性指标，并不在于银行的资产规模等，而主要在于净利差水平、资产回报率、资本回报率等，特别是在银行依然以存贷款利差作为主要盈利来源的业务环境下，银行如果能够以更低的利率吸收存款、更高更准确的利率发放贷款，银行的净利差才会越高，盈利能力才会越强。

    2004年的宏观调控，最有代表性的政策举措是“管住土地，管紧信贷”，限制信贷的主要举措，是对政府认为过热的、以钢铁、房地产等几个行业的贷款进行严格的行政控制，不少国有银行干脆把这些行业的贷款权限统一上收到总行。这种行政措施的积极意义是见效快，但是负面作用也十分明显，即如果采取“一刀切”，则对经济体系的冲击大，如果采取“有保有压”则可能产生寻租。

    假定商业银行具有完善的风险定价能力，能够通过自身的风险识别和判断，清晰地把握不同行业的过热倾向并相应提高这些行业的贷款利率，那么，实际上是无需这种强烈的行政紧缩的。一个运转良好的商业银行风险定价体系，能够以适当的价格把资金提供给最为需要的资金运用者，从而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率，同时，通过这种灵活的利率定价的调整，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而一个不能很好地对风险进行定价的银行体系，往往会盲目地向高风险行业以较低利率贷款，从而成为经济大起大落的推动力量。

    统计滞后加大决策难度

    金融决策，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决策，都是建立在大量金融信息的采集与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一个真实、全面、灵敏、超前的金融统计信息系统，有效的金融决策就无从谈起。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决策日益强调超前性和预警性。从宏观经济决策角度看，以货币政策为例，究竟应当如何衡量通胀压力？显然CPI是不够的，对于货币政策决策的参考意义不大，但是目前我国没有公布核心CPI。通过简单的测算可以看出，2004年的核心通胀水平并不高，2005年的物价走势，在宏观决策方面，还是应当看核心CPI，否则可能会导致方向性的失误。但是，目前我们的宏观金融决策，主要依赖的指标基本上都是滞后的指标，例如M0、M1、M2、GDP增长率、外汇储备规模、CPI。我们如何能够期望仅仅依靠这些滞后的指标来进行超前性、预警性的宏观金融决策呢？从微观市场决策看，许多金融决策依赖的市场信息我们没有统计。最近中国的大豆期货投资者遭遇了一次因为统计信息缺乏导致的“大豆危机”，中国目前的期货投资者进行大豆期货的投资决策，依靠的是美国有关机构对于中国大豆的统计，美国的期货投资者就可能会利用这个缺陷，在对美国的期货投资者有利的时候调整自己对于中国大豆的统计数据，使得中国的大豆投资者遭受损失。类似的惨痛教训显示出，金融统计信息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也应当是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哪怕是目前的一些滞后的、有限的经济指标，例如CPI，其透明度也十分有限。在CPI的统计中，整个商品篮子的构成如何？这个商品篮子如何调整？调整的规则是什么？都是不透明的。同样，目前我们公布的CPI指标，过于笼统，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收入阶层，应当有分别的CPI的统计信息。例如，2004年以粮价推动为主要推动力的通货膨胀对于不同收入阶层所感受的物价压力是不一样的。同时，对于宏观金融决策来说，必须要公布核心物价指数。在宏观金融决策中，有许多指标实际上是具有超前性和预警性的。例如，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库存波动是衡量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指标，需要区分的是，库存究竟是如何波动的？库存究竟是生产还是销售环节？生产环节究竟是在原材料还是产成品？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由此得到的金融政策结论是不一样的。再比如，对于整个经济增长活力的判断，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个比较有独特视角的指标，考察的是新开工的企业和倒闭企业之间的比率。如果在紧缩时期，关门的企业在上升，但是新开工的企业还是更多，这说明经过紧缩，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强劲，企业家对于未来形势的判断还是比较乐观的。国际上通常还运用经理人采购指数、消费者信息指数等等。

    因此，在2005年的利率政策决策中，我们必须需要寻求更为超前性的经济运行指标，积极改进统计体系的质量，否则利率政策决策的质量会大打折扣。(时间：2005-3-21  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