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企业跨国并购最近重新成为国内外，特别是海外主流媒体关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说6月5号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这个杂志对中国企业总是有一些偏见。有偏见没有关系，关键是我们能不能从他的批评里面获得有价值的，值得借鉴的地方。6月5号这一期杂志对跨国并购进行了批评，认为中国的企业现在进行跨国并购是为了逃避自己在国内很难解决的一些问题，如资源问题、市场问题。他的评判比如海尔收购美泰克，它认为这起并购本意可能是为了获得品牌，获得技术，但是最终可能还是要走到自己习惯的老路，比如说利用自己的成本优势进行扩张，要获得成本优势，怎么办？往往就会把在原来发达国家成本比较高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的成本优势。我从他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来，对于海尔收购美泰克，协同效益的看法要大一些。因为美泰克15个生产基地有13个在发达国家，把它迁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可能进行效率的改进的余地要大一些。
同时我们看列举另外的批评是收购IBM被联想收购，很多基地都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联想从收购IBM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中国企业自身的优势，从对方的优势来看，它的判断实际上是很难获利。如果对一些产品已经进入中国的大公司，实际上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中国企业并购它，还会遇到在中国本土上碰到的问题，因为这些产品已经进入中国了。作为一家之言，像其他的一些媒体，《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很多看法，这些一家之言都可以供大家参考。提到一点，怎么确定战略，怎么进行整合，我先把我这几天准备讲课做了新的材料给大家讲一下。
第二，提供给大家参考比较有价值的，跟英国杂志的观点也是一样的。石振荣，他作为一个台湾企业海外化比较成功的代表，我看到他的研究报告谈到，中国的企业习惯于像《经济学家》杂志讲的并购之后把自己的成本优势延伸到发达国家去。我们发现这种延伸往往会受到当地的法规、工会这些组织严厉的抵制。它自己收购的德州仪器手提电脑的生产厂，仅仅处置这些存货按、打发员工花了一亿美元。这正好是德州仪器支付的问题。但是他的看法也比较积极，他认为中国的企业走国际化，必然要有这一步。有人判断，欧洲在四百年前企业开始国际化，美国在六十年前进行企业的国际化，日本在二三十年前才进行国际化，他们本土的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中国的企业进行国际化，现在从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跟当时的欧洲、美国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来说，中国还属于相对比较初步的发展中阶段。石振荣认为在本土没有发展好，很难做到海外并购。他的结论是，中国企业初期进行并购，会花一些代价，会犯一些错误，会有很多挫折，但是这是花钱买时间，它会缩短中国的企业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国际型企业所需要耗费的时间。这作为一个企业家的看法，也是值得参考的。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我们的近邻日本在二三十年前，作为大规模国际化并购的时候，浪潮过后，真正成功的并不多。但是我想有几家已经不错，比如说最典型的比较成功的东芝和丰田。我们刚才说影响跨国并购的因素很多，就像衣服上的很多纽扣一样，纽扣扣得比较好，衣服比较整齐，可能有它的原因，比如说技巧，有各自的原因。比如说丰田，丰田是非常彻底的当地化。在美国用美国人，在欧洲用欧洲人。宏基也是，贡献市场利润相当大的比重，它的总经理是意大利人。但是东芝走了非常不同的道路，东芝那里都是日本人，架构也非常简单。为什么？因为汽车你要熟悉当地市场，北京人政府机关的就喜欢奥迪，一般公务员喜欢别克，作为广东就喜欢广本，就需要当地化。如果确实技术好，质量好架构可以简单一些。三星用的是韩国人。
前面作为一个典型的，对中国戴有色眼镜建议的批评。《华尔街日报》采访我，我说你们的报纸登中国好的东西，总编室很难通过。他们的社长跟我解释，我们的评论部门和我们的新闻部门是两个《华尔街日报》，建议我以后不喜欢看评论就不要看，只看新闻。他们的新闻时效性比较强。《经济学家》这个观点也供我们参考。
我找了台湾企业比较成功的，中国的企业走向国际化可以极大地缩短中国的企业融合到国际市场的时间，可以花钱买时间，中国的经济结构从经济学上来说，是一个特别经济结构。前天我跟印度韩国的基金投资专家，我们交流他们都说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非常国际化，受国际市场影响比较大，你们这是自己感觉。包括我们在座各位，也感觉到韩国受国际市场影响比较大。从特定的经济指标测算，中国的指标要大得多，一个非常重要是外贸遗存度，中国今年超过70%，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会超过75%，两年前中国还是50%左右。通常我们印象中认为非常开放的国家，市场非常开放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说美国和欧洲就在20%到30%左右。今天的中国做企业做研究也好，如果没有全球化的眼光，那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跨国并购非常有价格。
对中国跨国并购，一个是狂妄，企业家认为自己能支配这个资源，自大。这个企业上市之后值多少钱，在市场上都能定价。第二，总经理希望控制的资源越多越好，自己上下洗手的机会也多。从这一点来说，对于国有企业大规模的海外并购，海外的经济决策界媒体也戴有有色眼镜，从我们的内控来说，对于大型的国有企业，内部制定不是很健康，出现代理人出于狂妄或者出于其他目的控制资源。这些批评我先花点时间给大家罗列一下。回到我今天讲的汇率，就是纽扣，汇率是跨国企业当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在2005年7月21日开始调整汇率以后，两个多月的时间，整个讨论会议过程中实行浮动，支持增值，有非常尖锐的讨论和分析，我们当时支持人民币市值增值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鼓励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整个汇率改革我们很笼统地把它说成汇率改革，实际上包含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汇率水平是不是合理；
第二，汇率机制是不是需要改革；
第三，资本管制是不是需要放松;
我们往往把三个问题混淆起来看，目前我们的改革第一步已经改了，1997年我们因为中国承担东南亚国家的责任，区域稳定的责任。我们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但是因为种种主管客观的原因，本来我们一直承诺的是有管理的幅度汇率制，实际操作过程中，关注美元汇率制。在1997年到2005年7月22号之间，中国的外汇管理条例，中国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幅度汇率制，我们写文章写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8.28基本不动。不仅反映1997年2005年之间，中国的国际竞争提高。在座的各位可以想一下，你们在1997年的时候所处的位置，包括每年的收入和2005年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通过一次性的升值2%的幅度体现了汇率水平的第一个问题——升值。为什么是2%？很简单，因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都在200亿到300亿之间，2004年是320亿，大概占中国的GDP20%左右，考虑到中国汇率进口出口的影响。温总理在今年上半年，很多场合已经讲作为一个敏感的企业家，其实也意识到，中国不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因为很多时候贸易有顺差，但是外贸企业规定赚钱，所以越卖越偏移，出口规模很大，贸易摩擦很大，没赚到钱。我看数字很恼火，污染我们的环境，污染我们的水源，用我们的电，出口搞贸易摩擦，最后偏移卖给他们了。所以现在一次性升值2%。因为今年由于整个脱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消费、投资、进出口，投资从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从3%降到2%左右，大幅度下滑，投资形成的产能，在国内找不到市场，去国外。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顺差390多亿，超过2004年全年的水平。中国的贸易顺差往往是下半年比上半年还多。很多研究机构的报告看到预测，全年的贸易顺差按照这个趋势可能超过一千亿美元。提出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又会有美国佬过来，按汇率，你不说320亿2%的升值解决问题，怎么又变成一千亿了。
第二，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要把经济增长从过分地依赖外需带动，展现内需带动。今年上半年测算，进出口超过50%，今年全年占的比重还会大，会带来很大的贸易摩擦，转向以内需为主导力量的经济方式，包括本土消费，这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重大转型。
第三，走出去。这是我们企业海外并购，保持收支的平衡。我们可以看一下，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措辞上，表现出了非常微妙的转变，中国的措辞仔细琢磨很有意思，比如说1997年亚洲风暴以后，每一次领导讲话，都提到“金融部门有一个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一个字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那么到后来2003年的时候，措辞变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的相对稳定”，这个地方很微妙。什么叫国际收支均衡？既是资本顺差有项目，这是不均衡。当时已经显示政策迹象是要么升值，把经济性的贸易顺差不追究它，要么把对外的项目对冲掉。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作为资源短缺的国家，世界各国都是这样，经常项目逆差。因为你需要进口大量的资源，要钢材钢材没有，要石油石油没有，所以我们要进口。我们国际收支怎么平衡，外资流入来平衡我们的资本。然而外资流入形成本国的产能，本土的竞争力提高以后，使我们有竞争力，我们出口可以出现盈余，就出现逆差，外资投资可以回收，我们叫做国际收支周期，外支管理周期，各国经过这么一个阶段。中国有很多特别的地方，我们刚才说7%以上的外贸遗存度也很特点，都是大国才有很高的遗存度，都是一些潜盘的经济体，比如说新加坡、中国台湾省、香港、韩国本来什么都没有，是浅盘经济，盘子很小，对国际依赖程度很高。本土的经济体系比较复杂，开始像开放的国家，对国际依赖程度并不高，中国是一个意外。中国与世界全球化的进展。近二十年来，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引人注目的事件，中国以比他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姿态融入到全球化的产业进程当中去，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外贸遗存度，进出口遗存度。在座的到浦东出差，好一点的酒店，住在行政楼层，早餐服务员跟你讲英文，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很少碰到讲中文，都是老外在那吃饭，每次去我都纠正，请你讲中文，这是中国经济机构独特的地方。
第二很独特的地方，资本项目顺差，如果讲简单化一点，我们利用国际上进口大量的资源，利用中国的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欧美换取钞票，换了也没有用。怎么放回美国的金融体系。实际上中国在近十几年来，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以来，近十年来，一直是大规模地向美国提供资本的一个国家，使我们的资本流向他们。而这个资本的运用效率实际上很低，为什么？美国的企业通过渠道获得资金，以优惠的政策进入中国市场，我们给它铺中国地毯，给他免税，等等。这使得我们的并购具有很大意义上改变中国经济结构，改变国际收支结构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的企业海外并购在外汇管理上政策的变化，实际上已经在悄悄地变化。我们刚才说整个汇率改革三个方面，汇率水平、恢复形成机构、资本管制。中国长期资本管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先流入，后流出，层层审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在外汇稀缺的时候这是有必要。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两个缺口，储蓄缺口，我看了一个资料，早期内部的资料，当时我们恢复联合国席位，毛主席派一个精明能干的领导人去演讲，挑了小平同志，快要出发前想，其他准备得好，主要想联合国在纽约，在河边，大家都去过，可能到那用人民币不管用，得用人家的票子，赶快从全国的银行系统，有美元现钞的汇集起来几万美元，庞大的代表每人分了几百块钱，小平同志把钱捐出来给小费。我九十年代出来的时候，每次允许我们买200美元的外汇，都是住在五星级酒店，我们留三美元，住十天就付小费了。那时候单方面的外汇管制可以理解。现在实际上面临新的问题，中国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大量储备流进来，然后购买货币，给我们造成这样的压力。中国的升值压力有一种不对称的结构导致，本来企业有资金流进来，也有企业把外汇资金流出去，我们现在的管制首先你有外汇资金收入，就是要强制，原来卖给银行，如果你有外汇需求你要经过审批再去购汇，从供求需求是不平衡的。我们知道经济学界有一个笑话，会说供给需求的鹦鹉也是半个经济学家，分析任何问题就是供给需求，把握判断能力就看出你的功底。供给和需求就可以看到，在座的各位去美国，本来花两万美元，供给被放大，你有一笔外汇收入，你本来想留着外汇，或者过一段时间你出去要用，你必须先卖，在外汇市场形成了多余的外汇供给。供给在放大，需求被抑制，人民币人为地增加了升值的压力。
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放松资本管制，放松资本流出的需求，让一部分外汇得到满足，避免人为地放大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外汇管制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2000年国家外汇管理就是管制资金流入，97年、99年年年大检查。97、98年我正在中国银行做副行长，那时候外汇业务比较大，有一些企业逃一点汇查得鸡飞狗跳。亚洲危机以后，有七八个部委打击骗汇。直到最近一两年才刚刚开始提出改革，资金流出管理要平衡，我们的措施开始表示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相对稳定。当时企业进行境外投资必须报当地的外汇管理部门，进行外汇资金来源的审查，首先查，然后审，经过层层审批之后才能放行。申请的时候不仅要提交投资回收计划，怎么回收，企业经营报表，外汇资金来源证明，证明投资所在国所在区的信誉投资风险登记，投资管制状况等等。有相当不少的还要求当地的中国试管出据审查意见，那是非常困难。整个复杂的程序，外汇管制的程序复杂，盖章要盖好多，攻关要攻很多关。让企业望而生畏。这几年企业有这样的管制状况，在管制情况下，很多海外企业只能想办法，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白老鼠、黑老鼠有猫就是好老鼠。很多我们的企业想办法。比如说有一些企业，我们金融界人士做事很荒谬，通过员工开旅行支票出去，没有钱没办法出去。在这些情况下进行超过十亿美元的并购，带旅行指标带100美元了不起，大家轮流出去，派一百个人，带一百万旅行支票很难。
“十六大”报告中开始提出来，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字眼，第一次把“走出去”提到一个高度。应该是在2000年，“十六大”报告的第三年，在杭州第一次开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会议。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此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外汇管理局启动政策管理，其他年度工作会议我们很少参加，像人民银行、保监局，我们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参加。最近几年外汇管理部门，央行工作报告对“走出去”措辞开始明显转变。明确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上海等24个省市为试点地区，放松了300万美元的审批，同时允许境外的企业保留利润。到第三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取消利润的保证金。《行政许可法》是好东西，使机关不得不交出权限，地方和审批的全县提高到一千万美元，地方的外汇管理。境外的投资外汇额度，年初的33亿美元增加到50亿美元。购汇外汇打开之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开始从灰色地带转入到公开，从小规模开始转向参与国际兼并重组，中国公司的并购潮是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来推进的。
也有优秀政策，国家的银行开始提供支持。2001年11月12号，国家发改委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发通知，对北京的信贷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每年的信贷银行里面，支持重点项目，享受国家的优惠。国家开发银行也在开始参与相关的工作，从我跟他们的接触中发现他们也参与了。我在上半年去了巴西，巴西的铁矿占全世界相当大的份额，看到中国包括大陆的钢铁商人，说没有金融支持不行，大家知道今年日本钢铁砂价格上涨，最先统一上涨的是是日本钢铁公司，据商人讲，我没有经过证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人，本来铁矿砂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中国实实在在掏钱。巴西一个最大的铁矿砂，巴西最大的铁矿砂公司属于巴西的公司。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经常把铁矿买下来，我来借。但是很多国家一旦出现政治动荡冲突，想把我们的铁矿砂卖了，我们现在跟阿根廷，跟智利打得火热，历史上少则五六次，多则七八次没收外国资产的情况。中国银行也遇到过，我在中国银行工作，中国银行马来西亚分行，我们也没收别人的，这都是投资的政治风险，我们用的是现在比较原始的投资、建厂自己拥有。我们经常开玩笑，你可以不喜欢日本人，但是你要学习日本人的投资方式。比如说他们的铁矿砂怎么做？你要开采铁矿吗？我给你出钱，信用银行、开发银行给你贷款，不是要挖掘机器吗？我出钱给你可以吗？买日本的更好，买其他的也可以。铁矿建好以后，要运出来吗？公路、铁路也是日本出钱建，运到港口运走了，港口也得出钱，整个过程他都给你掏钱，矿山还是你自己的。但是每年一定比例，40%和60%煤的产量，要以极低的价格签定合同运到日本，这有风险，保证了稳定的煤矿褐铁矿。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海外投资里面没有金融的支持和金融的服务，也很难做大。中国的商人想找找银行能不能提供这方面的支持。今年上半年，进出口银行956亿人民贷款里面“走出去”的项目占80%左右，但是进出口行业的份额也很有限。我们的会议主办方让我准备一个讲义，这两天专门找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是从各个方面，海内外的资料。我讲课没有按照讲义讲，大家有兴趣翻一翻。我讲的是围绕讲义的课程找的一些新的资料。
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第一，从海外的媒体来看，主流的媒体对中国的“走出去”有很多的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意见也不是坏事，不能把中国企业批评坏，其中一些合理的意见值得我们汲取。比如说中国企业的优势，主要是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延伸到发达国家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你收购大的品牌最终可能要改进主要的余地，从发达国家转到发展中国家降低成本。转换的过程有难度，我们要重视企业狂妄自大的动机来进行并购，我们要防范国有企业在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了盲目扩大代理人的资源的范围进行并购，这是我先讲第一点。
第二，以一个台湾成功的，也是我们华人成功的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例子。石振荣自己的反思，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并购会交一些学费，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特定结构的今天花钱买时间，我们不能等到发展到欧洲全世界的水平，美国和日本的时候，再去国际化，中国等不及。
第三，外汇管制在配合中国“走出去”简单的例子。
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提问：
谢谢巴老师精彩的演讲。
一个月之前在深圳见过巴老师，到我们招商银行做了演讲，有两个问题想问问巴老师，第一，在目前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背景之下我们发现许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纷纷地参股我们的国有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一种声音，认为目前我们国有银行改制中存在低估贱卖的现象，结合目前人民币汇率浮动期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们经济金融安全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您怎么样看待目前我们国内银行走出去的时机，如果它实施跨国并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巴曙松：关于银行以及战略投资者的问题，从局外人和亲身参与者感受是不一样的。对外贱卖这些担忧，我正好也被一家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聘为重组引资顾问，由于保密条款不许透露任何信息。我们从外面来看的时候，跟国际投资者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看法不一样。后来为了做好顾问工作我专门找了韩国和日本的银行，他们引进外资所面临的职责跟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韩国的韩易银行，也是被新桥收购之后，不亦乐乎。日本长崎银行，被美国新世纪中心收购。有这样的问题，银行自己做假账，做不下来，资本运作力不够，外商想买，股东说想买就买。因为你做了假账，因为你的资本重组力度不够，不良资产不准确，要求做审计，一审计出现很大的漏洞。本国的监管者和银行不希望你公布这个数字，你公布就暴露了很难堪，好像以前做得很糟糕。最后国际投资者来定价，严格把不良资产分清楚了，资本金分清楚，银行值多少钱。他也给你一些意见，你是本土的客户，你有品牌，包括你也了解。我们的定价按照报表来定价，一公开之后肯定会有人批评，批评不亦乐乎。所以我想作为东亚文化在银行界不太透明，强调民族情绪，使得引资过程中容易产生批评。
从我个人参与银行融资的情况看，从国际上对银行的估值有现成的方法，现金的折现，同国外银行的比较，而且有很多银行在国外报价里面，已经充分考虑本国的准入，你要想进来付一个议价。我们只能说保证在整个引资过程中的公开、透明和竞争性，让更多的人来，只要不是采取封闭的，要采取一对一的竞争，相互之间投资者也是有竞争的。我参与的这家银行投资者竞争都很激烈。所以我想可能不要停留在简单的层面，我们要讨论就讨论具体的物质层面，资金缺口有多大，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目前我们的引资，这些银行基本上定价比较确定，对我们银行的改革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银行引资之后进步非常快。当然也不是说银行非得引资，招商银行不引资做得非常好，比做引资银行的信用卡做得好，可以通过学习，引资只是学习的一个方式。至于说我们银行走出去，可能是跟企业走出去，我们讨论企业走出去、银行走出去是其中的应有之意。把企业和银行分开之后，银行走出去的主要是跟随战略，我们的企业出去了，你的银行还不出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其实早期的策略由中国来做。中国银行在在海外有50多家机构，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为它在国内的客户走出去，得跟随一下。中国银行在香港做过，只有香港是做本土化，其他都是为本土化服务，不用讲英文，中国银行可以工作下去，这是很高级程度的状况。我们的企业，比如招商银行要出去，首先要明确你自己的策略是什么，本土的这些企业、本土银行业务空间大得不得了，你要出去是要达到什么目的？是要学习它业务开发的能力，还是其他。比如说像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在香港已经有一些研发的基地。我定期采集国际银行业务创新的新品种、新动向，除此之外更多的并购很难说有实施重大的作用。前一段时间我参与银监会的考试，我是委员，要进入或者提拔要通过考试委员会，其中有六个海外委员，两个国内委员，海外委员谈起来中国银行市场都眉飞色舞，中国庞大消费者信贷市场。从银行角度来说，我们的企业更多是拓展本土市场，学习海外银行业务创新、业务开发经验。
提问：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宏观调控的关系。我们看日本的情况，日元一次从360美元兑换308，最后到208，我们国家的改革一开始换一个思路走，小步走的策略。但是市场上很多研究者或者经济学家都认为，即使如此，可能中国的经济仍然会面临类似于日本大会说的长期放热的过程，这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或者过热，都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因素。
现在国际上原材料价格，尤其是油价创历史新高，三季度以后通货膨胀会得到遏制，但是高油价对中国的影响仍然不能忽视。在这种情况下，在高油价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背景下，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对通胀收缩这两方面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
巴曙松：回答长问题的好办法就是尽可能回答得简短一些。
第一，人民币汇率的适度升值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我们做了一个测算，人民币升值5%左右，对于我们升值物价有一定的比例，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物价下滑零点几个点，有助于控制物价。同时更重要人民币幅度加大和稳定缓慢的升值可以增大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原来的货币制度下，在国际上不可能控制汇率利率这么流动，汇率升值了。
人民币升值的方式，目前我们采取的措施你说得很对，第一是调整幅度比较小，有我们的理由，是贸易顺差。下一步的调整，目前来看我们的政策动向是交给市场来定，到底证监会在哪里，由外汇市场来决定。我们现在官方所做的事是放松管制的各个环节，我们转成一元社会，银行愿意保留多少外汇，也开始实行扩大管理，对于企业走出去需要的外汇，放松审批。把企业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然后去探索一个汇率水平，现在没有出现人为干预的迹象。很多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有一个误会，我们发出报告的时候，7月21号修改的时候，22号召集经济学家做总价的时候，我们当时谈了几个意见，现在海外金融机构对中国理解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参考货币，只是参考，怎么参考不告诉你。第二是初始调整，以为还是可以接着调整。初始调整，我们要加入中法班，我们制定一个奇怪的标准，体重不能超过多少不能上这个班，我们要初始调整，后面的调整交给市场。
提问：您刚才提到三角问题，在国内通货膨胀情况和资本流通，这三角不能维持。因为现在处在金融业改革的一个关头，可以说对信贷政策和国有银行改制，是非常重要的转型因素，一般大家认为，这个问题不大可能被放弃。另外我们国家外汇机制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问题，不会轻易让步。你认为我们现在可选择的余地是不是非常小？
巴曙松：不可能三角指国际金融宏观调控里面，对于汇率利率不可能得到。
提问：对中央银行一个越简单的目标是容易达到的目标，如果现在中央银行考虑通货膨胀，国有银行改制，外国机制的问题，会不会是会有更大的难度？
巴曙松：这个问题应该问中行行长。大家都希望问题非常简单，但是实际上现实生活中本来就是一个多种成本收益权衡的过程，这几个问题也是相关的。国有银行没有改革，中国的汇率不可能动，这都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不走出去我们竞争力很难持续提高，我们汇率很难稳定。表面上不相关的问题，内在有很紧密的联系。
提问：目前看起来中国企业国际化是趋势，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进国际市场并购。看到这些企业无论是TCL还是IBM，是否是完全成功还是模棱两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石油还有海尔在国际并购的失败，我们想听一下巴老师的看法，国际企业在并购中注意哪几个方面？
巴曙松：从并购理论角度来说，表面上来说没有很大的差别，你自己对于并购价值的能力，你估值跟他估值有差异，你能更好利用这块资源你收购它，这是发现目标的能力。第二是整合的能力，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惯例，40%是失败的，只有20%成功，这个整合能力无论是在海外整合，还是国内整合，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中国的这几个企业，比如说格林科尔，最近在《南方日报》企业的正版，企业的整合能力，一个大的企业，国际上达的企业总有一个特别核心的竞争力，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主要的企业走出去，还是低成本、成本优势。我们有13亿人口，我们一个人口用你一件东西你就怎么样，是这种。我们其他方面有这个优势，能不能扩展，能不能延伸到被收购的企业，比如说像德龙，它几乎收购了所有的企业，都想做到业内的第一名，可能吗？我们已有的国际形势上，用强大的物流和整合能力。戴尔看起来很简单，戴尔运作起来不容易，整合上下的企业。也有IBM强大的控制能力。还有比如说对于文化的认同。像IBM和戴尔在整合过程当中都讲过一句话，企业文化看起来最柔软了，但是整合起来是最坚硬的。标牌一掀成联想，企业文化差异也很大。
实际上从购并角度来说，跨国并购和国际并面临的问题都一样。从早期进行谈判，到后期整合面临的问题都一样。（时间：2005-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