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经济高速增长一般都是伴随着充分就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都在长达20年甚至更长时间地维持了充分就业。国际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和就业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是我国最近却出现了一种反常：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带动就业能力不仅没有上去，反而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从整个90年代来看，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概能够带动120万就业岗位的增加；但是进入到90年代后期，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概只增加了80万不到就业岗位[i]。

进入新世纪，就业增长率虽然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仍然存在较大差异，“高增长低就业”现象明显。2000年GDP增长8.0%，就业增长0.8%；2001年GDP增长7.3%，就业增长1.3%；2002年GDP增长8.0%，就业增长1.0%；2003年GDP增长9.1%，就业增长1.1%。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在改革初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约0.4%的就业增长，但到了2000年，这一拉动作用降低到只有0.1%。

对于这种反常的经济现象，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是由于经济结构和相应的产业政策出现了问题。认为我国在高增长阶段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剧烈调整过程中，“出现了‘摧毁’岗位远大于‘创造’岗位的现象”（胡鞍钢2002）。在这个认识之下，提出的政策建议业大部分是针对产业政策的调整。如，采取就业优先的产业政策，重新分配社会的资源，鼓励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充分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等（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林毅夫，2005）。但迄今为止，这些看似显而易见的建议，在实践中却是效果不彰，对经济决策实际过程的影响更是非常有限。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从另一个角度来重新思考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不是仅仅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在产业结构背后是否还存在着更底层的经济原因？本文力图表明，就业问题不能仅仅从产业政策角度解释，在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同时，还涉及到空间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空间因素甚至可能比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

2.     宏观经济现象的空间解释

空间政策在这里指的是，如何组织经济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在空间上的分布，以及由于这些不同的组织方式带来的宏观经济效率（就业、需求、投资、产业结构等）的差异。在主流经济学看来，空间政策和就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在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中，空间因素都被隐含地假设为无差异的。按照学界主流观点，解决就业问题在微观，主要是工资的刚性，宏观则首要是货币/金融政策和产业结构。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产业结构偏重，没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排斥了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我们要通过加强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服务业、加工业）来增加就业渠道，扩充就业的规模（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

根据这一观点进行的大量研究，无疑提供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但仍然有很多问题，并不能完全从产业选择角度得到满意的解释。日本、韩国经济起飞阶段，采取资本密集型取向产业战略，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充分的就业。那么为什么我国采用类似的战略，就不能够达到充分就业？我们认为，我国同日本及四小龙发展上的不同，不仅仅是在产业政策上，更主要的是在空间政策上。正是空间政策的差异，导致了我们在就业效率上的差异。

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一种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工业的发展与城市化发展脱节。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生产要素并没有像其它经济那样进入到城市（更不要说向日本和四小龙经济那样，向少数几个城市高度密集），而是采用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工业化的模式。改革开放后近20年之内，乡镇企业保持了30%左右的高速增长[ii]。我国农村地区工业部门的产值，一度占到整个工业总产值的大约50%，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现在，大规模的外资企业，依然沿袭同样的路径：不是集中在城市，而是沿着交通干道，散布在广大的地域里。这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我国工业化的很大一部分是农村发生。这是我国城市化道路，与其他国家城市化道路最大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决定了我们在宏观经济指标上（高储蓄率/投资率、低消费率、高出口依存度等）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就业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反常，只不过这种特殊城市化道路伴生的一个必然结果。

显然，如果我们不能从理论上解释高增长、低就业的经济学原因，我们就无法提出有效的对策和措施。那么，空间因素到底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抛弃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并转向建立在垄断竞争基础上的新理论。

根据垄断竞争的生产者理论，生产者生产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相同的。生产技术的函数是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而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议的那样由劳动力和资本）决定。在可变成本一定的情况下，生产的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价格就越低（分摊固定成本）。垄断竞争的关键，就在于那一个竞争者能够占领最大的市场。垄断竞争只发生在最优生产者和次优（the second best）生产者之间。产品的价格是由最有效率的生产者决定的。定价的原则，就是刚好将次优生产者完全排除出市场（此由次优生产者利润为零），最优的生产者实现生产规模及利润的最大化。均衡的市场上，理论上最终只有一个最有效率的生产者。因此，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市场的规模决定了生产者的效率。

垄断竞争的消费者理论，则假设每一个消费者的偏好都是不同的（每个消费者都希望消费专门为自己定制的产品）。由于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了降低产品的价格，满足生产者对规模经济的需求，就必须牺牲效用，与其他消费者集体消费同样的产品。当经济规模逐渐扩大（人数增加或收入增加），足以支撑新产品的生产时，市场就会分裂出更加专门化的产品，从而减少消费者的效用损失。换句话说，消费者喜欢多样化的产品，生产者喜欢需求量大的产品。而市场总体规模的扩大，可以有效折冲两者的冲突——同时增加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减少生产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和消费者的效用损失。

按照这个理论，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就站到了经济增长的核心位置。在传统的经济学里，市场规模是由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定义的。在引入交通成本后，市场的边界就必须同时引入交易半径。也就是说，在真实的世界里，市场规模是由一定交易半径内居民的数量和可支配收入的乘积决定的。在这个半径里，市场规模越大，达到生产者最小规模生产下界的需求越多，市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种类就越多。

交易半径的引入使得空间成为经济学中有意义的分析对象，显然，在人均收入一定，交通技术与经济制度不变（这意味着交易半径不变）的条件下，单位面积内人口数量，亦即空间密，成为决定市场规模至关重要的一个变量。而进一步的研究则发现，人口空间及其它经济要素在空间上分布密度的不同，对经济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影响是不对称的：要素分布的密度对消费方面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生产方面的影响。

3.     空间对消费效率的影响

让我们首先来看消费一侧。我们知道，生产是有效率的，同样，消费也是有效率的。所谓消费效率就是用同样的收入，可以买到的物品和服务的数量。提高消费效率，就是使同样的收入所能购买的物品和服务最大化。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有一个百万富翁，他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定的，他的收入、消费倾向也完全一样，那么无论他住在城里和住在农村，他的名义财富应当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他的实际财富在不同密度的空间里却可能完全不同：一个百万富翁在城市里可以有很好的消费，可以买汽车、买电视，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消费。在城里，他即使没有100万，只有10万、20万也可以活得很好，因为他可以和很多人共享基础设施，他的消费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但是，比如说得极端一点，一旦这个百万富翁搬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沙漠，他的财富就会变得一文不值。因为要看电视，他就必须自己拉电线，还需要自己修建变电站、电厂。同样他也不可能仅仅买汽车——因为买了汽车之后没有加油站，就算你有了加油站之后，还需要炼油厂。所以实际上，一个百万富翁的财富在一个鲁滨逊世界里面是没有价值。

尽管在统计上，一个百万富翁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其名义财富没任何差异，但在真实世界里，空间经济要素的密度不一样，他的财富的真实价值却可能完全不同。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财富空间缩水（或膨胀）效应”。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真实财富取决于消费的效率，而消费的效率是空间密度的函数。这是消费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也是导致经济供给和需求不对称的一个重要原因。

市场规模取决于人均可支配财产和人口规模。其中有一个空间成本，如果空间距离太大，同样的钱就没有办法取得相应的消费，人均可支配的真实财富就会缩水。这就意味着，同样是挣1000块钱，农村人的1000块钱就可能不如城市人1000块钱值钱。为什么这么说？比如，城里人买一个洗衣机以后，很方便地一接电源、一插水管就可以使用洗衣机，各个方面配合都很好，一旦坏了打电话就会有人来维修。但是可以想象，如果在农村，仅买洗衣机还不行，还需要有电，有了电还得有水，------由于在农村，消费者住得非常分散，如果专门为几户人供电成本会非常高：按低压供电，线损就会增加，如果高压供电，设备和管理成本就会增加，无论那种方法，农电都会贵过城电。同样的道理，通信、供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提供的成本都会大大高于城市。服务更是如此，无论家电维修、商品配送、还是餐饮、医疗、教育服务，低密度地区的成本，都会远高于高密度的地区，这意味着，同样的货币，在农村只能对应较少的产品和服务。因此，统计意义上相同的财富，在农村和在城市却可能是大不相同的。

这种分散的工业化模式是我国和其它国家一个最大的不同：在工业化过程中，从产业政策上看，有采用以重工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作为增长的国家，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服务业带动增长的国家；有从市场经济直接发展起来的国家，也有像我国这样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国家。但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只要进入高速增长，都可以实现就业增加。

而我国在人口空间分布上选择了一条全世界其它国家都没有采用的路，就是前面提到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种空间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大量的工业生产的行为发生在农村和广大的人口稀少之处，而不是发生在城市。根据建设部报告，乡镇企业80%设在村落，12%设在集镇，7%设在建制镇，1%设在县城。工业就业的分散，造成空间要素（主要是人口）的分散，绝大多数“点”达不到多数第三产业的“门槛规模”。第三产业就业的门路一被限制，同样的投资和产出，消费一侧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了许多。潜在的消费无法形成真实的需求，就会导致生产过剩。反映在宏观上就是城市化水平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因此，尽管生产可以高速增长，但就业却出现严重不足。

4.     空间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生产。看一下为什么需求不足的经济，却可以依赖供给的高速增长，带动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

现在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消费不足，由于消费不足造成生产过剩。按照萨伊定律，供给同时产生他的需求，你把100块钱的东西卖给我，同时你也就有了100块钱的消费能力，这个过程中，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一定是对称的，不存在过剩和短缺的问题。

但是我国却在目前消费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现象，为什么？

这就必须通过国际经济的分工来解释：分散生产使得工业化生产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生产，从而抵消了远离城市的不便（如运输和分工）。因为在广大农村地区，首先土地便宜，第二劳动力便宜，第三可以通过逃避污染管制和税收管制，减少城市行政管制（工商登记、质量监督等）节省成本，这样就可以把产品的价格压得非常低。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和中国用如此低的成本来竞争。对于生产来讲，同样的货币成本，在农村就可更“值钱”（财富价值的空间膨胀）。所以中国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出口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从上一个20年发展来看，我国乡镇企业平均下来大概是以约30%左右的增长速度，而其出口交货值增加比这个速度还要快，达到60%，占产值比重比例已经达到48%，而整个中国工业的出口交货值占产值的比重不到1/4。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出口出现下滑，外资企业开始取而代之。但这些企业在中国依然是循着类似的路子——避开成本较高的大城市，沿交通干道，分散在广阔的地域空间内。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非常有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大幅提高，2003年达60.11%。从全国范围来看，出口加工贸易比外商投资增长得更快，1983年至2003年外商实际投资额年均增长18.2%，而同期加工贸易出口则年均增长27.3%，加工贸易进口年均增长23.8%.其中，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起了主要推动作用。1981年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仅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0.33%，其中进口和出口分别占0.15%和0.50%；2003年则升至55.5%，其中进口和出口分别升至56.2%与54.8%（刘志彪，张晔2005）。

可以看出，我国生产增长，不是依靠的国内的消费，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国际市场需求基础上的。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国贸易依存度超过70％，不仅远高于美国(24%)、日本(25%)、欧盟十五国(26%)等发达国家，也高于俄罗斯（55%）、印度(27%)和巴西（30%）等发展中国家（胡鞍钢，2006）。这不仅在经济大国中是十分罕见的，甚至在出口导向为主的小国中，也不多见。

但这种低成本，是靠透支资源和环境维持的，社会成本并没有计入在内[iii]。特别是这种分散式低成本扩张，不仅没有创造新的就业增量，反而由于其超常的“竞争力”，导致原有就业的减少。根据胡鞍钢2002年的一项研究，“从1995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呈下降趋势”，“制造业不仅不能成为‘就业机器’，而且还在不断排斥劳动力，累计已经减少了1760万就业人员，下降了18%”。胡鞍钢进一步预期“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农业还是制造业就业人数都将呈进一步下降趋势，今后5年可能减少10%-20%”（胡鞍钢2002）

5.     不对称的空间效果

消费与生产对空间的需求不同。对于生产来讲，只要能以较低的成本接近市场（交通），生产成本对空间密度并不敏感。相反，如果较低的密度可以减少要素（劳动力、土地）的成本，生产反而希望远离高密度的地区。迅速降低的交通和通讯成本，使得远距离组织生产成为可能。但消费则不然，对空间要素的密度非常敏感，一定要集体消费才可以有效率。因为，不可能单独给每一个人去提供理发店，给每家每户去建餐馆，只有集中起来，才能分摊成本。由于前面提到的我国特有的城市化道路，生产在非城市地区离散分布，使得人口无法在空间上集聚，导致提供产品、服务和各种基础设施的成本非常高。当实际消费时，生产出口后换得的美元，在消费时出现“缩水”，无法在国内产生对等的消费并带动相关的就业[iv]。

由于分散，在农村公共设施和服务提供的效率太低，农村居民的许多消费需求，都不得不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提供。这无形中就损失了很多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现在，不少建议都提出要放开第三产业，增加就业机会（胡鞍钢，2002）。实际上，第三产业从来就没有被限制过，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要工业化，不要城市化”的发展策略所导致的人口的离散分布，使得第三产业发育的成本太高，达不到服务业规模生产的下限门槛（人均收入越低，交易半径越小，需要的门槛密度就越高）。因此，除非人口在空间上足够的密集，否则，所有发展第三产业的建议，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这不仅仅反映在基础设施的提供方面，同时也反映在公共管理服务的提供上。我国农民的负担为什么这么重？就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要提供给农民的不仅是基础设施，还要提供公共社会服务。如政府就要提供计划生育、安全、工商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服务，而这些服务都是需要有人来做的。零点调查公司最近的公布一份调查（零点公司，2006）表明，按照GDP比例指标，中国公务员高于日本近20倍！许多人因此得出简单的结论，认为应当大规模压缩公务员。比如江苏就在酝酿进行乡镇五合一的计划，把20万个乡镇精简到4万个左右。但以往的经验证明这样的压缩用不了多久就会反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考虑空间的因素。

城市里因为人口非常密集，容易管理，一个居委会可以管理成百上千户居民，一个派出所也可以为很大一片人口密集的居民区提供安全服务。但是如果面积很大，人口密度很低，受服务半径的限制，提供同样管理和服务的成本，只能加在很少的居民身上，这些农民的负担就会非常重[v]。理论上讲，如果农村长期保持在这种低密度状态，除非不给农民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否则农民负担就降不下来[vi]。同样，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空间政策，仅从行政编制上入手，基层公务员的编制即使压下来，也很容易反弹。否则就无法维持必需的公共服务。

所以，如果不能有足够的人口密度（取决于交易半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能共享基础设施，消费成本就降不下去，补助这些地区再多的钱，还是一样贫困。要想解决贫困的问题，要想把被抑制的消费潜力发挥出来，很重要一点，就是让这些地区能有足够的密度。非如此，不能提供有效率的供给。提高人口密度也许并不是提高消费效率的唯一手段，但却是提高消费效率的一个前提。如果大家住得分散，就根本不可能有高效率的消费。

由于空间对生产效率与消费效率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一涨一缩，就会造成一种特殊的宏观经济经济现象：从供给一侧看，我国经济的生产效率非常高；但从需求一侧看，消费效率则非常低。两者效率的差异必须通过国际市场的需求来弥补。当经济规模比较小时，国际市场的很小一块份额就可以平衡生产—需求效率差产生的缺口。但是当一个经济的规模非常大时，就会通过国际贸易将这种经济上的不均衡，输出到世界上经济中，并造成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反映在我国宏观经济上，就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内需则长期不振。

我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顺差对GDP的贡献）已经高达35%以上。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如此高的国际市场依赖度，将会越来越难以为继：世界上不可能有足够的市场（更不要提政治意愿了），消化中国产生的如此巨大的供给。现在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之所感到越来越无法忍受，就在于我国的经济只产生供给，而不产生需求——只抢占别人的市场，而不能提供新的市场——的“多出少进”的经济模式。从长远看，这势必激化我国的国际矛盾，反过来限制我国外部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各种贸易壁垒急遽增加，预示着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已经快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