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势与判断
　　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后，社会解读非常混乱。
　　任何政策，不论出发点如何，最终都要看其实际的效果。
　　由于错误的政策解读，导致很多城市，小产权物业价格飙升，资本大量涌向农地，城郊违章迅速抬头。虽然后来国土部和建设部紧急制止小产权，使这股浪潮得以暂时遏制，但农地补偿大幅上涨预期，依然导致征地拆迁阻力急升。很多城市，过去一年较大规模的土地征用基本停止了。很多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道路等线性工程）半途停工。
　　尽管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也都有过类似表述，但对实际的影响远没有这次大。会前，一些中央的“智囊”机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高调宣传，使得原来将信将疑的人觉得，这是最高领导层的意见--“这次可能是动真的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过去几年征地、拆迁难度的增加，使得学界、舆论界、政界形成了现有模式“难以为继”，必须另起炉灶的共识。
　　但以我在基层的观察，这个所谓的“共识”，并不反映全部的现实。现实中，钉子户是少数，暴力拆迁是个案。大部分被征地、拆迁的人，比拆迁前改善了（甚至是巨幅改善）。现今征地拆迁难，大多源自于不切实际的补偿诉求。
　　随着温饱的解决，居民希望自己的不动产能更多地分享未来社会财富的增长。索要高额赔偿，是所有发展模式在这一阶段共有的现象。新加坡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据李光耀回忆，90%以上的征地拆迁都导致诉讼（但政府打赢了每次官司）。世界上没有轻易的成功。中国也不会例外。
　　盛世危言，夸大危机，是书生参政的惯常做法。问题是不少身居要位、只爱惜自己羽毛的官员（中央到地方都有），面对暂时的困难（舆论压力、群体事件），惊慌失措。他们不是想要怎么解决问题，而是忙于指责别人。
　　厦门PX就是如此。现在PX的后果已开始向变电站、垃圾焚烧场、殡仪馆甚至医院这样的公共设施蔓延。一个直接的后果结果，就是导致政府为发展经济获取土地失去了正当性，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改变现有土地制度的呼声。
　　土地制度攸关国运。在此关键时刻，中央一定要有战略定力，不为危言所动，不为舆论所控。敏锐发现危险，坚决果断出手（就像这次快速遏制小产权房）。此时的任何犹豫含混，都可能给基层带来难以逆料的思想和行动混乱
　　二、改革与底线
　　习近平提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土地制度变革，首先要想好“最坏”的可能是什么？“底线”在哪里？有没有退路？没有经过详细的设计，仓促进行教科书式的改革，很可能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风险
　　农地，特别是郊区农地，自由入市的有可能触到的第一个“底线”，就是地方政府土地融资剧减。其结果将全面影响从高铁、公路到小学、医院等各类社会资本积累速度。现在全国通过土地抵押融资，每年达6万亿，加上土地收入4万亿总数超过10万亿。离开现在土地财政，根本找不到替代的融资模式。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多年，但积累下来的人均资本依然不到美国13%。如果放弃土地财政，即使赶上发达国家社会资本如果还存在可能的话，时间也会大大延长。“两个百年”目标，基本上就是一句空话。
　　更危险的是，目前地方债务的绝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以土地作为抵押。一旦一级土地市场崩溃，地方政府的信用就会破产。高达6万亿的违约，会给银行带来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如果被迫接受国际资本援助，势必危及经济甚至政治自主。届时，社会每一个阶层都将无法幸免。这是放弃土地财政可能触到的第二个“底线”。
　　第三个“底线”，就是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补助迅速枯竭。中国的税率高于多数国家，之所以在全球市场上有超强的竞争力，端赖地方政府的补贴（包括地价暗补）。而地方政府的补贴，大部分来源于土地收益。一旦企业竞争力不再，逆差就会剧增，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迅速耗尽。人民币的信用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就会一落千丈（很多人把现在巨额外汇储备视作理所当然，完全忘记的当年捉襟见肘的苦日子！）。
　　同时，企业的大面积外移或倒闭，也会导致以依托增值税作为主体税种的中央政府收入显著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转移支付、重大国防装备投入、应对金融风险能力的全面萎缩。国家的稳定、政治经济安全形势都有可能恶化。
　　有学者说，我们可以仿效发达国家，转向税收为主的财政。但中国边际税率已经不低，很难再增加新税种。能否可以先减税，再加税？理论上也许可能，但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中国是间接税为主的税制，政府减税到不了居民个人账户。但加税则是直接影响个人收入。
　　如果政府把企业的间接税免掉，转而向个人强行征税，党的执政基础很可能会在一夕间崩溃，大规模社会动荡将是可以立刻预期的。因为我们要开征的是一个要替代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的税种，而去年地方政府的此项收入超过4万亿！世界历史表明，几乎所有的“革命”，导火索都是加税。这是土地制度改革可能触到的最大“底线”。
　　任何改革，首先要计算好成本，研究好退路。决不能还没有明白“底线”在哪儿，就鲁莽出手。
　　三、坚持与变革
　　中国的改革模式，前所未有。行百里，半九十。我们已经接近峰顶，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关键时刻，我们最需要的是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过“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毛泽东选集》笫二卷412页)。
　　1938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今天，中国的城市化也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所有的国家，在城市化的这个阶段，都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大阻力。这是正常和不可避免的。此时放开小产权，允许农地自由入市，中国经济极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经济学有不同的界说，但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在城市存在一个庞大的不支付公共服务成本（“小产权”的经济学定义）社会阶层。这些居住在成片贫民窟的市民，一旦超过城市人口的一定比例，就会通过选票维护自己的利益，城市化就会被长久锁定在“中等收入”无法升级。这就是为什么掉入这个陷阱的国家，迄今还没有一个能成功从中爬出来。
　　我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要渐进式调整，要充分利用现有机制（土地财政）的潜力，快速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然后，分几十年，逐步把积累增量为主的经济（土地财政），转变为维持存量为主的经济（税收财政）。
　　为此，现在的土地融资模式就不能完全放弃。土地财政的本质，就是一个积累原始资本的工具。工具无所谓好坏，关键是如何使用。前一阶段，土地财政主要用来积累政府的公共设施（铁公基）;下一步，要转向帮助居民积累个人资本（通过“先租后售”保障房制度）。
　　当前工作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尽快在城市形成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从而极大地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就如同当年的土改）。只有建立了巩固的政权基础，才能为更困难的改革（比如税收制度）赢得宝贵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