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空间增长的分化
    美国规划师约翰?弗里德曼（1966）（John Friedmann）在《区域发展政策》（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一书中，将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边缘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推广到空间分析中。在《极化发展理论》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将“核心—边缘”归纳为解释区际或城乡之间非均衡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空间经济系统均可分解为核心区和边缘区（Core and Periphery）。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核心—边缘结构迅速形成。原本互不关联、独立发展的城市地区变得日益紧密，凡是靠近核心地区的城市迅速增长，反之，城市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城市间人口移动迅速取代城乡间人口的移动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模式。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分化日趋明显。核心城市进入自主增长的同时，边缘地区的传统增长之路已被阻塞。少数核心城市继续增长的同时，大量边缘城市增长减缓、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城市规划迫切需要为此类城市寻找一个新的增长模式。
    1  两种增长模式
    同基于均衡的空间分析传统不同，本文在竞争的基础上（赵燕菁，2016），构造了一个新的增长模型，以区分不同类型的城市动力。
    1.1  成本型增长与效用型增长
    首先，城市被定义为公共产品的集合。假设所用消费人①偏好和预算不同，我们可以将消费人按偏好大小和预算多少在X轴上连续排列。然后，我们用Y轴表示公共服务的价格和消费者的预算。城市的规模取决于有效需求——有正的预算和正的偏好消费人的集合。显然，当价格是消费人能否消费城市公共服务的主要约束时，公共服务价格越低，负担得起的消费人就越多，城市规模就越大（图1）。此时，城市存在效用剩余——消费人需要城市公共服务但却负担不起。城市规模的大小，在X-O-Y组成的客观成本象限里获得。我们将此类基于预算/成本的城市扩张，定义为C型（cost）扩张（图1）。
    我们将城市的客观成本放到X-O-Z组成的象限里。Z轴表示公共服务的效用。假设每一个消费者效用不同，且在X轴上自O点向外递减，当消费人边际效用为零时，我们就可以获得公共服务效用限定的增长边界。随着消费者预算的增加（或公共服务价格降低），预算限定的边界不断扩大。一旦这个边界越过效用边界，价格的降低就不再影响城市的规模。城市规模大小取决于效用的大小。此时，公共服务存在预算剩余——消费人的预算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足够效用。公共服务再便宜也没有需求。只有提供更好的效用，城市才能扩张。我们将此类扩张，定义为U型（utility）扩张（图2）。

    1.2  不同的城市化阶段
    在城市化的启动阶段，城市公共服务的消费人主要来自农村。有限的预算使得公共服务的价格成为城市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哪个城市能够提供较低的价格，哪个城市就可以获得较快的增长。从图1中客观成本象限X-O-Y中可以知道，随着规模的扩张，固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会不断下降。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报酬递增。这样，规模越大的城市，提供同样公共服务的成本就越低。成本越低，规模就越大。因此，在城市化的启动阶段，一个城市一旦获得规模经济进入报酬递增，其他城市在提供公共服务的价格和种类上，就再也难以同其竞争。这个城市也就成为区域中的“核心城市”。
    随着城市劳动力收入（预算）的增加和公共服务成本的降低，城市由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效用耗散就成为城市增长的主要约束——有足够的预算，却没有对应的效用，使得偏好无法满足。效用耗散是伴随规模经济而来的。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所有“消费人”的偏好都是不一样的。消费者的偏好可以表达为X轴上一个连续不同的实数集（图3）。这就意味着每一种产品最多只能“完全”满足O点的唯一的消费人。其余远离O点的消费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损失（尽管效用仍是正的）。没有被完全满足的部分，定义为效用耗散（utility dissipative）。
    这个假设意味着几乎每一个集体消费公共服务的城市人口，都存在效用耗散。城市规模越大，积累的效用耗散就越大。对于消费者来讲，并不是价格越低越好，在买得起的条件下，种类越多，选择越多，被满足的几率和程度就越高。城市就是公共服务的集合，越是规模经济，越是效用不经济。

    1.3  效用型城市
    怎样减少效用损耗?这就需要提供和规模经济相反的——针对特定需求的专门化服务。在城市化1.0阶段，这样的专门化服务由于价格昂贵而难以提供，进入城市化2.0阶段，预算对于高净值的消费者而言已不再是强制性的约束，寻找不到满足其偏好的消费品，是市场规模难以扩大的主要约束。换句换说，此时的市场需求不是受到成本过高限制，而是受到效用耗散的限制——有钱买不到对路的产品或服务。供给侧不足，使得消费侧潜力难以释放。此时，只有创造效用而不是降低成本，才能为城市寻找到新的动力。
    所谓U型扩张，就是通过创造新的效用而不是降低成本获得城市的有效需求。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再是看谁规模更大，成本更低，而是看谁的效用耗散更少。此时的城市间的竞争，就从熊彼特竞争（规模竞争）转向哈耶克竞争（种类竞争）。不同城市之间比的是看谁的效用能满足特定的偏好。图4显示不同效用的城市之间提供专门化的服务使得效用耗散减少。
    如果用城市的性价比（或称性能价格比price/performance ratio）来描述城市间的竞争方式，城市竞争力可表达为：P=U/C。这里，P代表性价比（Cost performance）。U代表每个城市人口获得的效用（Utility），包括基础设施（交通、文体等）、服务（教育、医疗、消防、治安）及各种制度（法律等）等。C代表每个城市人口为这些公共服务支付的成本（Cost），城市的竞争力则取决于不同城市的性价比P。C型城市就像是大规模批量生产，其增长主要依靠降低成本C来获得更高的性价比P。U型城市就像是专门订制，其增长主要靠提供独一无二的效用获得更高的性价比P。前者适合预算不足的消费人；后者适用于预算充足，但具有特定偏好的消费者。

    1.4  “边缘城市”的增长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核心--边缘”问题，转变为不同的增长模式问题：在消费者预算不足的城市化1.0阶段，具有规模优势的城市，可以通过不断扩张，降低平均公共服务成本C，提高居民消费的性价比P。一旦城市规模形成，机场、高铁、港口、电厂、水厂……等一系列公共服务，就会因规模经济而具有难以超越的成本优势。这些城市也构成了弗里德曼所说的“核心地区”。城市进入供大于求阶段，消费人预算充足，成本不再是增长的约束，如何减少大规模公共服务带来的效用耗散成为城市增长的新动力，追求规模经济城市化1.0阶段也就转入了追求效用经济的城市化2.0阶段。全面的城市扩张就会分化为此消彼长——“核心城市”持续扩大，“边缘城市”停滞乃至萎缩。城市随之从成本型规模扩张（C型扩张）转变为效用型专门化扩张（U型扩张）。提供专门化的订制服务成为“边缘城市”的主要增长模式。
    规模经济和专门化经济是两个相反的选择，不可能同时被满足。对于依靠规模经济获得竞争优势的“核心城市”，为少量需求量身提供专门化服务就是其劣势。这就给“边缘城市”参与区域竞争带来了机会。只要“边缘城市”可以创造出足够高的效用U，即使成本C很高，也足以形成相对于“核心城市”较高的性价比P。
    2  效用型城市的规划方法
    在城市化1.0阶段，几乎所有城市都是成本型扩张。城市规划工具也主要是为规模扩张型城市（也就是C型城市）服务的。当城市转向效用型扩张，现有的规划工具就必须重新设计。
    2.1  城市性质
    对于成本型城市的规划，无论大小，其城市的首要性质，都是所在地区的“中心”。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中心所覆盖的区域。城市规划也因此不得不面对区域内竞争性城市对城市性质的挑战。不久前，对“国家中心城市”头衔的争夺，就是反映了C型城市对“中心”的本能争夺。但对于效用城市而言，是谁的“中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谁分工。分工的对象决定了分工的水平，同时也决定了城市的性质。
    边缘城市规划的第一步，就是选择与之分工的核心城市——“分工对象城市”。分工对象的等级越高，边缘城市所能参与的分工水平就高。分工对象城市需求，是边缘城市增长的动力之源。分工可以是本地城市，也可以是外地甚至外国城市；可以是单一城市，也可以是多个城市或者“一主多辅”。
    如果把效用型城市视作一个蔓藤结构，其交通节点就好像“蔓藤”的“根”——其根系连接的城市，就是这个效用型城市与之分工的城市。效用型城市的消费者，都是高净值人群。显然，对高净值人群来说时间长短要远比成本高低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机场在效用型城市的交通结构中，往往占有核心地位②。
    2.2  城市人口
    效用型城市人口与成本型城市人口的差异，首先体现在规模上。效用型城市不追求城市规模。在某种程度上，更小的规模反而更有利于形成专业化的分工。从图4显示，生产规模越小，效用损失越小。小批量“订制”，反而可以形成独特性。而不可仿制的特色，乃是一个效用型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对于收益而言，越少的原住人口，越容易获得较高的人均收益。
    效用型城市人口与成本型城市人口的差异，还体现在人口结构上。效用型城市的人口虽然偏好较少的原住人口，但却需要高水平的消费人口来购买其公共服务。这就体现在城市人口中较高的流动人口比例。流动人口在成本型城市中并不重要（很多城市甚至不将这部分人口统计在城市人口之内）。但在专业化的效用型城市中，这部分人口是城市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城市运营的主要收益来源。流动人口和原住人口的比例，很大程度决定了原住人口人均收入的多少。
    效用型城市的本地人口中，还可以进一步分解出暂住人口。这部分人口被原住人口雇佣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如果把城市比作一个股份公司，那么这个城市的原住民就是公司的股东，暂住人口就是公司的雇员，流动人口就是公司产品的顾客。显然，顾客越多，股东越少，每个股东的分红就会越多。而雇员多少，则取决于生产的需要。过多冗员，过高的工资，都会减少股东（原住民）的净收益。
    效用型城市和成本型城市通过服务更多的原住民（纳税人）分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的盈利模式完全不同。在成本型城市里，纳税人构成的原住民主体，既是城市的股东，也是城市的顾客。政府则是被股东雇佣的运营商，通过向股东征税，为其提供公共服务。如果说成本型城市人口靠的是空间上的集聚，那么效用型城市则主要靠时间上的集聚——如果我们把人口的空间分布在时间上分解，效用型城市的人口就是众多“其他城市人口”在时间上的汇集③。
    2.3  城市结构
    在图1中的X-O-Y象限里，公共服务的固定成本不变，城市规模越大，人均固定成本就越低，公共服务的价格曲线斜率就会越低。这就意味着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每个消费者负担的费用就越低。城市“便宜”，使得较低预算的消费者也可以进入城市，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因此，C型城市的结构必然是“大而全”——只有集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分摊基础设施的固定成本。
    但在图2中，城市规模已不再受预算不足的限制。限制城市边界的是效用不足。降低效用耗散的办法，就是如图4所示的那样，通过提供更小规模、更专门化的新的公共服务组合，从而激活没有被满足的偏好（耗散的效用）。因此，效用型城市的结构必定是“小而专”——只有分散，才能给不同的偏好量身提供专门的效用。
    崔恺院士在为贵州黔西南州义龙新区所做的一个规划中，提出了一个“蔓藤城市”结构（朱江，2017），可以形象地描述效用型城市规划空间结构特征。在这个空间结构里，城市由“藤”、“叶”和“根”三部分组成：1）“藤”是为不同功能片区提供运输服务性干道，是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部分；2）“叶”则是不同的功能区。每个“叶”片相对独立；3）“根”是城市与外部的连接设施——机场高速路高铁等交通节点。城市通过“根”与分工对象城市联系。

    整个“蔓藤”的规模由数量不同的叶片加总形成。每一个“叶片”就是一个专门化的公共服务组团。可以视作分工对象城市效用缺失的片段。“叶片”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每个“叶片”功能独立，自我平衡，互相之间无需水平分工。其规模可大可小，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新的分工需求出现后，不是扩大单个“叶片”，而是增加新的“叶片”④。每个叶片的兴衰受制于分工对象城市该功能的兴衰，而不影响其他叶片的兴衰。由于每个叶片无需集中连片，其城市边缘就可以根据地形地貌等要素自然蔓生（图5）。
    2.4  城市运营
    对于C型城市而言，城市内部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可以统一布置。好的规划可以在提升城市整体服务的同时，降低城市运营的成本。但对于U型城市而言，更主要的目的是满足专门化分工的需求。为了满足特定的偏好，成本考虑就不再是规划的优先考虑。
    由于每个“叶片”相对独立，这就为各组团自治开发和运营模式提供了条件。U型城市中的每一个叶片相当于一个自治的“小区”——功能自我满足，服务自我提供，社会自我治理，财务自我满足。安保、垃圾、污水、供电等自行解决。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⑤。
    每个“叶片”在一开始，就可以采用不同开发模式。建成后则可以借鉴多样化的公司自治模式。政府只负责城市公用部分“藤”和“根”部分的建设和运营⑥。政府只需和每个组团的运营者约定税收和公共服务的条件（包括运营失败退出条件）。其余则由运营者自主决定。城市规划不再“设计每一寸土地”，更不用“一张图管到底”。而是更像是一个概念设计，城市的各个组团乃至公共服务，都可以通过招标由最优的运营商提出解决方案并负责运营。城市最终的形态，只是众多运营商再设计后的集成。
    2.5  景观与风貌
    对C型城市而言，其竞争力来自规模，特色并不是其首要的竞争要素。降低成本扩大规模是规划主要目标。传统文化不仅没有经济价值，有时甚至导致城市建设成本增加（负的价值）。而专业化的U型城市，其核心竞争力来自与之分工的核心城市所不具有的效用，寻找乃至创造自身的特色⑦，就变得远比C型城市的规划更为重要。历史文化的差异往往可以成为独特性的关键载体。虽然历史文化的发掘需要更多的成本，但只要带来的效用更高，就会吸引到足够的消费。
    对于“效用型城市”而言，“景”是区别其与分工对象城市的主要手段，差异化是同其他“效用城市”竞争的核心工具。蕴藏在每一个传统村落里的文化基因，独特的建筑材料和工艺，变化多样的地形地貌都可以成为U型城市的原始资本。“城”和“景”的一体化，是“边缘城市”规划的主要原则和最高境界。“景”既可以是自然，山脉、溪流、稻田、气候……也可以是建筑、街道、活动、文化……。“城”的价值，就是奠基于这些“景”的特色基础上。越是独一无二的体验，“效用型城市”的价值就越高。
    “蔓藤城市”的空间结构，可以最大限度地发现、保护并延伸城市的传统文脉、空间肌理，更好地适应当地的气候、建材和本土技术。离散的空间布局，也对城市的各类技术标准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供水、供电、排污、固废等公共服务都要采用小规模、低环境冲击的技术（比如，太阳能/风能等分布式能源解决方案、地埋式污水设施、无害化就地垃圾处理等）。城市道路与C型城市大尺度、割裂的功能划分和布局方式不同，更多地采用自由式布局，依山就势、路随山转，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按照完全不同的城市基础设施规范规划的U型城市，自然会形成区别于千城一面的C型城市的城市景观。
    3  实践和应用
    效用型城市并非来自于理论。古今中外都有很多成功专业化城市的实践。比如专业化的军事城市、专业化的交通城市、专业化的旅游城市等。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城市的分工半径不断扩大，效用型城市在城市类型中的比例也随之扩大。
    3.1  案例1：迪拜
    迪拜是阿联酋的第二大城市，面积3885km2，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在世界地图上，无论从什么角度，迪拜都属于“边缘地区”。40年前，迪拜选择了专业化城市的方向——为全球最顶级的消费者服务。所有城市建设——从七星级帆船酒店到世界最高的哈利法塔——都为世界的富豪量身定做。同顶级城市分工，使得缺少石油资源的迪拜迅速崛起，2005年，人均GDP就已经达到3.1万美元。
    迪拜的人口结构突出地显示出专业化城市的特点——高比例的流动人口：迪拜国际机场（Du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2016年吞吐量8365万人次⑧；过夜游客1490万人次；白天活跃人口340万；对应的本地城市人口大约254万，而其中本地人只占其中的15％，仅为38万人。
    迪拜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其可以同国际顶级城市群展开分工。城市的主要功能，服务于全球顶级富豪。这突出体现在迪拜国际机场异乎寻常的巨大吞吐量。新迪拜国际机场建成后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1.2亿人次。巨大的流动人口和原住居民比，使迪拜在较小的规模下，创造了较高的人均财富。而这正是U型城市的主要特征。
    类似迪拜的效用型城市很多。如专业主题公园城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专业赌城拉斯维加斯和专业化养老城清迈等，都可以归入效用型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口结构、空间结构、交通结构等，都具有和迪拜类似的特征。
    3.2  案例2：三亚总体规划（1999版）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1999年编制（2001年批准）的《三亚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是国内最早的专业化城市规划实践之一⑨。规划放弃历次三亚总规的常规方法，开创性提出：“突出三亚市热带海滨旅游城市特征，逐步向专业化城市的方向发展。”规划放弃自求功能平衡的传统规划方法，将三亚视为国内外一线城市的“后花园”。通过与顶级城市之间的分工，将三亚定位为专业化的旅游城市。规划按照专业化城市的特点，大幅度减少与旅游无关的城市配套功能（特别是产业用地）；调整了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比例（控制常住人口、保证暂住人口、增加流动人口）；增加了为旅游服务的城市功能（特别是酒店）。
    这一版三亚规划将以前规划确定的城市结构和形态进行了根本性调整——从原来在主城区集团式发展的空间模式，转变为沿海岸线“蔓藤”式增长。按照不同的湾区，形成不同特色、不同标准、不同旅游对象的城市组团。各组团之间不强调功能互补，而是独立建设、运营，并分别同一线城市展开分工。初步形成了“蔓藤城市”的增长模式。三亚市区、大东海、亚龙湾、海棠湾……等相对独立的功能组团，组成了大三亚市。这些组团不是在三亚市内分工，而是同海南岛以外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展开分工。
    值得指出的是，笔者在主持1999年三亚总规时，也曾设想将三亚建设成为类似迪拜、巴厘岛、普吉岛那样的世界级专业化城市。但由于三亚在出入境管制、国际通道建设方面难以突破，限制了三亚同国际顶级城市的分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分工对象的选择，对于专业化城市的等级和水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3.3  案例3：红皮村和法云村
    按照成本型城市的定义，人口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定义为“城市”（赵燕菁，2009）。但对于效用型城市而言，这一定义却并不需要。有时候规模越小，反而越容易实现专业化分工。原来非常原始的经济，可以一下子跳跃到很高的分工水平。
    云南香格里拉洪塘镇红皮村海拔3，300m，年平均气温5℃。地僻人稀，农户402户，农业人口2127人，劳动力965人，全部从事第一产业。耕地面积376.53hm2，人均耕地约0.18hm2。2006年全村经济总收入334.9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006元。属绝对贫困村。但在这个毫不起眼的小村落里，竟然会隐藏着完全在藏寨基础上改建的顶级体验式酒店——香格里拉仁安悦榕庄。壮丽的星空、清澈的溪流、游荡的牦牛……，这些独特的藏区原生态文化不仅无需改变，反而成为红皮村参与核心城市分工的独特资源。

    2013年，来自法国的背包客Constantinde和来自福建的贝壳，两人设计复原了洛克的探险路线，5天4夜的行程中，马帮队伍经过高山垭口、森林、草原和湖泊，最后回到基地。基地就选在文化和风貌依然保持原生态的红皮村。每位游客5天4晚的价格26800元，4天3晚价格23800元。加入马帮服务的村民连人带马，每位可以在四五天内挣到两千多元钱⑩。参加马帮之旅的多是云南省外甚至国外的高端游客。随着游客相对原住民人口的增加。当地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水平，与分工对象城市开始接近。
    另一个类似的实例，就是法云安缦。这是一个旅游圈内非常著名的体验式酒店。位于杭州原先一个叫“法云村”的古村落。古村留在原住民手中，只会不断衰败。安嫂买下小村子后，把整个村子改建成高端酒店。整个法云安缦的设计概念为“18世纪的中国村落”。酒店尽量保持了杭州原始村落的木头及砖瓦结构，客房以不同的形式遍布于整个村庄中。甚至侍者的制服都使用了与村落极为合拍的土黄色。尽管酒店价格昂贵，但建成后国内外慕名而去者络绎不绝。和红皮村类似，法云村的原始风貌几乎没有改变，完全看不出传统“城市”的标准景观，但某种意义上，这两个村落甚至比大多数城市更加“城市化”。
    红皮村和法云安缦的例子说明，只要能发现或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特色，并把其特殊的效用嫁接到核心城市的分工链中，即使是一个村落（甚至一栋房子），也可以立刻被“城市化”。消失的传统文化也会负载在城市的商业模式上获得到新的意义?。
    所谓城市化，就是从自给自足到货币分工的演变。无论居住的空间在哪里，无论这些空间是否具有足够的密度和“城市景观”，只要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参与大半径的商品分工，这些地区就可以变为城市。城镇化的本质不在人口多寡，而在分工和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赵燕菁，2009）。只要能在乡村同最发达的地区分工，即使人口不多，也可以实现高水平的“城市化”?。
    3.4  案例4：“特色小镇”
    城市“小”并不意味着“落后”。欧美国家的实践表明，只要能与高水平的核心城市群分工，小而专的“连锁城市”，一样可以达到很高的人均经济水平。瑞士的达沃斯、美国的格林威治、法国的普罗旺斯、希腊的圣多里尼、中国的乌镇这样的“特色小镇”，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产业定位不追求“大而全”，而是力求“特而强”，体现了专业化效用型城市的典型特征。这些小镇“体量都不太大，但十分精致独特，建筑密度低，产业富有特色，文化独具韵味，生态充满魅力”（李强，2016）。
    浙江是最早提出建设“特色小镇”的地区。按照省长李强的说法，特色小镇“定位突出‘独特’。特色是小镇的核心元素，产业特色是重中之重。找准特色、凸显特色、放大特色，是小镇建设的关键所在。”（李强，2015）同常规城市规划不同，特色小镇不追求规模，“其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3km2左右，建设面积控制在1km2左右。”唯有“特”，才可以参与高水平分工；唯有“小”，才可能实现订制式的专门化。
    “特色小镇”的开发模式，为中国大城市之外的传统定居点规划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城市形态。它不仅适用于江浙这样的发达地区，同样也适用于新疆、青海、西藏这样地广人稀，疆域辽阔地域的城市化。在这些地区，水资源、耕地、牧场等生产要素的分布离散，特别是脆弱的生态系统，使得人口很难像常规城市那样在空间上集聚。对于这些地方的城市化，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城市化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4  结论
    “边缘地区”并不必然意味着衰退。“边缘地区”需要的只是找到与“核心地区”不同的增长模式。本文的目的，就是为“边缘地区”发现新的规划工具。这一工具的核心，就是通过创造独特的效用，使“边缘地区”可以通过多样化，在城市竞争网络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尽管本文试图推导出一些“边缘地区”城市规划的一般特征，但真正可操作边缘地区的规划方法，只能在大量的实践中才能形成、完善?。
    效用型增长模式一旦在政策上打通，针对专门化功能的商业模式、资本筹集、建筑设计就会应运而生。各类藏之于山野荒原、海岛沙漠的特色地域，就会被发掘出来，成为有价值的城市空间。理论上讲，所有具有地域独特性的地理空间，都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找到一条通过效用扩张实现城市化的路径。
    现实世界的城市远比模型来的复杂。多数城市是位于一个从“核心”到“边缘”的连续谱系之间。其方向选择上要远比位于城市谱系两端的城市更加困难。现实中的城市规划，要综合运用规模竞争和专业化竞争方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边缘地区”规划绝不仅仅适用于边缘地区，“核心地区”的规划也必须控制好如何与“边缘地区”分工。城市化2.0阶段，城市间分工的影响相比城市化1.0阶段会显著增加?。即使典型的C型城市（比如北京），其增量部分（通州、雄安）也可以通过效用型扩张来完成城市的升级。
    【注释】
    ①为了解决经济学中不同人之间效用的比较和加总的问题，用消费人（consumption agent）的概念替代新古典模型中的自然人（nature agent）。自然人的每次消费被计为一个独立的“消费人”。例如，当一个自然人消费多个相同产品时（比如买五个面包），被看作许多不同的消费人（计为5个消费人）。
    ②如果一个城市的停驻时间是一周，而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三天，吸引力就会大幅下降。在这方面，云南的枢纽机场做得非常成功。在云南，大部分机场不是从目的地机场直飞各景区，而是全部飞到昆明，再由昆明机场转飞各地。在有限的人流下，支线机场也可以实现广域的分布和很高的频率。同样的效用，谁与中心城市可达性更好，谁就拥有更多的成长机会。乌镇、莫干山等特色小镇，都与其所处的位置便于在可控的时间内到达而获得更多的区位优势。
    ③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城市人口都可以视作流动人口。只不过是在空间上滞留的时间不同。
    ④宁可采取饥饿销售，也不转入规模生产。
    ⑤组团与组团之间的耕地、水系、林地也可以通过按照城市运营商要求提供景观服务来获得非农业收益。
    ⑥“叶片”运营则可以有多重方式。比如，可以通过物业公司（政府）——业主委员会（议会）——业主（纳税人）的结构治理。业主通过民主选举决定社区运营商。也可以由企业全资拥有组团物业，通过酒店模式“租”给消费者。还可以通过持有固定物业经营权，将收益权出售成为轻资产公司（万达）。
    ⑦这个特色不是和自身比，而是和分工的对象比。比如，三亚空气质量同自身比没有什么特色，但是若是与北京分工，空气质量好坏就会成为非常重要的特色。
    ⑧仅次于亚特兰大和北京高居世界第三
    ⑨该规划曾获全国城市规划二等奖
    ⑩马队的标准配备是：1个领队、1个领队助理、1名安全向导、1名医生、2名厨师，再加上照顾马匹的10位当地人，以及6名报团的旅客。为了确保已经形成的品质保持到最佳，马队接纳的报名人数不会超过6个人。每名旅客能享受到接近3人和3匹马的服务。
    ?像莫干山那样原本偏远的村落，只要能参与同“核心”城市的分工，原来的景观、建筑哪怕没有任何改变，也和以前的农村完全不同了。每一个乡村民宿，就如同蔓藤上的一片叶子，规划需要做的，就是通过基础设施，将“藤蔓”与“核心地区”的城市联系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欧美“小城市”乃至村庄比我们大城市有更高水平“城市化”。
    ?效用型城市的规划，并不是单纯的工程解决方案，它不但设计上要成功，同时在财务上也必须成功。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发现和总结。
    ?如果我们把视野投向全球化的世界,“边缘地区”规划的方法一样适用于被卷入与全球分工的所有城市。中国的“核心城市”可能会是世界的“边缘城市”。这就使得“边缘地区”规划的探索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Z]，2016.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建村【2016】147号）[Z]
    [3]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三亚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1999年版）[Z]
    [4]盛洪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李强.特色小镇是浙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J].今日浙江，2015（24）：16-19.
    [6]朱江.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恺.“蔓藤城市”是一种新型田园城市的规划模式，2017年01月22日来源：人民网-房产频道
    [7]赵燕菁.城市的制度原型[J].城市规划，2009（10）：9-18.
    [8]赵燕菁.范式转变：从均衡到竞争[J].学术月刊，2016（09）：59-72.
    [9]赵燕菁.国家信用与土地财政[J].城市发展研究，2016（12）：1-21.
    [10]赵燕菁.城市化2.0与规划转型[J].城市规划，2017（3）：84-93.
    [11]赵燕菁.探索专业化城市[R].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报告，2001.

    （来源：《城市发展研究》2017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