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升级必然伴随着消费升级，这使得住房(资本)和汽车消费之间具有明显的消费同步性。王建最近发现，2018年消费增长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住房和汽车消费增长由正转负所致：从楼市看，商品住宅现房销售面积2016年的增幅还高达23.3%，但是此后一路下滑到2017年12月的-2.2%，进入负增长，到去年11月，累计负增长已猛增到-26.8%，……在车市方面，2018年全国汽车销量为2808.06万辆，同比下降2.76%，为28年来首度出现下滑。

　　千人汽车拥有量看，美国是800台，德日是650台，中国到2017年末才刚140台，为什么就遇到了消费天花板?答案是，因为用13亿人作为分母，而中国真正消费饱和的其实只是已经完成资本化的“三亿中产”。如果用这3亿人做分母，千人汽车拥有率马上扩大四倍，超过560台。而拥有住房的，也正是这“三亿中产阶级”群体。2018年消费遇到“天花板”主要是这“三亿人”的消费饱和。

　　这意味着中国下一步动能，只能来自还没有完成资本积累的剩下10亿人的消费需求。近期而言，主要是已经进入城市的3亿“新市民”的资本化。只要这部分新市民资本化达到老市民的水平，中国的消费就可以成倍扩大。这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经济潜力。那么怎样帮助“新市民”资本化?

　　已经完成资本化的“3亿中产”实际已经给出了升级的路径——住房。1998年的“房改”对中国消费升级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20年后回看这次“房改”，其重要意义一点也不小于30年前发端于深圳的“土改”。政府的“土地金融”和家庭的“住房金融”互为表里，使原本资本化程度极低的城市居民迅速资本化。如果住房还像“房改”前那样“只住不交易”，绝不会有后来高达3亿中产阶级群体史诗般的财富积累。

　　但也正是老市民财富快速积累的高房价，使得新市民采用“住房金融”的门槛越来越高。购房意味着居民对城市的投资，高房价则意味着居民投资获得了高收益。由于城市通过土地二次分配的社会财富远大于企业通过工资一次分配的社会财富，高房价在帮助“三亿老市民”快速资本化的同时，把“新的3亿新市民”排除在了资本市场之外。打压房价看似降低了“三亿新市民”投资的门槛，但却抑制了“三亿老市民”财富的增长，而勉强进入资本市场的新市民财富增长净值也因此受到压抑。

　　挤压“三亿老市民”不会帮助“三亿新市民”。帮助“三亿新市民”资本化的正确路径，不是压低“三亿老市民”的财富存量，而是给新市民提供一个类似当年房改的“台阶”，使“三亿新市民”得以跨越成为中产阶级的门槛。这个“台阶”就是“先租后售”。

　　所谓“先租”就是先将政府建设的住房租给新市民，租住一段时间后(比如10年)再给新市民“房改”——按照成本价将住房卖给新市民。1998年房改采用的就是这条路径。过去20年中国消费经济的升级，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1998年这次伟大的改革。需要指出的是，“先租后售”不是福利，更不是施舍，而是劳动力未来收益的资本化。

　　“先租”马上可以带来巨大的现金流收益，“后售”则相当于将政府资本置换为家庭资本，政府资本退出后，再去孵化另一个3亿新市民。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宅可以带来贷款需求，弥补“旧动能”“去杠杆”带来的货币供给萎缩。假设一年解决1000万套住房，每套住房50平方米，建安和土地成本5000元/平方米，每年需要融资2.5万亿。加上随着而来的家庭装修、汽车、耐用电器，至少拉动同样规模的消费。

　　2015年，东莞依靠给华为职工提供“先租后售”置业渠道，将华为消费者业务吸引到松山湖。其经济效益远超一次性土地出让。如果将这一过程普惠到所有正规就业者，就可以循环往复直到所有新市民都完成劳动力资本的初级积累。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新动能可以为经济转型提供必须的货币环境。现代货币的特点就是“信用货币”，没有新动能创造货币需求，纵有多少信用供给，还是创造不了货币。一旦大规模同步去杠杆，就会人为诱发剧烈的通货紧缩。

　　如果政府被迫自己出手融资来创造货币，在没有新动能的条件下，货币就只能再次流入不能带来现金流的“僵尸企业”，导致新债务和过剩产能的同步增加。只有找到足够的新动能，才可以对冲转型构成中“去杠杆”带来的货币冲击，使经济平滑转入下一个增长周期。换句话说，“去杠杆”的规模越大，需要的新动能就越大。能找到多少新动能，决定了转型的速度和规模。

　　城市化带来的资本需求和消费扩张，是已经充分城市化国家所不具备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存在规模巨大还没有完成资本化的“新市民”。只要城市化未完成，即使住房供给在微观没有显著的回报，货币效应也可以在宏观上带来巨大的正收益。1998年房改经验表明，“三亿新市民”资本化后，会带来从汽车到家电市场的迅速扩张。世界单一最大市场本身，将会使任何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威胁成为笑话。

　　（来源：中制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