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持续下降，能源消费增速出现明显放缓迹象，能源供求压力大为缓解。最新的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仅比2015年增长1.4%，明显低于“十一五”期间6.7%的年均增速和“十二五”期间3.6%的年均增速。但另一方面，我国优质能源供给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提升。2016年我国石油依存度超过65%，从1992年的石油净出口国到近2/3的石油依靠国际市场，也就不过24年。随着近年来各地治理雾霾天气力度加大，天然气成为改善当地环境质量的优先选择，2000年我国天然气的消费量仅为245亿立方米，2016年超过2000亿立方米，达到2086亿立方米，2000~2016年期间，天然气年均增速高达14.3%，远远高于同期能源消费的增速，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不断攀升，2016年接近35%。根据各方研究成果，“十三五”期间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石油、天然气仍将是我国新增能源的主要贡献者，2030年左右我国石油需求才可能达到峰值，届时天然气消费量将在目前水平加倍增长，可以预见，伴随着油气消费量的增加，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仍将持续攀升。

　　从国际能源形势看，世界油气资源相对有保障，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油气消费进入平台期，欧美国家的油气消费整体处于饱和或下降态势，从油气资源供应看，技术进步和高油价刺激了投资，国际油气产能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通过页岩气革命，美国推动“能源独立”的进程，伴随着页岩气的大规模开发，美国天然气平均价格仅为欧洲的1/3，煤炭价格仅为国际市场的1/8，西德克萨斯(WTI)原油价格指数也低于英国布伦特原油价格，预计未来油气贸易将形成不同供需区，北美将实现石油来源多元化、美国可实现油气独立，欧洲形成以中亚-俄罗斯为主、中东和非洲为辅的供应格局，亚太地区石油供应严重依赖中东，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实施“美国能源优先”政策及美国的亚太战略对中国的挑战恐将进入更加多元与不可测的阶段，特别是英国脱欧、TPP夭折等事件预示着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抬头，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日趋复杂。我国未来的油气增长来源地仍为地缘政治复杂的中东、北非地区，所面临的能源安全保障的不确定性很大。

　　总体而言，随着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以及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日趋复杂，“十三五”期间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国际形势或将更为严峻，需要制定预案，及早应对。

　　五、 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不断深化，形势不容乐观

　　传统的能源安全观主要考虑保障能源供应、维持供需平衡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能源安全的内涵不断扩大，既包括传统的能源供应保障问题，也包括能源生态环境安全问题、能源经济和金融安全问题等非传统能源安全问题。我国也面临着传统能源安全和非传统能源安全双重压力。

　　传统能源安全主要体现在油气供应领域。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油气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016年，我国石油消费总量达5.8亿吨，其中国内生产仅为2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5%。同年，天然气消费量达2086亿立方米，其中国内生产1369亿立方米，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接近35%。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减缓生态环境压力，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将进一步深化，近中期油气资源，特别是天然气将成为新增能源的主力。从“十二五”开始提出控制煤炭消费总量，近几年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煤炭在全国能源消费构成中的占比依然较高，2016年仍超过60%。可再生能源受资源条件和价格等因素制约，成为主力能源仍需时日，“十三五”期间，石油、天然气在替代煤炭、推动能源转型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多方研究结果，我国石油消费可在2030年前后达峰，峰值在6.5~7亿吨之间，2030年天然气消费将超过5000亿立方米，将在目前水平上翻一番。即便考虑非常规页岩油气的开发，国内石油供应能力很可能维持在2~2.2亿吨、天然气2500~3000亿立方米。到2030年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很可能超过70%和50%，据此推算，届时我国能源保障程度将低于80%，比美国当前水平低10个百分点。考虑到届时我国油气来源地仍主要依靠地缘政治复杂、民族宗教矛盾突出、恐怖袭击频发的中东、北非地区，未来我国油气持续稳定供应保障依然任重道远。

　　从非传统能源安全看，包括生态环境问题、能源金融风险以及能源设施和人员遭受恐怖袭击等风险在内的能源风险防范正变得越来越突出。首先，能源生态环境安全问题重要性空前上升。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煤炭产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煤炭消费大省大气污染物和CO2排放过高，已明显超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以大面积严重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已成为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已面临“有煤不能用”、必须减量，而清洁能源满足不了需求增长的新型能源安全挑战。其次，能源金融风险也成为保障能源安全的考虑因素。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涉及大量银行贷款，大规模能源建设或将导致银行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一旦出现能源需求等方面出现误判，很有可能出现大面积产能过剩，导致企业信贷风险明显上升。这类风险已在煤炭开采、火电站建设，以及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项目中大量出现，风险控制势在必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宗教矛盾突出，恐怖主义高发，在沿线国家开展能源项目合作也将面临较高的能源金融风险和能源投资安全。第三，油气管网、电网等能源运行安全随着规模的扩大，风险问题也在加大。我国通过陆上油气管道进口的油气约占总进口量的1/3，西气东输的油气以及从中亚进口的油气管线，容易受到恐怖分子破坏的威胁;70%以上的石油和30%以上的LNG进口均通过马六甲海峡，可以预见，随着油气进口量的增加，能源运输通道安全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

　　综上，“十三五”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能源面临的安全问题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保障能源供应问题为主，转到生态环境安全问题与能源供应保障问题并重，同时也要保障能源运输通道、油气管网安全问题，以及控制潜在的与能源相关的经济和金融安全风险的全方位安全风险防范，未来我国能源安全问题面临的形势愈加严峻。

　　二、特拉普新政核心依然是 “能源独立”，我国能源安全保障“危中有机”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依赖石油进口的美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冲击。受此影响，此后历届美国政府均把能源安全问题放在优先地位，实现“能源独立”是美国保证能源安全的战略目标之一，采取的措施包括，推行节能措施，减缓能源需求增速;加快本土油气资源开发力度，降低石油对外依存度;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大力发展生物燃料、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仍坚持核能开发等。

　　奥巴马政府一上台即提出“能源独立”计划，出台了《未来能源安全蓝图》，推动美国的能源产业转型，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页岩气，使得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从2005年的60.3%的高点降至2016年24.7%，对波斯湾国家石油进口依赖度从2001年14.1%的高点降至2016年的7%左右。美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从2007年16.4%的高点降至2016年的3%以下，且进口来源地向周边国家和地区高度集中，其中99%以上来自加拿大、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两个国家。2016年美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已从2005年的30%以上降至10%左右，“能源独立”取得明显成效。

　　特朗普政府于今年1月份宣誓就职后，提出了“美国能源优先计划(America First Energy Plan)”，在前几届政府奠定的基础上，本届政府很可能更接近“能源独立”这一目标。其提出的“”美国能源优先计划“”包括：加大开发本土能源，进一步减少石油进口;取消“气候行动计划”，为美国能源工业松绑;继续推进页岩油气革命;支持清洁煤技术，重振美国煤炭工业。由此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的“能源独立”政策将石油和天然气看作是美国能源独立的核心，同时支持煤炭行业发展。他认为风电、太阳能产业投资回报周期太长、效益差，前景黯淡，并不看好清洁能源发展前景。

　　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能源独立”主张与70年代这一概念提出时的内涵已经发生明显改变。美国目前对进口能源的依存度已经较低，进一步减少对外依赖的实质一是希望扶持本国化石能源产业发展，增加本国就业并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对通过减少对中东国家石油进口的依存度，即可从战略和经济两方面对伊朗等石油输出国施加更大压力，同时有助其增加亚太地区政策的操作空间和灵活性;三是借助其天然气成本优势及国际能源转型需求缩小巨额贸易逆差，增强对全球天然气价格的掌控力。煤炭行业在美国属于夕阳产业，但涉及就业问题，特朗普提出支持煤炭的清洁开发利用，除了有助于加快其美国能源独立进程外，也考虑获取这部分民众支持的政治考虑。

　　特朗普政府能源新政的发酵以及美国“能源独立”的加速实现，也将对我国能源安全形势和对外合作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美国“能源独立”目标的实现将为美国在国际能源地缘政治战略博弈中创造更大空间。由于能源带有强烈的政治、金融属性，美国能源独立将使美国在国际政治和金融领域的政策更加游刃有余，增强地缘政治博弈主动权。一方面，美国对中东地区油气依赖程度的明显下降，并不代表其会减少对这一地区战略和军事掌控。相反，美国会利用亚洲国家对中东地区油气资源依赖程度的上升，增加与亚洲大国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筹码。另一方面，美国会借机加大对“伊斯兰国”、伊朗、苏丹等的制裁和打击力度，给该地区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增大我国油气安全风险及与相关国家能源合作难度。

　　其次，从大国战略考虑，美国不会放松与我在南海等重要能源安全通道的博弈力度，我国能源运输通道安全面临挑战。我国50%以上的石油进口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与马六甲海峡，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经过这两个海峡的石油和LNG运输量还将进一步增加。为实现“美国优先”战略，逼迫对手出让更多经济利益，特拉普政府会在该地区投入更多的力量，增强对能源运输通道的控制，势必会加大我国能源运输成本，乃至威胁我国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另一方面，美国战略东移后，在中东、非洲等区域关注下降，为我国选择“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能源支点开展通道建设提供了机会。

　　再次，美国“能源独立”目标的实现将重塑世界能源供需版图，冲击现有能源定价体系。美国实施“能源独立”，会减少对中东北非地区的石油依赖，通过页岩气革命，增加天然气产量并有可能成为能源出口国，客观上会增加全球油气资源供应，促进包括中国在内国家的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但另一方面，随着美国能源市场与国际市场的逐渐脱轨，美国可实现油气独立，而欧洲石油供应将主要依靠俄罗斯、挪威和北非国家，部分天然气进口来自美国;亚太地区石油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北美、墨西哥湾及拉美地区为辅的局面。这种状况为美国从能源供应方面更好的控制欧日韩，并与我进行能源战略博弈带来主动。

　　最后，特朗普能源政策将影响全球低碳领域合作。虽然特朗普能源政策对美国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仍然有待观察，但其对可再生能源的不支持态度，将增加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合作不确定性。对我国而言，将可能对现行的中美能源合作框架，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与低碳能源政策的交流合作产生冲击和不利影响，过去在中美气候变化、低碳领域等方面合作有可能面临停滞的局面，此外，美国能源优先将会推动本国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会加大清洁煤技术的开发利用力度，从而使化石能源的利用成本不断下降，进而有可能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地区开展风电、光伏等领域合作和推广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将加大清洁煤技术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煤炭高效利用和高耗能行业方面既有合作需求、也有基础与美国开展对接，在电动车、储能技术、页岩气开发以及向亚洲出口LNG等方面充满合作机会，在行业和区域层面的能效技术交流与项目合作仍有发展潜力。

　　三、创新思维、积极有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一)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预案，统筹能源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

　　应对新挑战首先要确定我国能源安全体系的各项重大战略目标。能源安全体系包括高效合理的能源利用体系、安全稳定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及时灵活的能源预警与应急响应体系、复合多元的世界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协同保障体系。其核心目标是，全面提升持续稳定的能源供应能力、合理需求调控能力、风险规避与应对能力、国际能源市场影响能力。

　　为达到此目标，需要我们完善国家能源发展战略与能源外交战略，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健全能源安全保障机制;推动能源生产方式的变革，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继续实行能源消费总量与强度的“双控制”;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打造符合现代化、国际化要求的能源发展与能源外交人才队伍。

　　应将能源安全作为当前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协调，组织开展当前的能源安全政策评估工作，强化对能源安全形势分析和研判，勾画出符合实际的未来20年能源安全情景。同时应建立、完善我国能源安全预测预警机制，近中期将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控制在15%左右的水平，形成多层次、分级别的预警应对对策，特别对油气管网、储备运输的安全运营建立预警方案。

　　(二)依托“一带一路”，协同保障区域能源安全

　　强化区域能效、可再生领域合作。向沿线国家输出我国能源低碳转型的发展理念和经验，通过加强能效、高效清洁煤电、风电、光伏、核电、水电等领域技术、资金、装备合作，帮助沿线发展中国家提高能效、改善电力供应、提高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水平，缓解其发展中对于油气的需求，降低全球油气消费增速，保持国际油气市场相对宽松的供应环境。

　　加强与沿线国家在油气勘探开发、油气管网互联互通、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增加区域油气供应能力，紧密区域油气贸易合作，探索建立区域油气定价机制，打造区域能源命运共同体。强化区域能源安全水平，提升我国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和进口稳定性。同时，借助人民币国际化，与沿线国家开展油气贸易本币结算，提升我国在油气领域定价权。

　　(三)管控分歧，探寻新形势下中美能源合作的新内容

　　依托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平台，加强与美国在能源领域磋商合作，增强彼此理解信任，积极推进与美能源务实合作。针对“美国能源优先”设想，强化与美在页岩油气、煤化工、清洁能源、智能电网等领域技术和装备合作，积极对接美国天然气出口。加强与美在中东等地区联合反恐，共同维护能源供应地及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同时，加强能源金融、能源储备数据、能源智库等方面合作。

　　(四)立足国内，通过体制创新促进清洁能源和替代能源发展

　　一方面，创新管理机制，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彻底消除弃风、弃光体制机制障碍，从制度上化解火电与新能源发电矛盾，突破清洁能源发展的制度瓶颈。坚持集中开发与分散利用并举，调整优化开发布局，加速清洁能源开发，全面协调推进风电开发，推动太阳能多元化利用，有序推进流域大型水电基地建设，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新能源。

　　另一方面，加强技术创新，加快推进交通清洁化、多元化和去油化。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加快建设高效充电基础设施，逐步降低交通部门石油消费。同时，加大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重点推进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领域技术研究与示范建设。

　　(五)提前谋划，稳步提高风险防控能力

　　首先，加强与油气管网沿线国家及海上运输通道沿岸国家反恐合作，协助这些国家提高应对恐怖袭击能力，共同提升区域安保水平。建设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国家海上力量，逐步加强对马六甲海峡等能源运输通道的掌控力，深化瓜达尔港、科伦坡等能源运输通道重要节点港口的合作。在国内，也要重视敏感地区，如新疆、宁夏沿线的油气管网完全问题，要有针对性的应对预案。

　　其次，建立金融风险预判机制，积极关注国内外金融及产业发展动态，妥善解决国内产能过剩可能带来的债务问题，加强对能源合作国汇率走势预判，做好能源合作过程中汇率风险的防范。同时，综合研判国际能源市场走势，充分利用多种金融工具，做好风险对冲工作，减少油价大起大落对我国经济影响。

　　再次，完善油气储备。研究确定战略油气储备合理规模，打破现有垄断利益格局，推动民间资本参与油气储备，协调好扩大战略油气储备与积极发展商业储备的关系。尽快研究制定成品油商业储备办法和制度，加快开展成品油储备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建设天然气储气库，依托现有LNG接收站大力建设沿海LNG储罐，做好城市天然气应急调峰需求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制度建设。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