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钦云 刘建国 朱跃中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能源国际合作紧随时代大潮，实现了从以化石能源为主到覆盖整个大能源的广泛合作、从合作方式环节对象单一到全面综合拓展延伸、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顶层设计统筹推进、从探索跟随参与到积极引领区域和全球能源治理合作、从以我为主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到树立新时代能源合作的大局观的五大转变，有效地支撑了国内能源和经济社会发展。当前国际、国内能源发展环境又出现了新变化，对能源国际合作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推进能源国际合作更需要把准时代脉搏，积极主动作为。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 能源 国际合作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能源国际合作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及国内能源经济发展特点在合作理念和合作重点等方面相应调整，为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受当时发展阶段的限制以及对外合作经验和能力不足的影响，以往有些合作方式和做法在新阶段需要调整，特别是目前国际、国内能源发展环境又出现了新变化，我国参与能源国际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需进一步增强能源国际合作服务整个对外战略大局的能力，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一、改革开放40年能源国际合作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能源国际合作进程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不可分，从最初的“引进来”提升国内能源供应水平，缓解国内能源短缺局面;到“走出去”积极参与能源国际合作，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再到二十一世纪初全面参与能源国际合作，“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最后到十八大以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中国方案”，形成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为引领的全方位能源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引进来”助力国内发展，能源国际合作初步探索(1978~1992)

　　1978~1992年，我国能源产业从自给自足的封闭模式逐渐向全面参与国际能源合作过渡，是我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探索期”。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能源国际合作主要围绕煤炭开发进行，80年代后期步入解决电力投资不足的阶段。与此同时，煤炭与石油仍是当时我国出口换汇的重要产品[1]，特别是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导致全球能源供应趋紧，能源价格上涨从客观上刺激了我国增加煤炭、石油产量和出口量，换取更多外汇。这一时期，我国通过开放市场，引入欧美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设备以及先进管理经验[2,3,4]，不断提升能源开发利用水平，有效地支撑了经济发展。同时，通过涉外项目的历练，我国能源企业国际合作能力不断增强，为后续走上了国际化经营道路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一时期的合作仍具有“以资源换市场”特点，在全球能源合作中缺乏主动性[5,6]。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特别是能源领域勘探、开发、利用过程中的技术、设备、经验的提升，我国将改变单纯依靠“引进来”的国际合作模式，更加主动地开展“走出去”合作。此外，这一时期，我国虽然开始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合作，如1983年我国成为世界能源理事会(WEC)成员，1991年我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能源工作组，开始接触并熟悉国际能源规则，并开展了区域性的能源机制合作，但总体看，这一时期我国对国际能源治理的影响力依然较弱[7,8]。

　　(二)“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能源国际合作迈开步子(1992~2002)

　　1993年至2001年，我国开启“走出去”征程，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合作，在合作内容上和领域上都有所拓展，是我国主动参与国际能源合作“起步期”。这一时期，我国开始发挥市场和技术的优势，在立足国内能源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引导能源企业参与国外能源资源开发并优化配置国外资源[9,10]，提高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同时逐步构建稳定的石油进口渠道，降低能源安全风险[11]。通过努力，我国与中东、非洲、东盟主要油气出口国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石油贸易关系，其中每年从中东进口石油量超过我国进口石油总量的一半，从中东和非洲两个地区石油进口量占比接近70%[12]。但由于我国作为国际能源市场的后进者，与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国际能源市场时间较早、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雄厚的资金支持等优势相比，我国能源企业往往只能在资源禀赋较差或地缘政治风险较大的国家开展合作，参与项目规模仍然较小[13]，且石油进口来源高度集中在中东、非洲地区，不利于分散风险[14]。此外，受当时国际市场上通行的国际规范和标准绝大多数由欧美发达国家制定影响，我国能源企业在国际合作中，容易被扣上“招投标不符合流程”“施工存在安全隐患”“破坏生态环境”的帽子，能源国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受到一定限制[15]。

　　(三)“走出去”和“引进来”更好结合，能源国际合作全面铺开(2002~2012)

　　这一时期，我国能源领域“走出去”和“引进来”继续深化，一方面，我国坚定实施能源“走出去”战略，通过加强区域能源合作，满足国内能源需求，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尤其是与非洲的区域能源合作成为这一时期我国能源国际合作的亮点。我国成功打造了能源合作的“安哥拉”模式[16]。同时我国通过积极引进来，从节能增效、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发力，也对我国快速增长能源需求起到了巨大的支撑[17]。这一时期，我国电力行业快速发展，凭借自身的优势也践行“走出去”战略，开展国际化经营，提升国际化水平[18,19]。在合作的过程中，我国能源国际合作理念也从过去以自我为主的满足供应安全转向更加注重多元的协同保障能源安全转变，从单纯的能源合作向积极探索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迈进。同时，我国更加注重探索参与多边能源治理，重视多边能源合作机制。譬如，我国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设立“能源合作国家间专门工作组”，积极参与中国—阿盟能源合作大会、东盟10+3(中日韩)能源部长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GMS)能源合作机制等。但是由于我国能源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经验欠缺，个别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或不太注重改善当地民生，在西方舆论肆意放大和歪曲渲染下，对我国能源国际合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干扰[20]。

　　(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中国方案，能源国际合作走进新时代(2013~至今)

　　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宏伟倡议和重要战略思想，形成了与新时代相适应的能源合作大局观，我国能源国际合作以更宏大的视野不断推进。特别是能源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五年来，合作不断务实深入。能源政策沟通方面，我国面向全球发布“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倡议文件，建立了56个双边能源合作机制，参与了29个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签署了100多份合作协议，与多个国家开展了联合规划研究。能源基础设施联通方面，我国能源进口战略通道格局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国家开展跨境电网互联，中巴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区域能源合作取得积极进展。能源贸易和投资畅通方面，与沿线国家大力推动能源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能源贸易与投资呈上涨趋势，既包括传统的油气领域，也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能源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积极探索“能源+金融”合作新模式，依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及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我国主导的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能源合作提供资金融通支持。能源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方面，通过提升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推进沿线区域绿色转型，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加就业等方面，实实在在地增进了沿线国家人民的获得感，为民心相通架起了新桥梁[21]。

　　二、能源国际合作取得成就

　　回顾40年历程，我国能源国际合作紧随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与时俱进调整合作理念、思路与重点，拓展合作对象与领域，丰富合作方式与内容，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对推动我国能源转型和能源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对稳定国际能源市场与推进全球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对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从以我为主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到树立新时代能源合作的大局观

　　我国能源国际合作从改革开放初的积极“引进来”提升国内能源供应水平，到“走出去”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再到“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全面参与能源国际合作。这一时期，我国能源国际合作主要是围绕服务国内经济发展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理念思路推进。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与世界交融和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国际油气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单靠本国保障能源安全难度加大。为此，我国能源国际合作从“以我为主”，转向更加注重多元协同合作，2006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圣彼得堡八国集团会议上提出了“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党的十八大后，为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深刻把握历史机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了一系列宏伟倡议和重要战略思想，形成了与新时代相适应的能源合作大局观。一是依托“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擘画了宏大的全球视野。二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中国义利观和打造能源共同体思想，为我国能源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思想遵循。三是倡导共同能源安全，综合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二)从探索跟随参与到积极引领区域和全球能源治理合作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逐步重视能源治理合作，从跟随参与到积极引领全球能源治理合作，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作用日益凸显。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接触并熟悉国际能源规则，开展了区域性的能源机制合作[22]。1992年后，随着在全球能源市场份额的增加，我国开始注重参与多边能源合作，探索加强与国际能源组织和机构的对话。2002年后，随着国内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为保障能源多元化供应，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我国更加注重参与多边能源治理合作，其中包括在上海合作组织、中阿合作论坛、东盟10+3、G20、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框架下探索能源治理合作。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参与引领全球能源治理合作的步伐和力度更加坚实。一是不断深入参与既有框架下的能源治理合作。我国在G20、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就能源问题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积极引领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中非合作论坛，赋予了更高的作用，对全球能源治理影响力逐步增强。二是锐意创新搭建能源治理平台。其一，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能源治理合作。《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其二，发起成立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这也是首个由我国发起成立的国际能源组织。其三，积极参与能源资源定价权。2018年3月，中国版原油期货正式推出，原油期货的“国际平台、人民币计价”模式，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国际原油定价体系，提升我国在国际原油市场的话语权。三是积极主动引领气候治理国际合作。我国在《巴黎协定》这份开启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历史性协定的达成、签署、生效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我国明确表示将继续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各项工作，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多边进程。此外，我国在波恩气候大会上提出“搭桥方案”，积极推动了谈判进程。

　　(三)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顶层设计统筹推进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我国能源国际合作经历了初步探索、迈开步子、全面铺开、走进新时代四个阶段。我国能源国际合作也从最初的缺乏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到不断积累经验注重顶层设计统筹推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探索推进能源国际合作，主要以市场开放的“引进来”合作。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四十大后，我国开始与国际市场接轨，主动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石油供应不足，我国能源企业积极探索拓展海外能源市场，不断深化与相关国家能源合作。伴随着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驶入快车道，对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尤其是石油需求快速增长，进口量持续增加，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再加上国际油价波动走高，我国面临能源安全的压力日益增大。这一时期，我国能源国际合作围绕“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全面铺开。特别是为确保油气进口来源多元化，我国开始从战略上谋划和打造西北、东北、西南、海上四条油气进口战略通道，同时加强和拓展重点能源合作区域布局，切实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能源国际合作纳入整个对外开放战略，结合我国发展阶段和能源发展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宏伟倡议和重要战略思想。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宏伟倡议，开启了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为引领的全方位能源合作新局面。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了能源“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战略思想。党的十九大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擘画了新的宏伟蓝图，在新一轮对外开放征程中，确立了以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为我国能源国际合作顶层设计的核心，同时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能源“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战略布局，深入推进。

　　(四)从以化石能源为主到覆盖整个大能源的广泛合作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开放市场，引入欧美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设备以及先进管理经验，不断提升石油、煤炭开发利用水平，有效地支撑了经济发展，同时还对外出口石油创汇。但是，1985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速度加快，石油消费量也逐渐增加，导致在出口量逐年下降的同时，进口量不断增加。1993年后，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自此，走出去利用国际能源市场，满足国内石油快速增长需求，成为我国能源对外合作的重中之重，石油行业从此成为我国能源国际合作的绝对主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不断提高，2006年，我国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后，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并驾齐驱不断提高，油气成为我国能源国际合作的最主要领域。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推进，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大国”，对能源需求日益增长，国内能源资源状况决定了煤炭再次成为短期内满足需求的主力军，这又加剧了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为此，加大“引进来”力度，我国更加重视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更加重视提高节能增效和绿色发展能力的国际合作，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总体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国际合作已从传统的以油气等化石能源为主，向水电、风能、太阳能、核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节能环保、应对气候变化等整个大能源全面覆盖，广泛推进。

　　(五)从合作方式环节对象单一到全面综合拓展延伸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断创新合作方式，拓展合作对象，延伸合作链条，我国能源国际合作从单一走向全面综合[23]。一是产业链层面从单一的上游环节为主，逐步发展到上下游一体化全产业链合作。油气领域从油气贸易延伸到油气投资、开采、炼制、加工、储备基地建设等全产业链的深度合作;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从产品出口为主到装备、技术、标准、服务“四位一体”输出;电力领域从最初的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到“走出去”援建、投资并购、装备、技术、标准、工程承包、运营服务等不断进入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市场并取得新突破;核电领域通过引进、消化、创新，到“走出去”创新合作方式，不断取得新突破，譬如，通过创新合作方式，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站成为中英法三国能源合作的旗舰项目。二是合作对象不断丰富，以石油行业为例，从注重与中东、非洲、东盟主要油气出口国建立较为稳定的石油贸易关系，到逐步形成俄罗斯中亚、中东、非洲、美洲和亚太等五大重点能源合作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拓展能源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打造全球能源投资、生产、贸易、运营等多元网络化合作体系，中俄、中亚、中巴、中英、中法、中美能源合作取得新突破，形成了全方位合作新格局和全领域发展新势头。

　　三、能源国际合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能源国际合作为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受当时发展阶段的限制以及对外合作经验和能力不足的影响，以往有些合作方式和做法在新阶段需要调整，特别是目前国际、国内能源发展环境又出现了新变化，对能源国际合作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推进能源国际合作更需要把准时代脉搏，积极主动作为。从国际看，逆全球化思潮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有所抬头，由此引发的能源供求格局、能源市场和地缘政治变化越发深刻，特别是美国已初步实现“能源独立”，具备搅动全球能源市场的能力，能源地缘不确定性和风险点呈增加态势。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能源供需两侧改革，打赢蓝天保卫战，建设现代能源经济体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能源国际合作也因此承载着新的使命，需要新的担当和新的作为。

　　(一)国内高质量发展对能源国际合作提出新要求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环境污染等诸多弊端和不足，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以满足人民“要生态”“盼环保”“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新期待。十九大明确提出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新要求，无论是人民的美好生活，还是建设美丽中国，都需要高质量发展作支撑。考虑到能源是工业的血液,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问题不仅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能源转型更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对我国而言，积极参与能源国际合作，既有助于获取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的优质能源供应保障以及先进的能源技术支撑，又有助于彰显我大国担当和国际形象，同时依托能源国际合作外部正能量和一定的外部压力传导，必将有助于我国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无旁贷的压力使命感，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求能源国际合作提供更好的支撑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积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能源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五年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呈现出多点开花局面。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需要能源合作提供更强有力支撑。此外，能源合作不仅是近期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上的重要话题，也是我国同中亚、中东、欧盟、拉美等地区合作的重要内容。但是，无论是“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还是中国与其他地区的能源合作仍存在诸多问题和难点，推进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瓶颈问题需要突破，前期项目落实过程中出现的走样变形问题也需要解决。一是尚未形成国内、国外联动机制，在整体统筹、啃硬骨头、突发情况应对中未能形成合力;二是多边能源合作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合作仍以双边为主，“一带一路”、中非、中欧、中拉、G20、上合组织等合作机制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影响力和作用仍较弱;三是协调和纠纷解决机制仍处于搭建阶段，无法迅速解决能源合作项目中出现的矛盾，影响能源合作稳步推进。四是个别项目存在资金不到位、忽视环保、不注重宣传等问题，在西方舆论夸大引导下，部分国家民众对与我国开展能源合作心存疑虑。

　　(三)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影响我国高效开展能源国际合作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美国政府对我国态度逐渐强硬，其国内限制我国发展的声音不断增强。特别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以贸易争端为由对我国不断施压，不仅对我国有效开展能源贸易以及能源相关技术、装备合作带来不利影响，甚至有可能综合利用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对我国发展进行打压，影响我和平发展环境，增加我国能源进口成本，限制我国能源技术发展，切断我国能源进口通道，对我国能源安全带来极大不确定性。但是，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战略实施效果也存在诸多变数，其在国际事务中全面收缩的做法，为我国增强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影响力与话语权提供机会，同时，其对中东的强硬政策也可能出现反弹效应，存在发生类似“911”事件再次为我国发展提供窗口期的可能性。

　　(四)地缘政治矛盾凸显恐将对我国能源安全带来新挑战

　　当前，全球能源格局正面临调整，能源供求、能源价格、能源技术和能源地缘政治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美国依托能源新现实主义已初步实现“能源独立”，对中东石油进口依赖度已由2001年14.1%的高点降至2017年的2%左右，全球战略腾挪能力明显增强。美国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更加强硬，地区不稳定因素增加，国际油气市场供求前景存在诸多变数。上述变化给我国充分利国际能源资源带来不确定性，未来我国所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日趋复杂、风险点增加。特别是，我国油气资源高度依赖进口(2017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7%，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已超过36%)，且进口来源较为集中(对中东的依赖仍超过40%)，受制于资源禀赋条件，油气高度依赖进口的局面中短期内难以改变。其中，作为重要过渡能源的天然气需求或将大幅增长，对外依存度也将持续走高，天然气供应安全风险增加，去年天然气“短供”事件已经敲响了警钟。

　　图1 2000~2017年我国石油、天然气进口依存度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计算

　　四、推进能源国际合作更好发展的建议

　　当今世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我国参与能源国际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未来能源国际合作需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既要立足国内能源发展需求，实现内外联动，促进能源高质量发展。又要积极有为，承担大国责任，通过强化能源合作“朋友圈”，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话语权和影响力，强化能源国际合作服务整个对外战略大局的能力。同时，补齐我国在能源国际合作中存在的不足和短板，进一步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拓展能源合作深度和广度。此外，还要做到未雨绸缪，提前预防美国政策调整及其引发的地区冲突对我国能源安全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坚持内外联动，以国际合作促进国内能源发展

　　首先，要加快能源转型步伐，减缓油气对外依存度过快增长。一方面，要从供需两端发力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与消纳，另一方面，又要有序推进“煤改气”进程，避免天然气需求过快增长。其次，制定科学有序能源对外合作规划，引导地方政府及企业参与能源国际合作。联合金融机构和企业联合开展能源国际合作战略研究，同时建立能源合作规划信息交流平台，在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下，实现规划信息及时更新和尽量透明。再次，秉持国际合作为国内能源高质量发展服务的基本原则，避免承担过多国际责任。具体合作项目应侧重有利于增强我国油气进口安全、提升我国能源技术能力、推动我国能源装备及相关建造能力对外输出等领域，同时兼顾合作国能源民生等相关项目。

　　(二)强化能源合作“朋友圈”，在新形势下提升我国能源国际合作水平

　　首先，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能源务实合作，推动能源合作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油气勘探开发、油气管网互联互通、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能效提升等领域合作;强化与非洲、拉美等地区能源开发、提供能源可及性等领域合作;密切与欧洲国家在能源技术研发、能源转型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其次，提升相关合作机制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作用及影响力。强化“一带一路”能源俱乐部务实合作，搭建能源资源伙伴关系，建立供应国与消费国之间信息沟通机制、金融支持和监管机制、合作纠纷协调和解决机制等;增强G20、APEC、上合组织、中非论坛、中欧领导人峰会、中拉共体论坛等对促进多边能源合作的引领作用，消除能源贸易投资壁垒，形成多边能源技术、环境保护的统一标准，促进市场深度融合。再次，加强与相关国家人才交流，吸引更多非洲、拉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访问学者来华访问，制订实施能源国际合作人才培训项目。

　　(三)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拓展能源合作深度和广度

　　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内容，做强做优我国传统化石能源以及新能源产业，提升我国能源企业国际竞争力，为全面配置优质能源提供保障。建议逐步放宽货币、外汇、信贷限制，支持企业以绿地投资、股权并购等方式参与能源全产业链合作;完善出口退税政策，适当提高出口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环保装备的出口退税率;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出口信贷资金投放，适当降低对于区域电网、油气管网等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重要合作项目的融资利率。

　　(四)未雨绸缪，预防美国政策调整及其引发的地区冲突对我国能源安全造成的影响

　　在国内石油消费达到峰值之前，我国很有可能再净增1亿吨左右的石油进口，天然气进口量在不远的将来也有可能超过2000亿立方米，甚至更高，在能源地缘博弈凸显的背景下，我国能源安全面临较大风险。因此，一方面，要积极维护近中期国际能源市场稳定，加大能源领域投资，提升全球能源供应能力;推动能源生产国、消费国、过境国的合作;促进可再生及能效领域合作，降低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增速;加强经济互动、贸易投资、文化交流，形成利益共同体，降低单边主义、“孤立”、制裁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布局，研究制定针对性应对方案。尤其是，针对我国油气高度依赖进口，在多元化进口来源，分散风险的前提下，进一步研究如何更好地稳存量格局与优增量布局，平衡陆上与海上进口通道与进口量，以及通过外交、军事、经贸等多方面综合布局，巩固与能源供应国良好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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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宏观经济管理》2018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