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是否面临消费需求不足？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时期。但长期以来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储蓄率过高，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带动。这正在逐渐演变成可能严重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构失衡。

结构失衡的一个基本表现，是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我国投资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在过去50年中持续上升，“一五”时期平均24.7%，到2004年达到43.9%的高点；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则持续下降，“一五”时期平均63.1%，到2004年降到41.9%的历史最低点。近年来，居民消费比重下降明显加速，2004年比2000年降低了6个百分点。

这一趋势今年是否有所改变？最近的世界银行的《中国经济季报》指出，05年第三季度中国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在增强，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赖有所下降 。但观察几组数字，会发现消费比重下降的趋势并未根本改变。

第一，尽管今年前3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了13%的名义增长率，但与固定资产投资27.7%的名义增长率相比还差得远（对这两个数字可能都要打点折扣），说明消费和投资的关系还在向后者倾斜。第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仍在逐月下降。2004年3.9%，今年上半年2.3%，7、8、9三个月分别是1.8%、1.3%、0.9%。第三，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仍不同步。前3季度，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比可支配收入增长低一个百分点，说明储蓄率还在继续上升。农村居民消费前半年数字较好，但与取消农业税等一次性因素有关，有待继续观察。

2．是投资挤压了消费，还是消费让位于投资？

最近吴敬琏教授对高投资、高消耗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样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还应当注意到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这种高投资带动的增长模式并不完全是主观决定的，它有其内生的一面。

在计划经济时期，高投资是由当时的发展战略和体制决定的，是人为地用投资挤压消费。改革开放期间，各级政府的“投资饥渴症”也仍然在发生作用；但同时，过去强制性的高积累演变成居民自发的过度储蓄；消费从被动受到挤压演变到因自身疲软而导致内需不足。以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为分水岭，标志着由居民消费持续疲软导致的内需不足到了必须靠政府扩大投资来弥补，以带动经济增长的程度。虽然去年一度发生了投资过热，但居民消费不足的趋势并未改变，有可能在今后再次引发总需求不足和经济萧条。

2004年与1999年相比，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6.8%，而金融机构的居民储蓄整整增加了一倍，接近12万亿元，几乎相当于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储蓄存款急剧增加的同时，金融机构贷款占存款的比例从86%下降到74%，说明资金的利用率在下降。这种情况目前还在继续。今年前9个月，各项存款新增3.94万亿，其中居民储蓄存款新增1.68万亿元（增长14%），而同期贷款只增加了1.36万亿元（增长7.7%）。

3．投资能否持续取代消费而带动经济增长？

近年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确实带动了经济增长，并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偿还了基础设施欠帐，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投资高速增长也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而在消费增长、特别是大众消费增长相对缓慢的情况下，投资造成的产能增长不可能在投资品生产部门内部完成自我循环，因此会不断造成产能过剩、投资失败，导致资金、能源和其他资源的大量浪费。积累到一定程度，还可能因金融市场信用链条中断引发周转危机，导致经济滑坡。

目前我国的投资率高达44%，这样巨大规模的投资只带来了9.5%的经济增长（尽管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率），说明投资效率相当低，有大量的国民财富被无效投资浪费掉了。与之相比，“一五”时期仅以不到25%的投资率实现了平均9.2%的增长率，反倒高于目前的投资效率。

4．出口能不能成为持续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

事实上，目前的经济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净出口的增长带动的。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近年来贸易顺差逐步扩大，2001年225亿美元，04年319亿美元，05年前9个月已急剧上升到683亿美元，对同期经济增长的带动约在3.9个百分点。这反映了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出口压力上升的趋势，同时加入WTO后国际市场对我国贸易壁垒削减的形势也为我国出口增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净出口的急剧扩大也引起了一系列负面影响。近来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迅速增加，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出现反弹。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高达70%。考虑到世界市场在一定时期内的容量限制、他国的贸易保护、以及人民币今后面临的升值压力，这种净出口急速膨胀的态势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而一旦这种高额顺差模式不再继续，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就可能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打击，成为引发经济滑坡的导火索。

5．居民消费疲软原因何在？

所谓居民消费疲软，主要是指中低收入阶层消费疲软。自80年代后期以来，各阶层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吉尼系数从1984年的25.7上升到2001年的44.7，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相当大的国家（数据见2005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由于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其消费能力受到收入限制；而高收入居民已达到较高的消费满足程度，不会将收入增长的主要部分用于消费。因此收入差距扩大会推高储蓄率。

即使是中低收入居民，储蓄倾向也在节节上升。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教育费用和房价迅速攀升，超过了城乡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而现有的社会保障没有起到保障低收入居民生活、减少他们面临风险的作用。调查发现，低收入居民医疗自费的比例远高于其他阶层居民；养老保险对低收入居民的覆盖率也相当低。同时城市居民失业风险增大，部分农民因失地而失去了常规收入来源。这些迫使人们不得不限制消费，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风险。

就业机会不足是影响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又一重要原因。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逐渐下降，与资本密集化的投资路线和小企业经营环境不良关系极大。小企业历来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但目前的银行体制和政策环境不利于小企业融资，不少地方政府倾向于给少数较大企业吃偏饭，中小企业促进政策往往落实不到小企业。小企业还常常面临繁琐和不透明的行政管理、及部分公务人员滥用权力和寻租行为的干扰。同时，缺乏为小企业提供管理、技术、法律、财务等服务和培训的体系，阻碍着小企业素质的提高。

6．怎么办？

目前因居民消费疲软引起的经济结构失衡带来了产能过剩、无效投资和资源浪费，而且可能在今后几年中在某些外部条件诱发下导致经济滑坡，这直接威胁到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但纠正结构失衡，并非简单地鼓励消费或给某些部门增发工资能解决的。针对上面说到的原因，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几方面的中长期政策：

其一，对事关大众基本利益的医疗、教育、住房、土地管理等领域，既需要引进竞争机制，遏制价格和资源垄断，又需要强化对公共服务部门的制度化监管，防止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侵害。同时从体制上解决以药养医、虚抬药价的问题，解决城乡低收入居民看不起病的问题；解决流动人口异地就学问题；解决低收入居民廉租住宅问题；解决土地开发转让中的垄断和不透明问题。

其二，公平税负、强化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严厉打击腐败行为，抑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分配不公。

其三，发展小额信贷、地方性金融机构和小企业服务体系，促进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

其四，加速政府体制改革和转轨，使政府管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透明化、民主化的轨道，从制度上保证收入分配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