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最终消费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在GDP中的比例逐渐下降。最终消费率在“一五”时期在75%左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65%左右，但过去20年中加速下降，到2007年降到48.8%。同期，资本形成率从80年代中期的35%左右上升到42.3%，净出口从0左右上升到8.9%，形成了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局面。

一个国家的总需求由消费、资本形成、净出口三个部分构成。一定范围内的高储蓄、低消费能够促进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一定限度的贸易顺差还能增加外汇储备，改善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和抗风险能力。但当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净出口拉动，会导致明显的结构失衡。

首先，过高的投资率导致生产能力增长过快，超过消费需求的消化能力，导致产能过剩、经济效益下降，容易引发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继续扩大生产性投资，只能在非常短的时期内促进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继而将造成产能过剩的进一步恶化和增长乏力。

其次，我国过去一个时期净出口不断增长，正是内需不足的一个表现，也是对内需不足的补偿。目前由于世界经济危机，欧美市场萎缩，我国出口产业已经受到严重打击，而且今后更长时期也不可能恢复到出口超高速增长、靠不断扩大净出口来拉动经济的状态。

因此，当前的启动内需，实际上是经济结构的一次深刻调整，关键在于调整消费、出口和投资结构，促进消费增长，提升消费比重。短期内，提高消费比重困难很多，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拉动需求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解决消费问题，扩张性投资过后，仍然会出现内需不足的问题，经济仍将面临停滞的危险。

2．消费率下降原因何在？

最终消费率下降的基本原因是居民消费增长慢于经济增长。我国的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20年间，大体上保持在14%上下一个百分点的范围内。而居民消费则从50%下降到35%（2007）。而居民消费增长滞后，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第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劳动报酬的增长慢于产出的增长，因而消费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1992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59.9%，1998年为58.7%，2005年降低到50.6%，低于大多数国家。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经济又处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阶段，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造成过去30年来城市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因此抑制了工资水平上升。特别是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上升过慢。这是刘易斯模型描述的典型情况。而高收入阶层主要依赖资本和人力资本收益，不受劳动力供求的制约。再加上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初次收入分配体系漏洞多，灰色收入大量存在，税收征管体系也不健全，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基本因素。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高收入居民收入增长快于低收入居民，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主要用于投资，储蓄率高、消费率低，还有一部分收入用于国外消费；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主要用于国内消费，但他们缺乏消费能力；因此在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自然导致消费增长过慢。

第二，我国过去医疗、教育费用和房价增长过快，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又不健全，给中低收入居民造成很大的负担。取消小学和初中学杂费和农村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后，情况有所改善，但2007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个人用于医疗和教育的支出仍然占他们消费支出的近20%。还有一些相关支出没有包括在统计内。房价已经由涨转跌，但仍然超出低收入居民的承受能力。这些迫使中等以下收入居民压缩消费、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孩子上学、大病、购房和养老的需要。

第三，过去国有企业利润不分红，而且没有一套健全的资源税体系，造成资源性收益、垄断性收益由企业独享，使企业储蓄过大，挤占了消费基金。这些情况有的正在改变，有的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上述问题，有的是处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必然产生的，有的是由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税收体制和公共财政管理方面的问题。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均收入2000美元以上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世界各国都需要建立健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收入转移支付体系。这是对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可能解决社会冲突加剧和消费不足的问题。

3. 中美贸易与结构调整

过去一个时期，美国过度负债、超额消费；中国过度储蓄、消费不足，两国经济恰好形成了互补。中国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找到了出路，使经济高速增长能够保持。美国大量购买中国价格低廉的消费品，并通过国债大量吸收中国的外汇储备以弥补其储蓄的不足，得到了双重的好处。

2007年中国对美出口占当年出口总值19%，贸易顺差占当年中国净出口的62%，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5.0%。而如果采纳美方的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更大，2007年为2563亿美元，就应当占中国净出口的98%，占中国GDP的7.8%。2008年这些比值有所下降，但对美贸易顺差按中方统计，仍占中国全部净出口的58%。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深。

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美国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必须进行大幅度的结构调整，提高储蓄，将消费压缩到一个可持续的比例。这将大规模影响中国输美产品的数量，而决不会是一个临时性的下降。欧洲等国家受到危机的严重影响，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恢复时期。因此，中国进行扩大内需的调整，也绝不应当是一个临时性的应对措施，而应当是一个战略性的结构调整。

4. 需求结构的国际比较

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需求结构面临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6年中国的国内净储蓄（扣除了资本消耗）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高达43.6%，而世界低收入国家总体比例为21.5%，中等收入国家为19.6%，高收入国家只有6.9%，其中美国只有1.9%。中国的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份额只有33%，而世界低收入国家总体水平是64%，中等收入国家55%，高收入国家62%，其中美国71%。中国的储蓄率远远高于世界各国，而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各国（见表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指标》。

从以上数据也能看出，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居民消费比重先下降、后上升，看来是一个普遍趋势。中等收入国家消费率比较低。中国已经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消费率大幅度低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

美国目前的储蓄率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是其凭借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毫无顾忌地扩张消费的结果。但在美国历史上，居民消费占GDP或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也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不过最低的阶段仍然在60%以上。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则直到2000年才降低到60%以下，但仍然高于中国。见表2。

国际比较说明，中国目前的消费和储蓄结构已经到了一个不正常的状态，急需调整。

注：1930-1970年使用GNI数据，为1958年不变价格；劳动报酬份额为表示年份前10年平均。1980—2000年使用现价GDP数据，但2006年仍用GNI。劳动报酬份额为当年数据。2006年一栏使用了2005年推算数。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1975）：《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到1970》；国家统计局（1996、2004）：《国际统计年鉴》；世界银行（2008）：《2008年世界发展指标》。

5. 政策建议

第一，这次扩大内需，第一位的重点应当是促进消费能力提高。因为短期内不可能有效启动消费，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消费不足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的情况下，一般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是短期的，下一阶段内需不足的问题还会重新抬头。国务院已经明确将民生工程列为扩大内需投资的首要重点，但考虑到各级地方政府有自己的利益导向，投资冲动很强，实际执行的结果很可能变成一般性项目投资为主，挤占了民生工程和启动消费的资金。因此必须防止各地一拥而上，乱上项目，挤占银行资金。还要防止将扩大内需投资用于扩大产能的生产性建设，否则将进一步加剧结构失调。必须以强有力的措施保证把民生工程（包括农村民生工程）放在第一位，而且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必须采取启动消费的有力措施。

第二，建议将廉租房建设作为民生工程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任务来实施。房价超出低收入居民承受能力是导致老百姓不敢消费的重要原因。而经济适用房实际上补贴的是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居民，低收入居民仍然买不起。建议将财力从经济适用房建设转移到廉租房建设以及商品房转廉租房，并追加财力，保障无房的城市低收入居民能够住上廉租房，并考虑为进城的农民工提供廉租房。过去一个时期房地产建设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房地产业不景气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廉租房建设不但有长期改善消费的作用，而且近期也将起到拉动房地产市场，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三，提高消费能力应当是扩大内需的一个主要任务。但要启动消费，政府不能过度干预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给老百姓发钱也只能产生一次性的短期效果，不能解决机制问题。关键要解决社保、医疗、教育、住房、工作问题，让老百姓解除后顾之忧、有能力消费、敢于消费。建议利用这次扩大内需的机会大幅度改善医疗、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更大幅度地改善农村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提高城乡基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覆盖率，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这方面的投入可能短期拉动内需的效果不显著，但对调整投资-消费结构是非常必要的，具有战略意义。

第四，扩大内需，有大量的钱要从政府手中花出去。必须保证公共资金花得廉洁、有效，杜绝腐败和浪费，杜绝黑箱操作、寻租工程、豆腐渣工程。同时杜绝门面工程、政绩工程。现有体制很难保证这一点。建议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首先从公共资金的管理做起，重点放在实施阳光工程，项目管理透明化，引进社会公众监督机制。

第五，就业机会不足是影响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又一重要原因。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逐渐下降，与资本密集化的投资路线和小企业经营环境不良关系很大。小企业历来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但目前的银行体制和政策环境不利于小企业融资，不少地方政府倾向于给少数较大企业吃偏饭，中小企业促进政策往往落实不到小企业。小企业还常常面临繁琐和不透明的行政管理、及部分公务人员滥用权力和寻租行为的干扰。同时，缺乏为小企业提供管理、技术、法律、财务等服务和培训的体系，阻碍着小企业素质的提高。因此改善小企业经营环境，是改善就业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六，长期以来铁路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1997-2007这10年间，公路里程从122万公里扩展到358万公里。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的交通运输状况。但同期铁路里程只从6.6万公里增长到7.8万公里。铁路运力紧张、供不应求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土地资源紧缺，能耗和环境负担很重。铁路与二级公路相比，占地面积基本相等，但二级公路的客货综合运输能力大约只是铁路的1/10；公路运输的吨公里和人公里能耗大约是铁路的6-8倍。因此铁路在长距离、大运量客货运输方面，具有巨大的节约土地和节能降耗优势。但铁路发展滞后，说明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存在严重失衡。与人口密度接近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铁路分布的密度大约是这些国家的十分之一。我国铁路发展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利用这次扩大内需的机会，把我国铁路运输体系健全起来，是一件一箭双雕、功在千秋的大事。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08）：《2008年世界发展指标》。铁路分布密度由作者计算。

第七，这次扩大内需，会超出正常的财政负担能力。需要不惜扩大财政赤字，坚决贯彻拉动内需的政策。但不是投资规模越大越好，需要在扩大支出的同时，严格控制投资方向和资金使用，控制乱上项目，防止造成今后更长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