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效需求不足与经济危机：马克思、凯恩斯和福利国家实践

　　大约140年前，经济学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经济危机的著名解释。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是由于其生产力高度发展，而分配方式却限制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因而不断造成生产过剩。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过剩的生产能力被毁灭，才能形成新的供求平衡，经济才能再一次发展。但这又将酝酿下一轮危机。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脱的矛盾。只有摧毁这种分配方式对生产方式的桎梏，让全社会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共同分配生产成果，才能最终使生产力得到解放。[1]

　　在马克思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他的判断似乎得到了充分验证。这期间直到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国家发生了7次经济危机，平均每8-10年发生一次。在危机中，一方面社会下层群众的贫困和消费品匮乏加剧，另一方面大量产品和生产能力过剩、劳动者大量失业。尤其1930年代的危机特别严重，美国经济连续4年猛烈下挫，经济总量在1929-1933年期间萎缩了30%，失业率从3%猛增到25%。直到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2] 这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是否还有未来产生了重大疑问。

　　大萧条期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陆续提出了以扩大政府支出对抗萧条的思想，并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系统表述了关于总需求不足和非充分就业的理论。他指出，当总产出增加时，消费增加通常低于产出增加，因此需要有更大量的投资来弥补消费需求与产出之间的差额。但没有什么必然的机制保证投资自动等同于这个差额。因此就会发生总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和失业。他还指出，恰恰在那些更富裕、储蓄倾向更高的国家，更容易出现这种“富饶中的贫困”。[3]

　　这层薄薄的窗户纸一经捅破，道理看起来是如此简单合理。不过凯恩斯并不像马克思那样认为总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脱的矛盾，而是提出了增加政府投资来带动总需求的建议。他还指出，政府投资会通过乘数效应的放大影响总需求。边际消费倾向越高，乘数就越大，对总需求的带动就越有效。

　　凯恩斯等人的思想对罗斯福时期的美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始于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事实上实践了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实施了失业救济和“以工代赈”政策，把大批失业者吸纳到兴修水力、植树造林、道路建设等公共工程中来，并由政府出资大量修建机场、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1933年当年，经济跌幅从上年的-14.7%缩小到-1.8%，次年实现了9.1%的正增长。凯恩斯主义不仅将美国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而且在后来的实践中，减轻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冲击。

　　但凯恩斯还是忽略了一点。他所说的投资需求不足，即总投资小于总储蓄，通常是因为市场饱和，投资者没有盈利空间;根源还是消费-储蓄比例失调，消费相对不足。此时确实可以用扩大政府投资来弥补总需求。但这并不改变消费-储蓄比例，因此只能暂时缓解危机，而不能消除经济失衡的原因，也不能避免下一次危机。如果因政府投资直接或间接导致生产能力相对于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还会在一段时间后带来更大的生产过剩，加剧经济失衡。

　　罗斯福在某些方面比凯恩斯走得更远，在他的新政期间，陆续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公平劳动标准法》，引进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政策，并实行了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改变了收入分配格局。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在某种程度上告别了老式自由资本主义，走进“福利国家”时代。在这方面，一些欧洲国家走得更远。他们在保留了市场经济基本机制的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转移支付政策大幅度改变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初次收入分配结果，缩小了收入差距，实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因此改变了消费-储蓄比例关系和传统资本主义的消费不足现象，因而也就改变了传统经济周期的产生机制。

　　关于社会福利政策和自由市场经济在公平和效率方面孰优孰劣的辩论，至今仍在继续，没有得到一个公认的结论。但纵览历史，正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制度方面的变革，才使它们获得了新的生命，避免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自我毁灭的预言。

　　二、 两种结构失衡：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

　　美国在福利经济方面并没有像欧洲国家走得那样远，基本保持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相当大的收入差距。但至少有两个重要因素使美国避免了重演类似30年代大萧条的严重危机。

　　其一，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参加了二战，50年代打了朝鲜战争，60年代打了越南战争。连年战争加上军备竞赛和军火出口，在上世纪40-70年代期间在相当程度上消化了美国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减少了生产过剩。

　　其二，美国凭借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放任信贷膨胀和大规模负债，促进了本国消费超前发展。按照索罗斯的说法，这种信贷扩张泡沫带来的超级繁荣已经持续了60年，终于在今天走到了尽头。

　　据世界银行数据，2006年美国居民消费加上政府消费占到GDP的87%，净出口为-5%，总储蓄率13%，净储蓄率只有1.9%。而根据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罗奇的数据，2007年美国的储蓄率已经为-1.7%。[4] 美国的居民、政府和企业负债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水平。2008年，美国居民未偿还债务高达13.9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08年GDP总额，其中四分之三是住房贷款。加上政府和非金融企业的未偿还负债，高达33万亿美元，是美国2008年GDP的2.3倍。这还不包括金融机构负债(见表1)。今天，美国金融泡沫的破灭已经将全世界拖入了经济危机。

　　总之，美国是靠巨额举债，从生产过剩型经济转轨到过度消费型经济。而后者同样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但美国的过度消费能持续到今天，和中国经济的另一类型结构失衡也有密切关系。即：中国的生产能力高度扩张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美国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额，中国的大量出口维持了美国的大量进口，中国的过度储蓄又通过购买美国债卷弥补了美国的储蓄不足。如果没有中国的低消费、高储蓄，美国的过度消费恐怕维持不到今天。而没有美国的超前消费，中国的生产能力高度扩张也会更早遇到障碍。

　　在过去50年中，中国的消费率持续下降，储蓄率不断上升。特别是从2000到2007年，最终消费率从占GDP的62%下降到49%，居民消费比重从46%下降到35%。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尽管投资率居高不下，还是无法赶上储蓄率的上升。企业在内需不足情况下越来越依赖外需，经济增长也越来越依赖于净出口的扩大来拉动。这恰好与美国的消费率不断上升、储蓄率不断下降形成了互补关系(或如某些美国人所说的“恐怖平衡”)。图1反映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和美国消费率及储蓄率的相反变动趋势。

　　图1-1 最终消费率和总储蓄率变动趋势：中国

　　图1-2 最终消费率和总储蓄率变动趋势：美国

　　注：图中的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在GDP中的份额，总储蓄率是资本形成与净出口之和占GDP的份额。中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美国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

　　2007年，中国对美出口占当年出口总值19%;对美贸易顺差高达163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净出口的62%，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5.0%。如果采纳美方的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更大，2007年为2563亿美元，相当于其全部贸易逆差的36%。这种情况恰好说明中美经济在各自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情况下，互相之间的高度依赖。图2显示了中美两国净出口占各自GDP的比重。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净出口的不断扩大实现的。

　　图2 中美净出口占各自GDP的比重变化(以各自的GDP为1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CEIC数据库。

　　中美之间这种特殊贸易关系也说明，美国某些政客所谓“美中贸易逆差来源于中国操纵汇率”的说法是很可笑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如果真是中国“操纵汇率”的结果，中国的贸易顺差就绝不会集中反映在中美贸易上，而应该广泛分布在与世界各国的贸易上。同时，美国另外三分之二的贸易逆差也无从解释。总不能说全世界都在通过操纵汇率欺负美国吧?很明显，中美间这种贸易状况，是两国内部结构失衡的反映，即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消费不足。

　　但中美间这种大规模非平衡贸易，今后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美国消费泡沫已经破灭，必须进行重大结构调整，提高储蓄、降低负债，将消费压缩到一个可持续的比例。这意味着美国市场会面临一个长时期的收缩，而决不仅仅是一个暂时的下降。这必将大规模地、持续地影响中国输美产品的数量。欧洲国家要从危机中恢复，也需要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尽管可以通过政府投资来扩大内需，在较短时期恢复经济增长，但未来将继续面对一个不景气的国外市场。过去维系经济高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柱已经不复存在。除非能够大幅度提高国内消费率，否则4万亿元投资只能起到短期的作用，在此之后经济增长仍将面临疲软。因此，扩大内需必须是一项战略性的经济结构调整，而绝不应当是一个临时性的应对措施。

　　三、 中国会出现大萧条吗?

　　中国最终消费率下降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在计划经济时期，消费率下降是人为压低工资水平和农产品价格、政府过多集中社会财力用于投资等错误政策的结果。但这在当时并没有造成生产过剩，反而总是存在供给短缺，是因为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生产效率太低，无效投资太多。

　　中国在改革期间发生的消费率下降则源于不同的机制。这与当代美国的结构失衡方向相反，但与30年代大萧条之前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在改革中，工资水平从政府决定转向了由劳动力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但保护劳工的立法和社会保障、公共福利等制度没有随之健全起来。而这些弥补市场缺陷的制度，在上世纪大萧条之后早已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了。在劳动者收入单纯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没有形成补充市场的保障制度的情况下，没有什么自发机制来保证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

　　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决定工资水平的情况相比，工资水平的市场决定明显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在一定条件下，这也导致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下降。非劳动收入向占人口少数的高收入群体集中，他们会保持高消费水平，但收入的大部分会用于储蓄和投资。这种分配机制导致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使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这一趋势，还由于以下几个因素而被强化：

　　第一，中国人口众多，城乡经济呈二元结构。这导致了刘易斯模型所描述的“劳动无限供给”状况。大量农民工源源不断流入城市，使劳动力市场持续供过于求，压制了工资水平的上升，也就强化了最终消费增长滞后的情况。不过，近年来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

　　第二，一些资源性、垄断性部门的收入分配不受市场竞争左右，政府的公共资金和资源管理体系存在制度漏洞和弊病，导致公共资源流失和逆向再分配，增加了非劳动收入，扩大了收入差距，也就弱化了大众消费。

　　第三，各级政府在积极追求高投资、高增长、高税利，“做大做强”经济的指导思想下，要素配置发生倾斜，企业规模和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不断上升，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因而减少了就业机会，扩大了收入差距，加速了消费率的下降。

　　在某个时点上，消费需求不足可以由扩大投资需求来弥补,但往往导致未来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张，又需要有更大的需求与之平衡。这种以投资拉动投资的自我循环很快就会达到某个临界点，使总投资无法与总储蓄同步增长。在此情况下，除非能够不断扩大净出口，否则无法继续保持经济增长。

　　这恰恰是过去一个时期发生的情况。表2显示，在2000—2007年期间，中国最终消费的实际增长率始终低于经济增长率两三个百分点，少数年份相差五个百分点，使最终消费率从62%持续下滑到49%。总储蓄则不断上升，这部分反映在银行存款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超常增长(已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尽管资金充裕导致了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但金融机构贷存比(贷款与存款余额之比)却从80%持续下降到67%，显示出总储蓄的增长快于总投资的增长[5]，导致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进而造成国内市场饱和，盈利空间下降，迫使企业更多地转向国际市场，使出口超常增长。这期间，净出口占GDP的份额从2.4%强劲上升到8.9%。净出口扩大的趋势补偿了内需的不足，使经济增长率在2005—2007年期间从10%继续上升到13%。

　　近年来净出口能够顺利扩张，既依赖于中国产品的竞争能力，也得益于美国超前消费所提供的巨大市场空间。即使没有国际经济危机，净出口的扩张趋势也不可能长期持续，因为贸易不平衡必然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与各国的贸易摩擦、和各国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但美国消费-金融泡沫破灭导致的国际经济危机，以突发的形式使中国将要面临的出口障碍提前到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防止衰退，扩大内需是绝对必要的，而且肯定能够很快产生效果，使中国先于欧美走出经济危机。但问题在于4万亿元投资结束之后，消费-储蓄结构失衡的状况能否得到纠正?如果不能，则这些投资只能起到暂时的效果，几年之后中国就可能面临另外一场因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导致的经济萧条。这与30年代大萧条的产生机理是一致的。尽管继续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仍然可以减轻危机的损害，不至于出现像美国大萧条时期那样严重的情况，但反复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将最终带来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滞涨。

　　四、 中国经济的未来

　　上述情况说明，中国经济目前的基本问题在于需要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来调整收入分配和消费-储蓄结构失衡，达到启动消费的效果。

　　应该说明，最近几年政府的关注民生政策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从上一节的表2可以看到，2001-2004年是消费增长的低谷，以不变价格计算每年只增长5%—6%。而从2005年开始，消费增长率提高到了8%—10%，不过仍然比经济增长率低2个百分点。如果这个趋势不变，中国经济将继续面临内外需不足的两面夹击。

　　要想使消费—储蓄结构调整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必须有一段时间消费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使最终消费率从目前的49%上升约10个百分点，达到或接近60%。这仍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所有中、低收入国家水平(2006年分别为78%和70%[6])，但总需求不足的压力将大大减轻。考虑到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需要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持一个低于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消费率，保证较高的储蓄和投资，是必要的;但目前这样的低消费水平是不可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

　　要从根本上调整消费-储蓄结构，至少需要做下面几件事：

　　第一，扩大城乡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在保留一定差别的基础上，分步实现全国保障体系联网和一体化，最终实现社会保障的全民覆盖，使老百姓敢于消费。

　　第二，实质性提高教育、医疗和低收入居民保障性住房方面的政府支出水平，改善教育医疗服务体系，缩小城乡差别，实现教育机会平等;并继续大力扩展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城镇廉租房供给要逐步扩大到全部低收入居民。目前的经济适用房、限价房政策不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建议将用于这方面的公共资源全部转移到廉租房供应上来。

　　第三，积极促进就业，首先要改善小企业经营环境，发展为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和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纠正不利于小企业的倾斜式资源分配政策，加强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

　　第四，由于各级政府的利益导向，扩大内需政策在实施中很可能出现重投资、轻消费、轻公共服务的倾向。这种情况必须扭转。改善基础设施瓶颈的投资是必要的，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仍然严重不足，需要发展。但总体上将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投资上，只能起到短期效果，无法改变消费-储蓄结构失衡状况。

　　第五，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管住管好公共资源，提高透明度，防止公共资源流失、浪费和腐败现象。

　　第六，我们没有必要重走西方国家一百年前走过的弱肉强食的原始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公平的、人性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但决不是回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越俎代庖、全面干预市场或取代市场。在建设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的同时，需要处理好平等和效率的关系，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也要防止低效率的过度福利化和浪费公共资源。

　　一个大众收入和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经济，将是一个更加安定和谐、更符合人类尊严的经济，也将是一个全民教育水平更高、人力资本积累更快、经济发展更有潜力和更可持续的经济。中国经济应当有光明的未来。

　　[1] 马克思：《资本论》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卷第694、831页，第三卷第273、549页。

　　[2] 美国商务部普查局(1975)：《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到1970》，第一部，第126、226页。

　　[3] 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文版1977年，商务印书馆，第29—32页、98—100页。

　　[4] 世界银行(2008)：《2008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第190、228页;斯蒂芬·罗奇(2008)：在2008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5] 银行存款变动并不全面反映总储蓄的变动。要更全面地考察总储蓄，还需要将更多因素考虑在内。

　　[6] 数据见世界银行(2008)：《2008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第226-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