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给发达国家居民带来的是会不会失业和生活水平是否下降的问题，而给许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居民带来的是有没有饭吃和能不能生存的问题。

因此世行呼吁发达国家拿出本国经济刺激计划一个小小的部分（因为不能奢求更大的部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和投资，不仅合理、必要，而且紧迫。在当今这个互相高度依赖的世界上，没有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复苏，也不会有全球的经济复苏。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世界不仅需要凯恩斯主义，而且需要将凯恩斯主义向全球范围扩展。非此，发达国家也不足以自救。有熟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称，根本不需要救市，根本不需要凯恩斯主义，只要让自由市场自发运行，危机就会很快过去。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已有太多的事实说明，这种一厢情愿的空想，对解决实际问题毫无益处。

但今天我们面临的严峻经济现实，也促使我们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现成理论框架，更深入地思考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首先，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为刺激经济而扩大投资需要有结构区分。扩大投资需求有助于吸收过剩产能。但如果投资在生产领域，那么除了会扩大即时需求，还会在不久的未来造成生产能力扩张，导致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生产率越高，这种矛盾越突出。因此对已面临产能过剩的经济体而言，扩张性投资应限制在基础设施、环保、节能、科技等领域，一般而言不应当进入生产领域。

其次，扩张性投资是否足以应对危机？宏观层面的产能过剩意味着有效需求不足。扩张性投资只能在短期内扩大需求，却不能消除产能过剩的机制性原因，那就是在现代技术条件和现行市场经济分配方式的共同作用下，生产能力的扩张往往快于消费能力的扩张，从而导致周期性的失衡和危机。这在早期资本主义表现得更明显，那时没有社会福利和转移支付，大众消费受工资水平的市场条件制约，常常滞后于经济增长。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出现，缓解了这一矛盾。

以上描述并不适用于近几十年来的美国经济。美国的社会福利水平低于欧洲，但通过鼓励居民无节制地大规模借债消费和购房，促成了高消费、低储蓄、借债花钱的美国生活模式。这在很长时间内“解决”了消费不足问题，维持了美国几十年的繁荣。因为这样的负债消费不可持续，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以及“金融创新”，将债务包装成“优良资产”推向世界各地，转嫁风险，造成了全球范围的金融泡沫。

过去30年间，美国居民家庭未偿还债务从1万亿美元涨到14万亿，相当于2008年GDP总额。2008年，美国居民、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未偿还债务合计达到了GDP的354%（CEIC数据）。

金融泡沫的破灭，把美国老百姓从天堂带回了人间。现在他们需要在长时期内压缩消费，提高储蓄，减少负债。加上金融泡沫破灭造成的资金链断裂，导致了世界范围的需求萎缩。这样一来，消费需求不足以拉动经济，再次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消费不足是个收入分配问题。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收入差距过大，教育和就业机会不平等、缺乏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进一步限制了大众消费能力。因此扩大需求，重点应改善全民教育和就业技能培训，改善社会保障和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政策需要补充的话，那么也许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把扩张性支出的主要部分用于改善民生，从根源上纠正经济失衡。

发达国家也需要拿出行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不要只在输出金融泡沫时想着全球化，在帮助穷国摆脱金融危机时就忘了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