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示范与苏版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在“超英赶美”的赶超战略推动下，我们首先从东北解放区开始，继而在整个中国大陆，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计划经济体系。

　　这套体系的核心是通过指令性计划，将生产任务层层分解到工厂，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要由上级计划部门决定，甚至连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多少原材料也都必须层层向上级计划部门申请。信息传递链条之长、决策程序之复杂，使得“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经过近30年的尝试，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一些统计数字上的高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运行的大起大伏，更为严重的后果则是长时间的生产物资匮乏和生活必需品短缺。

　　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起伏最大的一次莫过于1958年的“大跃进”及其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关于那次“过热”的原因，当时说是由于“计划失控”，由于“高指标”和“层层加码”造成的。直到很多年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是计划经济体制中“预算软约束”所导致的投资冲动，是计划经济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

　　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内在矛盾：一方面，政府制定指令性计划，要求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层层落实、严格遵守;另一方面，指令性计划的落实又需要通过公有制、需要依靠政治运动来强制实现，而政治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又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势必冲击到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内在的不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波动仍然存在，但是波动的原因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外部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大大减少，但由于地方政府换届所引致的投资冲动依然存在;并且在转轨过程中还出现了由于新旧体制摩擦所引起的经济波动，如隐性通货膨胀的释放。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所固有的市场波动因素也越来越强。

　　为了应对新形势下的经济波动，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方式，逐渐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直接的行政控制，向着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间接的宏观调控方向发展。

　　对于我国的宏观调控而言，一个里程碑性的事件就是1985年召开的“巴山轮会议”。那次会议主要有两点收获，一个是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有宏观控制的市场模式(所谓“B2模式”)，再一个就是明确了国民经济管理要从直接的行政控制转变为间接的宏观控制。

　　“巴山轮会议”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管理也的确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以前的调控大都是以国家计委为中心，以调整指令性计划为主要手段，通过计划调整来控制经济的“过热”。而到了1993年的那一次宏观调控，调控的中心转到了以央行为中心。在当时加强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中，有13条是经济手段，其中大部分是金融手段。这表明我国的宏观调控前进了一大步，从而使这一轮“过热”于1996年实现了“软着陆”。

　　此后，随着经济的波动，我国的宏观调控不断地得到加强。“宏观调控”已经从最初的特指经济过热时的紧缩措施，逐渐演变为经常性的调控措施，当然也包括了经济“过冷”时的刺激政策。与此同时，围绕着宏观调控的各种讨论也越来越热烈，甚至连究竟什么是“宏观调控”，也是众说纷纭，各持己见。

　　所谓“宏观调控”，在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就是指宏观经济政策，它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收入政策。但是宏观调控这一概念在引入我国以后逐渐发生了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讲宏观调控，指的是总量控制;有的人将结构调整加入其中，因此包括了产业政策;还有的人将项目审批、贷款规模控制等计划控制方式也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甚至连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也被视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因此，到底什么是“宏观调控”，非常需要理论界进行深入讨论。

　　进一步而言，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例如：从横向上讲，中国地区差距较大，货币政策是否应当具有差异性?从纵向上讲，宏观调控是中央政府的专属职能，那么地方政府到底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从时间上讲，财政政策为何“积极”容易“淡出”难?此外，中国经济到底是“刹车容易，启动难”?还是“启动容易，刹车难?”

　　再进一步，中国经济“过热”或“过冷”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是GDP增长率，还是物价水平?或者是失业率?……所有这些，也都需要理论界能够加以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