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主办的2020年第一季度宏观形势分析会于2020年4月25日下午召开，会议主题为：“改革医疗卫生体制 提升民众健康水平”--疫情下金融如何服务医疗体制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研究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魏加宁出席会议并演讲。
关于医改，魏加宁强调要加大医药卫生资金投入，提高医护人员福利待遇。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危机其实就是一个暴露短板的过程。“上行比较”，与G7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医院的数量，还是病床的数量；无论是医生的数量，还是护士的数量，都与G7国家相距甚远。与周边比较，我们与东亚国家或地区，也都要有一定的距离，尽管个别指标我们上升很快。
魏加宁强调，当务之急，不是什么“新基建”，而是“新医院”，也就是有强大的民生需求的、互联网、数字化的“新医院”。他建议，应该进一步推进采用PPP模式，动员各方面资金，加大对医药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他指出，医改进展一直不是很大的原因之一是没有重视“人”的作用，此外他指出把医改出现的问题归罪于“市场化”，是错误的。他建议要大幅度提高医护人员的福利待遇，制订患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设立医患矛盾协调仲裁机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研究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魏加宁以下是会议实录魏加宁：加大医药卫生资金投入，提高医护人员福利待遇一、加大医药卫生资金投入根据木桶原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危机其实就是一个暴露短板的过程。此次新冠疫情暴露出我们的不少短板，很值得认真反思，尽快把短板补上。
上次1月的会议我讲了一个短板--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需要通过开放信息市场把这个短板尽快补上。今天讲另外一个短板，这就是医药卫生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导致武汉出现了“医疗资源挤兑”的现象。这里说的是三件事：医疗、药品、公共卫生，三个方面的资源和能力都严重不足。
记得2003年萨斯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给领导写信，《中国经济时报》也刊登过。我说萨斯爆发的原因，从长期看是医疗卫生投入不足；从中期看是风险评估缺位；从短期看是危机应对不当。后来国务院建立了应急管理系统，但是奇怪的是，花巨资建立起来的这套应急管理系统在这次疫情中好像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在2003年萨斯结束的时候，我有一个关于《后SARS时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发言，其中提到：今后全社会应当加大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包括政府，也包括社会各个方面。
遗憾的是，尽管这些年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增加了一些资金投入，但还远远不够。从这次新冠疫情来看，我们的医药卫生资源仍然严重不足，甚至武汉等地方还出现了医药资源挤兑的现象。
我们可以就我国现有的医疗资源进行一下比较。
首先是“上行比较”，这是社会心理学的术语，也就是跟比自己强的国家比较。社会心理学指出，“上行比较”可能会让你感觉心里不大舒服，似乎有伤“自信”；但是这种方法有助于你找到差距，改进不足。
上行比较，最简单的就是跟G7国家比较。战后日本为什么能够发展这么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整体盯着G7其他国家，比如它每年的《财政白皮书》里，最后面一定是有关G7其他的状况如何，以便见贤思齐。所以，我们首先和G7进行一下比较。
与G7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医院的数量，还是病床的数量；无论是医生的数量，还是护士的数量，都与G7国家相距甚远。
其次是周边比较。社会心理学指出，人们其实更愿意跟自己周边的人进行比较。那么，与我国周边的东亚国家和地区进行相比，就会发现，无论是医院的数量，还是病床的数量；无论是医生的数量，还是护士的数量，我们与东亚国家或地区，也都要有一定的距离，尽管个别指标我们上升很快。
最后是时间比较。也就是与过去比还是与将来比的问题。与过去相比，你会觉得成绩很大，与40年前相比，与70年前相比，我们的进步的确很大。但最重要的是要和未来比较，要与未来的需求比较。我们未来面临的是什么问题？是一个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还无所谓呢，身体棒棒的，但是过多少年以后，当你步入老龄社会的时候，你也要看病治病的，届时我们的医药卫生基础设施供给跟得上吗？尤其是，中国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未富先老”，与日本进行比较，2017年中国的老龄化比率已经相当于日本1987年的水平了，可是我们的人均GDP水平还只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所以说，“未富先老”的局面提醒我们，在医药卫生方面的投入还要进一步加大。
再换一个视角。记得2002年底，朱镕基总理卸任之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上，镕基总理在一个临时安排的讲话中，讲到过去五年他这一届政府所做的工作时，他说给，他给后人、给国家、给老百姓只留下了三个储备：一是粮食储备，二是社保储备（社保基金），三是外汇储备。他说他希望这些储备能够为将来万一国家发生什么天灾人祸的时候，能够让老百姓有个周转，有个回旋的余地”--我当时听了镕基总理这番话时真的是热泪盈眶，一个国家领导人，他想的不是自己在位如何如何，而是在退下来的时候能够给后人、给国家、给老百姓留下什么？！
今天讲这个故事，是想说，从此次新冠疫情的教训来看，我们还需要再增加一个储备--这就是医药卫生资源的储备。因为从趋势上看，全球化尽管许多好处，但是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就是，由于交通的方便，人员的流动，传染病也更容易流行，因此，如果我们的医院平时都人满为患，捉襟见肘，何以应对疫情防控的“战时需要”？！
虽然最近出现了“逆全球化”暂时的现象，但是，随着把短板补齐（比如信息机制），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通信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的进步，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和文化间距离都会大大缩短，所以世界经济早晚还是要回到全球化的轨道上来的。但是为了使世界经济尽快回到全球化的轨道上来，就要把短板补齐，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大对医药卫生基础设施和储备的资金投入。
我认为，当务之急，不是什么“新基建”，而是“新医院”，也就是有强大的民生需求的、互联网、数字化的“新医院”。这是有现实需求的，投入之后是可以有回报的。并且，最大的回报是国民福祉，是老百姓的身体健康。
2002年的时候我去日本访问时，看到电器商店有电子血压计、心电图仪和家庭健康终端，而且这些产品都有和电脑连接的接口。看到这些我当时就想，如果把这些东西能够和医院联网，很多人就不用都跑到医院去看病了呀！许多检测可以在家庭终端上就能做完，传输到医院，医院有专门的大夫进行初诊，需要去医院就去医院；不需要去医院的就在家吃药休息，这样不就可以大大减轻医院的门诊压力吗？！回国以后我就和咱们的企业家们讲这个事情。可遗憾的是，跟小企业讲，小企业做不了；和大企业讲，当时大企业都忙着炒房地产呢，根本没有兴趣。后来，在一次世界银行有关“社区医院”的课题座谈会上，我把我的想法讲了出来，结果一位与会的美国公司代表回去就跟她们公司领导做了汇报，10年之后我再见到她时，她跟我说，她们公司在这个领域已经赚了大钱了。后来我注意到，日本政府的长期规划中，也把发展“远程医疗”作为长期发展目标。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进一步推进采用PPP模式，动员各方面资金，不光是政府资金，也包括境外资金、民间资金、慈善资金等，要动员方方面面的资金来加大对医药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前几年我曾经带团到日本考察PPP经验，专门看了一家采用PPP模式修建的医院，建设的和高级宾馆一样，里面安静极了，医务人员比患者还多，国际化水平相当高，有五种语言的标识牌。和我们的三甲医院人满为患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们要通过PPP模式加快推进数字化的现代医院建设，让老百姓平时病有所医，疫情发生时不会发生医疗资源的挤兑。这是大方向，于国于民都是大好事儿。
同时，金融机构也应当加大对于医药卫生领域的PPP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而政府的监管重心也应该从严控事前的市场准入，移到事中的加强监管。
二、提高医护人员的福利待遇
这些年，医改问题讨论了很多年，医改进展一直不是很大，医患矛盾越来越尖锐，我认为，其中原因之一是没有重视“人”的作用，也就是医护人员群体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有人把医改出现的问题归罪于“市场化”，其实是错的。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要有自由竞争。可是我们有真正的自由竞争吗？医院作为市场主体的话，能够自由进出吗？
2003年萨斯爆发时我就指出过，我们的医院实际上垄断的，政府投入长期不足，又在很长时间内不允许民间资本进来，也不允许外资进入--在一些自贸区里，注册了多家外国医院，但是根本开不了业，各种的限制。外资进不来，正规的民间资本进不来，更不要说慈善资金（国外很多医院资金来自于教会，来自于慈善基金），于是就逼着公立医院自己去挣钱，逼着医生自己谋福利，所以，整个“市场”全都搞乱了，各种的行为扭曲。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重视“人”的作用。记得2005年左右，卫生部组织撰写过一个《国家医疗卫生发展战略报告》（大意），这个报告写了很厚一大本，写得非常好。让我做点评的时候，我说道，这个战略构想非常好，可是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只字未提，就是医护人员的地位和作用。我说，这么好的战略谁来落实啊？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对医护人员的地位和作用重视不够。这次疫情来了，知道了医生的重要性，知道了护士的重要性，大家都重视了，可平时呢？
所以要提高医护人员的福利待遇。为什么？
早在80年代我在日本学习的时候，北医的医生到日本学习进修，我们一起和日本专家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医护人员尤其医生的待遇要高？记得当时讨论过几个理由：
首先一个是学习成本高。学别的专业一般都是4到5年，但是学医的常常要6到8年。不光时间长，而且还得背难记的拉丁文，还得上解剖课，所以，学医是最苦的，没有刻苦精神的人是学不下来的。
其次是医护工作复杂程度高，医生的劳动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劳动，光脑子好使还不行，体力还得跟上，还得不怕肮、不怕累。
再次是劳动强度高。我父亲的老战友，文革前的同仁医院院长汤进大夫，战争时期抢救伤病员一上手术台就是十几个小时。别的工作累了可以休息，可是医生做手术做到半截说我得回去休息休息，可能吗？！根本不可能！所以，劳动强度非常高。
再有就是风险度高。在日本，两种人的工资收入最高的，一个是律师，一个就是医生。我问日本专家为什么？他回答说，因为这两种职业的风险都是最高的，都是人命关天的，所以要高回报。
最后就是社会地位高。在国外，你骂政治家都可以，但是有两种人是不能骂的，一个是军人，一个就是医生。军人是保卫国家的，而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据日本专家讲，在日本，连小偷都的有规矩的--偷谁也不能偷医生，为什么？--因为谁敢保证自己不会生病？！不会受伤？！只要是人，早晚都是要有求于医生的。
可是我们中国的医生是什么地位呢？我有个中学同学，北医三院的朱大夫，已经去世了，他生前曾经有一次和我抱怨，他说：“我们医生的地位真的很尴尬，当病人求你的时候恨不得管你叫爷爷，叫奶奶；等病好了以后我们什么都不是，甚至连孙子都不如！”我当时听了真的十分感慨。
此外，更重要的是，医生的素质与国运的关联度极高。日本专家曾经讲，提高医生的待遇，就是把一流的人才吸引到这个医生这个行业里来，因为一个国家要想崛起，首先国民的身体素质要上来；要想让国民的身体素质上来的话，你就得把最好的一流人才吸引到医疗卫生领域里来，让他们为国民服务，为国民的健康服务。
如图所示，从医生的人均收入为人均GDP的倍数来看，在与G7国家和东亚地区相比，中国是最低的，小时收入也如此。所以，我们要大幅度提高医护人员的福利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达国家，一方面，医护人员的福利待遇非常高，但同时门槛也很高，并且行业自律标准也非常高，一旦你违反了医师的职业道德，就会立刻受到惩罚，严重的会被吊销医师的执业资格，逐出医生行业，并被终身禁入，一辈子不能再行医。
同时，我也赞同有的专家提出的，制订患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设立医患矛盾协调仲裁机构，作为一个相应的平衡机制。
说道这里，顺便提几条建议。
一是保险公司要开辟一些为医护人员量身订作的保险产品，比如医疗责任险等，在这方面应当是有很大的市场。
二是尽管《基本医疗卫生和健康促进法》6月1日就要开始实施，但我认为还应当明确制订一部《医护人员保护法》，以保障医护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福利待遇水平，比如明确规定医护人员的福利待遇至少不能低于本地平均收入水平。具体标准可以研究讨论。
三是提高医师协会、护士协会等自律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加强政府监管。
三、快速提高政府部门医药卫生专业知识水平
这次新冠疫情暴露出来的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医药卫生监督管理部门领导干部的非专业化问题非常严重。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防控传染病很可能将成为各级政府今后工作的一个“新常态”，因此要提高政府官员的医药卫生专业知识水平，尽快改变“外行领导内行”的现状，尤其是疾控中心、医疗卫生系统的领导干部一定要职业化、专业化。为此，建议修改《政府组织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领导班子里，至少要有一位是学医的出身，要有一位有从医资格和从医资历的领导。也就是要让更多懂医的干部，特别是有公共卫生专业知识的干部进入到领导班子里来。只有这样，我们才依靠及时应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尤其是传染病流行风险增大趋势所提出的新的要求。
我真心希望在下一次类似疫情暴发之前，我们国家能够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都已做好充分准备，不再像萨斯之后那样“好了伤疤忘了疼”。
